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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氣憤地說：「自從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已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作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國土，還要難受... ...現在是什麼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麼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麼軍隊？成什麼政府？」
　　1945年，美英蘇在雅爾塔「密約」，讓外蒙獨立以換取前蘇聯出兵。蔣經國到前蘇聯簽約時，向斯大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回答說：「你說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1945年8月9日，前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斯大林說：「我們已經等了40年。」他指的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關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瀋陽，就遇到了蘇軍搶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國百姓前來訴苦。八路軍一面電告中央蘇軍「衣衫襤褸，紀律甚壞」，一面要求蘇軍嚴肅紀律。蘇軍答覆說：「士兵們對法西斯極為仇恨，在德國時他們就是這麼幹的。」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當時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國際社和中國中央通訊社的記者們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現場只有一部通訊用無線電台。一番爭吵後，大家商定抽籤決定。結果中國中央通訊社的曾安波最幸運，他第一個向全世界報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日本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即命令八路軍、新四軍等共產黨系統的軍隊原地駐防，不得獨自行動。朱德則拒絕這項命令並特別聲明解放區軍隊有參加敵人受降及各項國際會議的權利。日本投降後頭顱低垂，失眠的眼眶深深下陷的蔣介石發表了他那著名的以德報怨的演講：「我們武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並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實現，一直要作到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為我們所征服，使他們能徹底懺悔，都成為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分子，像我們一樣之後，才算達到了我們全體人類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目的。... ...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一位年逾八旬的親歷者回憶當年抗戰勝利時的情景：「勝利日的那天下午，我們在做工，發現身邊的監工總是竊竊私語，不久就集合開會去了，接著廠裡的機器就陸續停了。門口軍營守衛的日本兵不見了，然後就聽到樓外賣報紙的小孩喊：『號外！號外！日本宣佈投降！』我們當時真的不敢相信。覺得肯定是小孩把戲。可又想這玩笑也開得太大了不是，於是就有個人說要下去買報紙，當他拿著報紙上來時是哭著走上樓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給大家：日... ...本宣... ...布無條... ...件投... ...降！廠子裡一下子變得特別安靜，我根本沒緩過神來。好像時間停止了幾秒鐘，但瞬間就像炸了鍋似的熱鬧起來。年輕人把手裡頭的工具都給扔了，蹦了起來，壓抑太久，蹦的那個高啊... ...」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將率部乘美軍軍機抵達南京，成為戰後最早進入南京的中國將領。當飛機到南京上空盤旋下降時，俯瞰南京城，河山雖然依舊，卻是滿目瘡痍。冷欣聯想到總理陵墓，「別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胡蘭成被汪偽政權拉攏過去，大節盡失，卻對抗戰評價甚高：「抗戰是非常偉大的，它把戰前十年間種種奢侈的小氣的造作都掃蕩了，於是中華民國便非常清真。抗戰的偉大便是中國文明的偉大。中國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蕩蕩乾坤，且更覺有日常人事的親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戰又是非常真的。」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所做的閉幕詞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1945年毛澤東在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時，激情洋溢地描述了光明的新中國：「我們建立的將是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現實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一，言論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免於恐懼的自由)。」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飛的陪同下抵延安訪問。傅斯年與毛澤東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舊識，在談到五四運動時，毛稱頌傅的貢獻，傅則以陳勝、吳廣自況，說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澤東報之以微笑，並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寶，毛遵囑慨允，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人詠史詩一首書呈孟真先生，毛澤東。」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機場共話天下。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放任不羈，脫略形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有時，會把手伸到褲襠裡抓虱子。後來有人將此向梁印證，梁公微微一笑，沒作否認。梁曾極度讚賞延安時代的毛澤東的天馬行空、豁達大度、察納雅言。他用了四個字：「軼群絕倫」。有問蔣介石同毛澤東對比如何，梁答曰：「差遠了！」
　　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兩天後，毛澤東回電：「為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轉天，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這時斯大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於是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美國在談判期間保證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爾利親赴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
　　蔣介石曾對秘書陳佈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期間，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請張申府吃飯，十分客氣。但當張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毛澤東面上頓現不豫之色。張在這本書扉頁的題詞是：「潤之吾兄指正。」1945年10月8日，胡風前往重慶九龍坡機場歡送前來參加國共談判的毛澤東回延安，這已是幾天裡他們的第三次見面了，但交情難說深厚。在歡送的人群中，雖然胡風「被徐冰從背後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沒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1946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
　　1946年，戰爭的硝煙散去不久，美國《時代》雜誌第一期登載了一篇回憶駝峰空運的文章：「戰爭結束，在長520英里、寬50英里的航線上，飛機的殘骸七零八落地散佈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們稱之為『鋁谷』。在晴朗的天氣中，飛行員可以把這些閃閃發光的鋁片當作航行的地標。」整個二戰期間，美國損失在駝峰航線上的戰機就達468架，犧牲飛行員1579人。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等消滅了對手之後再說吧。」晏陽初說：「如果你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二戰後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最富裕的一個中央政府，黃金美鈔，飛機大炮，史所未有。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說：「國民黨如還剩下幾把掃帚柄，也可把長江堵住，為什麼湯恩伯的四十萬大軍竟連幾把掃帚柄也不如？豈不怪哉！」1945年剛勝利時，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因為接收大員們似乎只關心「五子登科」：條子、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論語》雜誌149期載：「法幣滿地，深可沒脛，行人往來踐踏，絕無俯身拾之者，謂之『路不拾遺』。」一副流傳的對聯《贊財政當局》：「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謂屁無捐。」《論語》刊載民謠以諷法幣：「平平漲漲漲平平，漲漲平平漲漲平，漲漲平平平漲漲，平平漲漲漲平平。」
　　黃炎培給15年來國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筆賬：「上海有一個文化機關，15年前，得一位熱心家捐了銀元55萬元，約定存入8家銀行，只用息，不動本，規規矩矩地照辦。一會兒法幣政策實行了，合成法幣55萬元。上海陷敵了，法幣2對偽幣1，合成偽幣25萬元。勝利了，偽幣200對法幣1，合成法幣1250元。金圓券頒行了，法幣300萬對金圓券1，合成金圓券4毫1絲；金圓2對銀元1，合成銀元2毫零5息。15年間，繞了一個大圈子，55萬元幾乎等於零，鬧了一個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