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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紀中葉，准葛爾部的葛爾丹大汗率兵進攻外蒙，在武力抵抗不濟的情況下，與清王朝有相同信仰(喇嘛教)的外蒙上層王公面前擺著兩條路：歸附俄國或歸附中國。最終，他們選擇了中國。對於外蒙，清廷格外用心經營。專設庫倫(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辦事大臣，並定期舉行軍事演習。好在，中間雖然小摩擦不斷，但總體來說，直到辛亥革命前，外蒙古都還算比較安靜。
　　1911年是個轉折點。武昌首義成功，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國各省紛紛宣佈獨立，外蒙古也在其中。可是後來當宣佈獨立的各省開始為重新統一而開展各種政治活動的時候，外蒙古卻脫離了這一進程，打算獨立建國。準確地講，外蒙的出軌，沙俄實在功不可沒。不要放過中國發生革命這個非常有利的機會來保證喀爾喀(即外蒙古)的獨立發展，俄國一方面策動外蒙上層貴族和僧侶，一方面向外蒙提供大量武器，15000隻步槍、750萬發子彈和15000把軍刀很快就運到庫倫，交給正準備行動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俄國還在俄蒙邊境集中了近15萬俄軍，揚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內，即可調動數萬兵力，集結庫侖。12月初，清廷駐庫侖辦事大臣的衙門被包圍，三天後，辦事大臣被30名哥薩克兵請出了邊境。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報。次年11月3日，俄國與外蒙簽訂了《俄蒙協約》及附屬《專條》，其中諸如沙俄有權保護外蒙自治、有權援助外蒙編練軍隊、有權阻止中國在外蒙駐軍和移民，類似這樣的規定，自然不會得到中國認同。4天後，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梁如浩照會沙俄政府：「無論貴國與蒙古訂何種條款，中國政府概不承認。」。接下來又是幾輪談判，中國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簽訂《中俄蒙協約》時，中國除了贏回一個空洞的宗主國稱號外，在外蒙的權力幾乎喪失殆盡。
　　外蒙剛宣佈獨立時，許多人對此都表達了不滿，其中，有兩人被報界稱為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回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他們是孫文和徐樹錚。一戰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一戰後，俄國一片混亂，外蒙古獨立勢力失去了重心。民國政府緊緊抓住這一時機，希望一舉收復外蒙，具體執行者就是徐樹錚將軍。徐樹錚是皖系名將，文武雙全，此人風流自賞，豪氣干雲，曾賦詩曰：「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張學良對他敬佩有加，稱其「上馬殺賊，下馬露布」。但有研究者認為，徐樹錚氣度狹隘，不過單就外蒙一事而言，他還是真正愛國的。
　　1919年10月，徐樹錚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這是一支勁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於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已經失去了舊政府的俄國舊軍隊。但他們只是劫掠物資，並沒有政治目的。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認為他們在騎術方面惟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於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只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中國軍隊進展迅速，蘇維埃新政權內亂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樹錚部開進庫倫。徐樹錚毫不手軟，軟禁了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軟了下來。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國懷抱！
　　徐樹錚立了大功，他同時向段祺瑞總理和南方革命黨孫文發電通報，孫文收到電報後，不顧國民黨內部許多人的反對，回電慶賀。1919年是中國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歸，可算是當年最可慶祝的大事。但是徐樹錚在外蒙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最終還是給外蒙問題留下了隱患。他處理問題缺少彈性，拒絕外蒙提出的若干條件，堅持要求外蒙無條件撤銷自治，限令36小時內給予答覆，否則兵戎相見；而且，在冊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時，徐樹錚令其起立受封，這種傲慢態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駐庫倫辦事大臣地位與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禮)。所以，上層蒙人，無論王公還是喇嘛，都是銜恨於北京，只是暫時壓住火，等待機會再掀風波。徐樹錚收復外蒙之後，中國政局仍在動盪之中，北部邊疆兵力空虛。就在這個時候，溫琴男爵和他的亞洲騎兵師出現在外蒙的歷史舞台。
　　1920年10月，哥薩克騎兵團長溫琴率領800騎兵闖進外蒙古。在日本特務機關的幫助下，溫琴組建了一支由白俄軍官、流亡哥薩克、蒙古騎兵以及日本特務構成的拼盤隊伍，號稱亞洲騎兵師」。溫琴要做的，是依照上司指示，率領亞洲騎兵師對遠東共產黨實施包抄圍殲。其間，這位溫琴男爵被成吉思汗的故事迷倒，他脫掉西裝，穿上蒙古黃絲長袍，迎娶蒙古公主，自稱成吉思汗再世，做起了皇帝夢。
　　他發動了對庫侖的進攻。當時，駐紮在外蒙古的軍隊為奉系的郭松齡部，其人數超過溫琴的亞洲騎兵師5倍，可實在沒想到，幾經交手，郭松齡戰敗。1921年2月3日，溫琴佔領庫侖。此時，張作霖在北京坐不住了，決定進兵外蒙。可實在讓人糊塗的是：奉軍走了一個月才到達滿洲裡車站，為什麼走這麼慢？根據某些資料記載，應該是張作霖、溫琴、日本人在找利益共同點。
　　當1921年5月，張作霖真要提兵進入外蒙境內時，蘇維埃出面阻攔了。在外蒙問題上，蘇維埃繼承了沙俄的衣缽。當它正在思考用什麼方式進入外蒙時，溫琴給它提供了機會。溫琴打敗郭松齡之後，宣佈恢復外蒙古自治，自封外蒙軍隊的「開國大巴圖魯司令」。蘇聯紅軍恰好可以借收拾這個舊政府殘餘，向外蒙古發兵。這時，對外蒙古歷史影響深遠的人物喬巴山出場了。
　　喬巴山是牧民出身，是徹底的蒙獨分子。1921年3月，喬巴山組建蒙古臨時人民政府，與庫倫上層王公和我溫琴為敵。由於實力懸殊，喬巴山決定向蘇聯借兵。5月，蘇聯紅軍開進外蒙古。很快，庫倫政權倒台，被蘇維埃扶植的蒙古民主革命政府取代。不久，蒙古軍隊永遠趕走了中國軍隊。自那時起，蘇聯紅軍卻留在了外蒙古，直到1992年才全部撤出。不過，雖然外蒙再次宣佈獨立，但民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它是主權國家。1927年，蔣中正北伐成功，蘇聯請求其承認外蒙獨立，遭到拒絕，蔣中正責令外蒙放棄獨立，回歸中國。
　　很多年以後，鄧小平曾對美國總統老布什說過，「雅爾塔協議把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 ...陷我們於極其不利的戰略位置」。此前的外蒙，雖然依靠蘇聯實際已經獨立，但這種獨立一直缺乏法律效力。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美、英為了爭取蘇聯早日參加對日作戰，減少自己的損失，不惜出賣中國利益，在沒有中方代表參加的情況下，擅自答應了蘇聯的無理要求，其中重要一條就是外蒙古維持現狀。
　　國民政府根本沒有想到，外蒙問題會成為一個難點。歷史學家梁敬錞在《(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與其內幕真相》中說，外交部長宋子文1945年7月初赴蘇談判之前，大家都還不知道問題的關鍵在外蒙古，當時眾意所集，多謂談判難關，將在租界與優越利益兩點，外蒙問題擬不置議。所以，當斯大林首先提出外蒙問題時，宋子文很難作決斷，只得草擬了三種意見請示蔣中正：一、准蘇聯在同盟期內駐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並准蘇聯駐兵；三、授權外蒙軍事、內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脫離宗主國。
　　梁敬錞說，宋子文久候訓令不至，所以先請身在蘇聯的蔣經國去拜謁斯大林，作會外接洽。在斯大林與蔣經國的談話中，雖然斯大林承認中國實有不能割棄外蒙的理由，但他仍霸道地說，中國無力驅逐日本，既要蘇聯幫忙，就應接受蘇聯的要求。蔣經國無功而返，宋子文覺得事情不能再拖，所以就以自己提出的高度自治的辦法，與斯大林進行會談。
　　這是第三次會談，共討論了四十五分鐘。宋子文指出，在原協定中，只有「維持外蒙古現狀」的文字，這並不表示要承認外蒙獨立。斯大林對此有另一種解釋：外蒙今日，已經是「人民共和國」，所以它的現狀，即是獨立。雙方辯論非常激烈，談判雙方曾有這樣的對話：
　　宋：「外蒙問題，我們已有現實的建議。」
　　斯：「這個建議並不現實。」
　　宋：「從我們政府來看，則屬現實。」
　　斯：「但是我們不能同意。」
　　宋：「可這就是我接到的訓令。」
　　斯：「那麼我們就到此結束。」
　　宋：「閣下不能瞭解我們的立場，非常遺憾... ...」
　　斯：「閣下不能瞭解我們的立場，我們也覺得非常遺憾，讓我們到此為止。」
　　顯然，斯大林對外蒙志在必得。蔣中正在召集高級幕僚商討後，給宋子文發出了如下訓令：一、外蒙獨立問題，須待我國國內真正統一，領土主權真正無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慮；二、蘇俄如能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之完整，不支持中國之割據，不鼓勵新疆之叛亂，則中國政府願意自動提出外蒙獨立議案，經外蒙公民投票許其獨立，但此宜俟抗日勝利後，始能辦理。
　　按照蔣中正給的說法，抗戰勝利後，外蒙問題就一定得有個了斷了。順帶提一句，為了怕承擔賣國的罪名，宋子文在與蘇聯談判後辭掉了外交部長的職務，所以1945年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是繼任外長王士傑教授。由於美國在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蘇聯怕日本迅速投降，沒油水可撈，8月9日開始對日展開攻勢。僅僅兩個星期，蘇聯紅軍差不多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
　　在蘇軍出兵那一天，蔣中正給斯大林發去慰問電報：「貴國對日本宣戰，使全體中國人民奮起... ...貴國的英勇部隊在閣下的領導之下，清除暴虐納粹勢力，攻下柏林，帶給歐洲和平。這一次貴國趁戰勝餘威，基於促進世界全面和平的觀點，對世界的侵略者宣戰... ...本人相信由於貴國壓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會迅速崩潰。」當然，電文的內容，只不過是外交辭令，在蔣中正的內心裡，從《雅爾塔密約》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都讓他對未來感到不安。中國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禍福，乃至東方民族的盛衰強弱，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不得不滿懷戒懼！這是蔣中正9日夜晚所寫的日記。
　　抗戰勝利近在咫尺之時，外蒙古問題也該有個結果了。在蘇聯政府的一再敦促下，為履行《中蘇友好條約》的諾言，國民政府內政部次長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參觀全民公決。為什麼要用「參觀」一詞，雷法章於1981年3月，發表在《東方雜誌》上的《奉派赴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經過》一文中，有如下解釋：法章為政府派往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監督投票之代表。監督者，有指揮糾正投票工作之權，並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責。而參觀者，僅有觀察其實際情況，詳實報告政府之使命。... ...法章之任務，屬於後者，且奉派之後，迭次晉見先總統蔣公，即當時國民政府主席。奉諭... ...關於投票一事，只宜細心觀察，不得干涉或發表任何聲明。
　　投票結果顯示，在49萬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贊成獨立。其實，如此高的支持率在雷法章看來，只不過是一場滑稽劇而已。雷法章說，投票是公開的記名簽字方式，投票者要當著事務人員的面簽字，沒幾人敢公然簽在反對欄中；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他們之中縱然有意志堅定者，要在反對欄中捺指印，但根本不認識哪裡是反對欄，只有聽從事務人員的指示，而事務人員絕對不會尊重他們的意見；人民本可以採取消極抵抗的辦法，拒絕前往投票，但是無奈投票人的姓名早已寫在投票簿上，並且編了號，如果有人不來投票，直接由事務人員代勞，輕而易舉，無從稽考。
　　雷法章沮喪地回到重慶，向蔣中正遞呈了外蒙古全民公決的情況記錄。蔣中正雖有不滿，但毫無辦法。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公告，外蒙古獨立。同年，蔣中正在美國支持下，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否認外蒙獨立。因此，直到今天，在台灣地理教科書上，外蒙仍在中華民國的版圖之內。
　　關於外蒙古問題，毛澤東很早就開始關注了，他曾經兩次向蘇聯提出蒙古回歸。第一次提出外蒙回歸1949年1到2月間，米高揚在中國訪問，毛澤東曾就外蒙古問題，與他進行過一番對談，通過他向蘇聯要求蒙古回歸。這次談話，米高揚在報告中是這樣記載的關於蒙古。毛澤東主動問我們如何對待外蒙和內蒙的統一。我回答說，我們不主張這樣的統一，因為這可能導致中國失去一大塊領土。毛澤東說，他認為外蒙和內蒙可以聯合起來併入中國版圖。我對他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已享有獨立，日本投降之後中國政府承認了外蒙的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道路，它早就領略了獨立的滋味，任何時候都未必會自願放棄獨立。如果什麼時候它和內蒙合併，那一定是成立統一的獨立的蒙古。出席會談的任弼時這時也插了話，他說內蒙有300萬人，而外蒙才100萬。鑒於我的這一信息，斯大林給我發了電報，讓我轉告毛澤東，電報指出：外蒙領導人主張按獨立統一的蒙古國的原則將中國所有蒙族地區同外蒙合併。蘇聯政府表示反對這一計劃，因為它意味著從中國割去許多地區，儘管這一計劃沒有威脅到蘇聯的利益。我們認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區都統一成一個自治地區，外蒙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獨立而在中國版圖內實行自治。自然，這事的決定權屬於外蒙自己。正如所有人所瞭解的那樣，毛澤東的這一想法自然沒能實現。
　　新中國剛一成立，毛澤東在1949年年底第一次出國訪問，去拜見斯大林。見面後，斯大林曾問毛澤東：「您這次訪蘇有些什麼打算？想辦點什麼事情？」
　　毛澤東回答：「我想搞點什麼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
　　蘇聯人聽了，感到莫名其妙。
　　後來還是王稼樣逐漸摸清了毛澤東的意圖，打破了僵局。蘇聯過去同國民政府訂立了一個友好條約，現在新中國成立了，蘇聯應該廢止那個條約，同新政府簽訂—個新的更進一步的同盟條約。王稼祥對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澤東的想法。很快，情況匯報到斯大林那裡，斯大林表示很高興，他提議說：「毛澤東同志，最好由我們兩個來聯名簽署這一新的中蘇同盟條約。」
　　毛澤東拒絕說：「斯大林同志，訂立條約是政府間的事，應該讓我國總理周恩來同志來辦。」
　　周恩來匆匆飛來莫斯科，發現蘇聯人給自己拋出一個難題，那就是外蒙問題。蘇聯人擔心中國政府不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特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問題視為簽訂中蘇條約的前提。對此，毛澤東萬分憤怒，但依然無法改變事實。
　　第二次提出外蒙回歸，在外蒙問題上，毛澤東的內心深處，一直有一個心結。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奪權，1954年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五週年慶祝活動。為了表示友好，赫魯曉夫解決了兩國之間此前遺留的許多問題，毛澤東對此非常滿意。趁著這股熱乎勁兒，毛澤東又想到了外蒙問題，他對周恩來說：「我看這次新的蘇聯領導人很有誠意。我為他們這次能這麼乾脆地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感到滿意。真是應該值得慶賀的事。但是，現在唯一遺憾的是... ...外蒙古問題。」
　　周恩來意識到，毛澤東要他在下一輪中蘇會談中向赫魯曉夫重提外蒙問題，他估計難度頗大。於是，外蒙古問題又提出來了，周恩來與赫魯曉夫正面交鋒。赫魯曉夫愣了一會兒，接著臉上顯出驚訝的神情。他坐在那兒，一語不發，似乎沒有聽到周恩來的問話。坐在一旁的布爾加寧輕輕地咳了一聲，把赫魯曉夫的思緒帶回現實。赫魯曉夫看到別人都盯著他，也乾咳了一聲，說：「周同志，您提出的問題使我們很難評論，這是蒙古和中國之間的事情，與我們無關。我們是第三方。你們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談談不好嗎？」
　　周恩來仍不放鬆：「說的是。但是我們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國的一部分，你們的反應會怎樣？」
　　「我們的態度取決於蒙古同志的態度，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個人的意見：我非常懷疑蒙古同志會歡迎你們的建議，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了，最近，又同一些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如果蒙古併入中國，它就會失去這些國家的承認。不過，我當然不想代表蒙古領導人說話。」赫魯曉夫的這番話，其實是代表蒙古領導人講的，因為外蒙古完全處在蘇聯的操縱之下。
　　從政府高層來講，領土丟失始終都是一種痛，但是在民間，卻完全是另外一種表達。胡華，中共黨史專家，曾任人民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國民政府承認外蒙獨立後，他在北平各高校畢業生暑期學習團中以《我們應不應該承認外蒙古獨立》為題發表演講，他這樣向學生講述：承認蒙古獨立，對每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值得歡呼的事。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獨立，他們在當時被迫承認了蒙古獨立，事後又大肆造謠，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蘇聯，說：「蒙古獨立是中國領土的喪失」。
　　反動派這樣說原也不足為怪，可怪的是，我們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國的情緒，似乎蒙古也非得劃在中國「版圖」上不可以似的，這實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
　　有人說：「蒙古獨立是不是被蘇聯吞併了去？」
　　這種懷疑是錯誤的。蘇聯政府在交換文書中講的很明白，他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要知道蘇聯決不會趁此機會，把蒙古作為自己領土的。決不會像有些人所想，像日本帝國主義強迫清廷承認「朝鮮獨立」的結果一樣。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侵略任何國家的必要和野心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可見，在當年特有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外蒙古獨立竟是被萬眾歡呼的高興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