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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賢是忠，還是奸；是賢，還是惡？
　　最有發言權的是朱由校、朱由檢倆兄弟，因為大明江山是他們朱家的。朱由校病重時 召見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臨死時，讓魏忠賢宣召朱由檢入宮，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朱由校臨終囑托朱由檢是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這「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八字是值得人們深思的。恪謹忠貞說明魏忠賢是忠於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國家大計為重。說魏忠賢專權也罷，獨裁也行，有兩件事的處理，還是可以證明魏忠賢以國事為重，不像東林黨人專事黨同伐異。
　　《明史》本傳載，御史侯恂請朝廷破格任用袁崇煥：「天啟二年(1622)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侯恂是誰？就是著名才子侯方域的父親，東林黨人。清康熙十一年版的福建《泰寧縣志》卻載說向朝廷推薦袁崇煥的是都察院守院御史江日彩：「辛酉(1621)還朝，值廣寧之陷，榆關告急，彩力薦袁崇煥出守寧遠，再挫敵鋒，鹹有知人之目。」並且有江日彩的的《議兵將疏》為證。江日彩是不是東林黨人，不清楚，但他是東林黨人禮部右侍郎錢龍錫的至交好友是事實。江日彩隻身在京任職病倒京城，是錢龍錫照顧他；天啟五年，江日彩病逝，是錢龍錫等幫著料理後事。錢龍錫還為江日彩寫墓誌銘。他在墓誌銘中，提到了江日彩舉薦袁崇煥一事：「辛酉還朝，值廣寧之陷，榆關告急，公薦今督師尚書袁公崇煥出守寧遠，卒再挫虜鋒，人鹹謂公知人云。」不管是誰推薦了袁崇煥，不是魏忠賢一黨是肯定的。但魏忠賢把持的朝廷還是破格錄用了袁崇煥。天啟五年，東林黨人被天啟皇帝摒棄後，袁崇煥依然帶兵打仗，羸得天啟六年的寧錦大捷。
　　天啟三年三月，努爾哈赤率後金大軍攻陷瀋陽後，又進攻遼陽。兩軍在城外佈陣激戰五日，明軍戰敗，遼陽城告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刎而死。遼沈一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京師大震。誰繼袁應泰出任遼東經略成為朝廷頭等大事。各黨派也十分重視，因為誰獲得遼東經略的位置，就等於取得了軍國大計的發言權。東林黨人劉一燝、江秉謙等推薦熊廷弼，浙黨一派則力挺張鶴鳴。朝廷還是同意了東林黨人的推薦，重新啟用熊廷弼。
　　東林黨人對後金的方略是「請集兵十八萬，分佈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為應援。更挑精悍者為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所以，熊廷弼第一次任遼東經略時，駐守遼東一年多，遼東邊境也倒基本太平。當然，這有熊廷弼「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為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功績，也有努爾哈赤忙於擴充勢力，征討平定東北的其他部落的原故。
　　對東林黨人的遼東方略，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要大部隊屯兵於遼東，兵源是個問題，朱由校費盡心思，從四川、雲貴等地調入援遼兵力，湊數也只有十二、三萬人，而且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兵，戰鬥力不強。兵部招幕來的新兵，派往鎮江、寬甸、清河等要地，沒幾天，都逃之夭夭。要長期屯兵十多萬人於遼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據《明史紀事本末載》載，萬曆四十七年，天下加賦八百萬，遼餉三百二十四萬，另征車三萬七干輛，牛七萬四千頭，加上打造器械、修繕城堡，構築工事等費用，遼東餉總計每年五百多萬。對大明朝日漸衰弱的國力是不堪重負的。
　　這在東林黨重新受到重用的崇禎朝更為明顯，這道理很簡單，消積的防守，只能是守一時一地，並不能有效消滅敵人；相反當你在忙於耗盡人力財力在防禦時，敵對的力量也在同時聚結。所以，大明朝還沒有打敗後金的努爾哈赤時，已被遼餉、剿餉、練餉迫得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軍推翻。所以，熊廷弼為大明朝開出的藥方並不能治大明朝的病，只能把它拖跨、拖死。天啟帝本來就被熊廷弼的這個無底洞的治遼方案搞得心力憔悴，頭昏腦脹。至到天啟五年，主戰的遼東巡撫王化貞被後金派入廣寧的間細挑起兵變，打開城門迎接後金軍隊。王化貞只好敗出廣寧城。熊廷弼見到戰敗的王化貞，還幸災樂禍地嘲笑他說：「你那個四萬軍隊三個月蕩平後金的計劃，進行得怎麼樣了？」當王化貞建議調集軍隊，再設法阻擊後金軍隊時，熊廷弼卻連防守都主動放棄，下命所有遼東部隊撤回山海關，拱手把關外交給努爾哈赤。正因為東林黨人這樣不負責的舉置，讓朱由校徹底看透了東林黨人，下命撤查東林黨人，永不錄用。
　　魏氏集團在對待政敵方面故然有其殘暴的一面，如《明史紀事本末》載：「(天啟五年)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 ...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纍纍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讓人所不齒。
　　但是，東林黨人對政敵又何嘗仁慈呢？楊漣上疏說：「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錢嘉徵控告魏忠賢說：「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奸狀；決東海之波，難以洗其罪惡。伏乞皇上獨斷於心，敕下法司，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 天啟三年，東林黨重要首領之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趙南星與吏部尚書周嘉謹等人主持京察。翌年二月，公佈京察結果，北南兩京被彈劾處理的官員達338人，創明朝三百年來之最。齊黨、楚黨領袖人物，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四位給事中成了「四凶」。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提出異議，認為這四人沒有什麼劣跡，處理得太過分。趙南星堅持已見，特著文《四凶論》，把亓詩教、趙興邦等人比作虞舜時期的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一定要把他們驅逐出朝廷。稱之為邪黨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紹徽、徐兆魁、徐大化等人，都被罷免。即使是不結黨的，只要是與東林黨人政見不合的一概被打入「邪黨」，趕出京城。所以， 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為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小人之玷，大概這就是政治的殘酷性。
　　朱由檢自認為自己會比哥哥高明些，能夠駕馭東林黨這匹野馬，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逐魏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但是，他吃盡了苦頭。重新上台的東林黨為了爭取民心，免了許多賦稅。可是，東林黨人的守遼，每年要耗去國庫九百萬兩白銀，幾年下來耗光了明朝的財政。這些以倡談儒學為己任的東林黨人，也不過是一群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呈上來的奏章大多大話、空話連篇的愚腐之見，紙上談兵之奇談怪論，國事無補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黨爭加劇，相互攻訐，彼此掣肘。崇禎再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也難以應付這種局面。他十七年中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和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都於事無補。
　　至李自成兵圍北京的時候了，國庫虧空，崇禎向朝臣們借錢，個個都沒有了平時激昂高亢的愛國詞。是他們沒錢？不是。李自成一進京，從他們身上就收刮到七千萬。他們是寧可國破，也不肯出錢。 有的東林黨人乾脆投降了李自成，像保舉過袁崇煥的侯恂當上了大順的工部尚書。崇禎在失望之餘才想起了他哥哥朱由校臨終前對他所說的話：「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殺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將魏忠賢的遺骸收葬於香山碧雲寺。
　　朱氏兩兄弟走不同的路，卻得出同一個答案，讓人深思。大明朝是要亡的，這沒錯。但是歷史偏偏給人們開了個玩笑：沒有亡在魏忠賢那幫流氓無賴的手中，偏偏亡在這幫自以為飽讀賢聖之書，治國有方的腐儒手中。歷史是不是在給人們一種警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