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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這場席捲全國的狂飆，成全了一批陰謀家「改朝換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張春橋，多年來在「好學生」柯慶施的教誨下韜光養晦，以展「宏圖」。這時張見時機成熟，夥同姚文元與江青遙相呼應，順利地成為中央文革小組要員，並很快榮升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張春橋、姚文元平步青雲後，猛然殺個回馬槍，煽動上海群眾造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圖打倒陳丕顯、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領導幹部，自己取而代之。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總司」，在聲討「上海市委所執行的反動路線」的示威遊行中橫空出世，不久相繼發生安亭臥軌事件和康平路武鬥事件。
　　11月11日，毛澤東指示張春橋乘專車抵安亭站。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佈了「承認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組織」等5條意見。然而，上海市長曹荻秋深知張春橋在30年代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亂奪權的陰謀，遂公開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條」是大毒草，「應該把張春橋揪回來」。作為擁護上海市委的「赤衛隊」也提出「要張春橋回上海向人民低頭認罪」。但是曹荻秋和「赤衛隊」壓根兒不知道毛澤東支持奪上海市委的權。
　　1月4日，毛澤東委派張春橋、姚文元抵上海處理文革大事。次日，「工總司」、「紅革全」等眾多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在《文匯報》聯合發表向上海市委進攻的《告上海人民書》。8日，毛澤東表態：「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9日，經毛澤東親自決定，向全國廣播了《告上海人民書》，《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刊登... ...自此，「一月風暴」拉開了全國奪權的序幕，張、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寶座。
　　這時，復旦大學內無書可讀的大學生們好奇地望著天翻地覆的人間荒誕劇。他們尤其關註在臺上的風雲人物，胡守鈞仔細翻看刊有張春橋講話的傳單，陷入沈思之中。張春橋何許人也，他為何要支持「工總司」？他又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胡守鈞1944年出生於長江邊上的一個沙洲，並在那兒度過了苦難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鈞從武漢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後又轉入哲學系。隨著視野的開闊，他的思維方式也有了變化，凡事喜歡「反著想」。38年後，花甲之年的胡守鈞冷靜地說：「在『一月風暴』中，我首先炮打張春橋，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的聖人；對張春橋的猙獰面目，有一個從懷疑、反感到抵制的過程。」
　　張春橋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當上海人民公社第一書記，終於激怒了「孫悟空」。於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場翦除妖魔的風暴。胡守鈞將自己懷疑張春橋是反革命兩面派的想法講給同學們聽，他還跑到上海市圖書館，查閱30年代的報刊。當他們掌握了張春橋的歷史材料，以及他陽奉陰違的多次講話後，一致擔心毛澤東沒有識別身旁的奸佞。
　　1967年1月22日晚，胡守鈞碰上一位剛從市裏回校的同學，聽說張春橋、姚文元當晚9點接見造反隊和紅衛兵組織代表。胡守鈞拉住這位同學混進了接見會場。會上張春橋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勢，佈置了一番繼續向基層奪權的「戰鬥任務」，突然話鋒一轉：「同誌們，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下個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這是繼巴黎公社之後，人類歷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創舉。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當公社的第一書記，文元同誌當第二書記。這是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對我們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話音一落，全場炸開了鍋。胡守鈞和那位同學極為反感，憤怒地看著這幕鬧劇。
　　1月23日淩晨，上海市區的主要街道，刷滿了「堅決擁護張春橋同誌當上海第一書記，姚文元同誌當第二書記！」的大幅標語。與此同時，胡守鈞也在緊急行動，他對同學們說：「張春橋一旦得逞，上海將暗無天日，我們必須將他拉下馬！」他們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標語，炮打張春橋的戰鬥方案。最後，大夥提出下款署名時，胡守鈞說：「咱們就叫孫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風呼嘯，胡守鈞等人騎著裝滿漿糊桶、白紙、墨汁、排筆的黃魚車，開向北站、外灘、南京路、淮海路... ...凡是看到有擁護張春橋、姚文元的標語，便針鋒相對地貼上「堅決反對張春橋當上海第一書記、姚文元當第二書記！」「警惕反革命兩面派！」等標語，後面一律署名「孫悟空」。瞬時，上海形勢發生逆轉，一場山呼海嘯般的倒張運動，在上海拉開了帷幕。
　　「孫悟空」在復旦兩次召開炮打張春橋大會， 並決定在人民廣場舉行全市倒張大會；張春橋狗急跳牆，派出特務和軍隊，一紙中央文革特急電報，使「孫悟空」們抱恨終生。一浪高過一浪的倒張運動，猶如利劍直刺張春橋、姚文元。張春橋找來了遊雪濤(上海《青年報》文藝組副組長)，要他密切註意這兩天發生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孫悟空」的行動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許多紅衛兵組織在推波助瀾，將倒張運動推向高潮。復旦這時成立了炮打張春橋的總司令部，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蜂擁而至。1月26日深夜，他們制定了一個周密的揪徐景賢計劃。1月28日淩晨1時，大學生們抓住了徐景賢押到復旦去看大字報，並逼他交待張春橋的陰謀。張春橋獲悉徐景賢落到紅衛兵手裏，馬上派全副武裝的軍隊去企圖搶回徐景賢。
　　張春橋的強硬手段，激怒了「孫悟空」和其他紅衛兵組織。當天晚上，倒張掀起第一個高潮。一部分紅衛兵組織在上海展覽館咖啡廳圍攻張春橋、姚文元，他們責問張春橋：「為什麼派兵鎮壓紅衛兵？」不僅揭了張春橋30年代化名狄克攻擊魯迅的老底，而且痛罵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反動文人和叛徒。那個歲月講究歷史清白和紅色血統論，這兩炮轟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要害。
　　與此同時，「孫悟空」在復旦大學召開20000多人參加的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胡守鈞作為「孫悟空」首領作了重點發言。他歷數了張春橋的醜惡歷史，剖析了張春橋的兩面派嘴臉後說：「同學們，張春橋是個鐵腕人物，我們反對他可能會坐牢的，你們怕不怕！」「不怕！我們願為真理而獻身！」全場高唱毛主席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並在胡守鈞帶領下宣誓「不打倒張春橋誓不罷休！」
　　1月29日晚，復旦大學再次召開炮打張春橋大會，這天外校來了更多的大學生。胡守鈞在會上號召全市各群眾組織拋棄一切分歧，共同對敵。會上決定，聯合上海各高校學生，30日在人民廣場召開30萬人的全市倒張大會。可是「孫悟空」及其他高校學生的行動，全被混入復旦的遊雪濤「掃雷縱隊」偵察到手，並連夜向張春橋匯報。張春橋親自擬寫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革特急電報」，與北京的王力聯繫，王力迅速徵得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於30日淩晨5點向上海發電：「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姚文元是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張目，一切後果應由反張春橋的人和幕後操縱者負責！」使全市大會毀於一旦。
　　頓時，張春橋、姚文元無比興奮，王洪文調動大隊人馬包圍復旦，搶回了徐景賢。徐景賢一自由，馬上反撲，指揮宣傳車開上街頭... ...「文革」初期，由「孫悟空」發端的可歌可泣的炮打張春橋運動，就這麼悲壯地被鎮壓了。張春橋公開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責任，背後卻指示徐景賢秋後算賬。於是，「清隊」和「一打三反」，彷彿兩條兇猛的毒蛇，死死纏住了胡守鈞。
　　張春橋掃除了飛黃騰達的障礙，2月5日，在人民廣場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張春橋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書記、姚文元任第二書記。後因毛澤東反對這個稱呼，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徐景賢、王洪文等因「功勛顯著」，也榮升副主任，其他保張春橋有功之人，全得到了陞遷。　　張春橋多次在公開場合假惺惺地表態，不追究炮打者的責任，暗中卻等待時機，欲把「孫悟空」置於死地。
　　1968年春，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清理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運動，把中國人民推向更深的災難之中。張春橋暗示徐景賢：「特別不能讓那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漏網！」徐景賢心領神會，立即組成了「03」專案組，開始搜集「孫悟空」去年炮打張春橋的黑材料，胡守鈞被他們列為「復旦頭號變色龍」。
　　風聲一天天緊起來，「孫悟空」的許多成員都潛往外地避風頭，胡守鈞也乘客輪溯長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4月6日，胡守鈞獲悉復旦的學生安然無恙，旋悄悄回到上海，他剛踏進市郊一位「孫悟空」成員家門，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眾」五花大綁押回復旦，宣佈隔離審查。胡守鈞被囚的「牛棚」是一間學生宿舍，一張雙層鐵床，床下躺著一條烏黑的鐵鏈，牆上濺著斑斑血跡。幾天前，哲學系的一位教師就在這裏被活活打死。「清隊」期間，復旦有幾百名師生遭囚禁，胡守鈞耳聞目睹好幾位學生被逼自殺：5月的一天深夜，對面樓上一個學生跳樓自殺，可偏偏折斷了腿，淒厲的慘叫在夜空中久久地迴盪；幾天後又一位學生跳樓輕生，整個頭顱陷進了胸腔... ...
　　由於胡守鈞是市裏的要犯，對他的看管格外嚴，專案組成員對他進行車輪大戰，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鈞抱定宗旨，炮打張春橋沒有錯，自己不是反革命小集團頭子。於是，他要麼沈默，要麼在紙上抄毛主席語錄，權當「交代」。胡守鈞開始設法逃走。7月的一天黃昏，胡守鈞上廁所，一位專門守候的同學趁看管人員不備，偷偷塞給他一個紙團，上面寫著幫他逃走的方法。幾天後的一個中午，胡守鈞說要去鋤草，避開看管人員，溜進樓後的亂草堆裏。然後迅速鉆過籬笆，把衣服舉過頭遊過臭河濱，爬上岸疾步奔向對面汽車站，等候的同學給了他一筆錢和糧票，胡守鈞上車離開上海，躲在江蘇陽澄湖畔一個農民家裏，又開始了浪跡天涯的流亡。
　　1970年初，全國開始了駭人聽聞的「一打三反」運動。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共九大之後，榮升政治局委員，留在北京搞「文革」，他們擔心苦心經營的根據地再次「後院起火」，遂下決心將「孫悟空」一網打盡。張春橋明確指示徐景賢：復旦是上海這次運動的重點單位，由徐景賢、王秀珍等親自抓。徐景賢等立即發動「群眾」，大揭大議，揪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解放日報》、《文匯報》於2月5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文章云：「有些同誌往往只註意歷史的反革命，不大註意現行的反革命；只註意公開的活動，不大註意地下的陰謀活動。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還會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長出來。... ...」35年後，我們再看這些文字，可以明顯看出是徐景賢操縱輿論，針對「孫悟空」的。「孫悟空」的「元兇」胡守鈞尚未落網，張春橋明確表示「我一天看不到復旦的消息，就一天睡不著覺啊！」是年春節，姍姍遲來。胡守鈞因長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羅地網，他於大年初三返回上海，與一位同學在市區吃罷晚飯，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復旦，剛進校門，就被一群工宣隊員抓獲，宣佈隔離審查。這次，胡守鈞被單個關在一間小房裏，門窗釘上鐵條，看守人員全是三代紅出身的工宣隊員、軍宣隊員和文攻武衛隊員，他們互相監督，誰也不與胡守鈞講話。一日三班倒，每班6人，18條大漢看管一位手無寸鐵的學生。
　　胡守鈞落網後，「孫悟空」的其他成員被五花大綁地從各地押回復旦。徐景賢興奮得趕緊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戰績，並在他們的指示下，正式將「孫悟空」打成「胡守鈞小集團」，在上海作為頭號現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發、批判。徐景賢在胡守鈞被關後一個月，召開了專案人員會議，討論給「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定什麼罪名。會上在徐景賢的提示下，胡案的罪名上升到反毛主席。那年月反對毛主席是要砍腦袋的，不久前，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就在人民廣場宣佈幾名反對毛主席的青年被判處死刑。專案人員秉承徐景賢的旨意，直撲胡守鈞宿舍，將他從中學起開始寫的日記筆記、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數抄出，選出其中「過硬」的材料。胡守鈞在大學一年級時的一篇日記，大意是說學習了《馬列學習方法》一書，深為導師鍥而不捨的學習意誌所感動。反省自己的學習缺乏毅力，一事無成。末了他在日記下面畫了一把寶劍，右邊寫下了「寶劍作證人」，註明《馬列學習方法》讀後有感。
　　這分明是一句自勉的話，專案人員卻硬說胡守鈞殺氣騰騰，欲取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鈞在黃山天都峰拍了一張照片，背面題了「踏遍天下奇峰，賞盡人間佳景」，中間是「行萬裏路」。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侖，要站在地球儀上，妄圖霸佔全世界！此乃徐景賢親筆題的按語，在當時名噪天下。專案人員還向「孫悟空」其他成員發動襲擊，抄出一本《暗房攝影技術》，就說他們在研究「暗殺技術」；同學之間的私人信件，便被定為「特務單線聯繫」；有人談論汽車號碼，就是要「暗害中央首長」；有人報名去軍墾農場，就是「打入軍隊刺探情報」... ...一時，討胡的戰報、通令、大字報滿天飛。上海市委還專門印發了20多萬份《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單位，均捲入了這場大批判。胡守鈞及其同伴，斷然逃不脫更大的厄運。
　　1970年10月20日，上海江灣體育場舉行40萬人聲討大會，胡守鈞被逮捕；1975年，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10年徒刑。張春橋、王洪文原打算殺掉的「元兇」死裏逃生。胡守鈞被隔離後，在8個月中被批鬥了二百餘次，每天吃飯、睡覺前，看管人員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請罪，稍有不服，即拳打腳踢。徐景賢還下令全市各單位組織群眾去復旦參觀批胡展覽會，看大字報，學習鬥爭經驗，回去便揪胡守鈞式的反革命，胡守鈞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詞。
　　轉眼秋天到了。一天上午，市裏來了一位「大人物」審訊胡守鈞，要他老實交待罪行。「我沒有罪」，胡守鈞昂首大聲回答，「我就是炮打過張春橋，這是公開的秘密，全上海無人不知，用不著交待。」「你真是個頑固的現行反革命啊！」「反對張春橋，不是反革命。如果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著，就要告你們！」
　　「放肆！」「大人物」拍桌站起吼道，「你別做夢，現在殺人權下放到省市一級了，用不著報中央批的。告訴你，不用公判，從隔離室拉出去就可以殺掉！殺了你，看你告什麼狀？」神秘的「大人物」歸去不久，張春橋從北京來電，指示上海方面召開公審胡守鈞大會。10月20日下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江灣體育場舉行40萬人討胡大會，全市各大學、中學、電影院、劇場、音樂廳、俱樂部作分會場，上百萬人聽拉線實況廣播。
　　遍體鱗傷、臉色蒼白的胡守鈞被押往會場。沿途戒備森嚴，會場內外更是佈滿了軍人、警察、民兵，兩個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押著胡守鈞做著「噴氣式」奔上示眾臺。大會主席臺上坐著張春橋麾下的大將馬天水、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陳阿大、黃金海等等。有上海頭面人物壓陣，工、農、兵、紅衛兵諸界革命群眾「代表」一個個跳到臺上聲討「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的「滔天罪行」，強烈要求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鈞逮捕法辦。接著，一位公檢法「代表」展開一方白紙，厲聲宣佈逮捕令。兩個警察對胡守鈞上了手銬、腳鐐，拖上囚車。王洪文望著胡守鈞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呵斥：「哼，這就是反對春橋同誌的下場！」會後，張春橋欣喜若狂地稱讚爪牙們，說這次公審大會開得好！
　　胡守鈞被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整整關押了5年。奇怪的是判決遲遲不下來，胡守鈞不知道張春橋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在監獄裏過著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與胡守鈞關在一個「鐵籠子」裏的是個青年知識分子，他因忍受不了折磨，神經錯亂了，白天，他呆呆地抓著鐵桿，悲哀地叫爹喊娘，黑夜，他爬在地上發出一陣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嘯叫聲，更要命的是他天天用一隻袋子裝自己的大便，然後咬著在地上一圈圈爬，塗得滿地都是... ...
　　「同是天涯淪落人」，胡守鈞一方面悉心照顧難友一方面鍛煉身體，看書、思考學術問題，用牙膏皮做工藝品等，以保持強健的體魄和健全的思維。在這段非凡的日子裏，胡守鈞差點被殺頭。張春橋一直將胡守鈞作為自己的心腹大患，曾密令爪牙槍斃他。然而，即使當時沒有民主與法制，但形式上的判決程序還是要的；也多虧了有一些正直之士，盡力保護過胡守鈞這樣的政治犯。當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所謂的「胡守鈞小集團」案上，曾提出過異議，認為證據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承辦人員甚至反對判刑。消息傳到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那裏，他們聲色俱厲地訓斥承辦人員：「胡守鈞反對春橋同誌、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罪該當誅，現在判他10年徒刑是少的了。你們頂著不辦，是什麼立場？這是違背十大政治路線的！」(這時中共十大已開過，張春橋榮升政治局常委)
　　馬、徐、王的高壓，市高級法院如何抵擋得住？1975年5月，胡守鈞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10年徒刑，旋被關進上海市監獄。胡守鈞被判後天天喊冤，高呼自己反對張春橋沒有錯。1976年1月，胡守鈞被押送安徽軍天湖勞改農場。胡守鈞身穿單薄的衣衫，戴著手銬，在風雨交加的隆冬，走向皖南山區。途中，胡守鈞滿腔悲憤，口吟《西行》詞：「水寒山瘦氣蕭森，雲暗日蔽天低沈。恨難消，愁更深，風聲雨聲欲斷魂。千古奇冤無門訴，國事家事豈堪聞。翹首望斷天涯路，天涯路，何處是歸程？」

　　胡守鈞在軍天湖勞改農場，邊承受重體力勞動「改造」，邊寫了洋洋數萬言的申訴材料，但都石沈大海。一晃9個多月過去了。一天中午，胡守鈞看到管教人員隨手扔掉的一張《安徽日報》，發現新聞中中央領導人有了變化，於是又一遍遍寫申訴材料。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的消息一公開，胡守鈞就呈送了一大袋申訴信。胡案因影響太大，復旦黨委協同公安局和法院，聯合調查了兩年，直到1978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過重新審理才確認：「胡守鈞純屬反對『四人幫』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無罪，恢復名譽，予以徹底平反。」被關押8年之久，九死一生的胡守鈞又回到灑滿陽光的復旦校園。

　　「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這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廣，受牽連者之眾令人吃驚。直接與「孫悟空」炮打張春橋有關者近千人；上海各行各業揪出的「胡守鈞式的反革命」、「胡守鈞式的反革命小集團」不下萬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學家蔣孔陽是突出的一例。1968年，胡守鈞因認識蔣孔陽的女兒，去他家借過幾本書。當胡守鈞「案發」時，蔣孔陽被作為「長鬍子」的階級敵人，他的家被指控為「孫悟空」的黑據點，蔣孔陽被隔離審查。胡守鈞平反後，大批受牽連者一一找到胡守鈞，要他提供證明材料，供自己平反之用，胡守鈞一時應接不遐。其實，胡守鈞與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近幾年他去外地參加學術會議，居然還有人告訴他，自己曾因胡案而坐了幾年牢。
　　胡守鈞在武漢的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屬。胡守鈞被隔離後，他的老父親被趕到襄陽農村，唯一的妹妹去孝感插隊，因為有個反革命哥哥，她成了集體戶中最後的留守者，與之為伴的是一個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胡母一個人，老房子實在住不下去，被迫從漢口搬到武昌。可是不久胡守鈞的反革命判決書寄到了新居的裏委會，胡母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孤獨地蝸居在一間破屋裏，整天流著淚想兒子，差點哭瞎了眼睛。在胡守鈞被關的8年中，他一次也不忍心叫父母去看自己，也不敢直接給家人寫信，怕信封上那刺目的寄信人地址，會給家裏招災惹禍。多虧了漢口老家的鄰居小魏，胡守鈞的每封家信都由他代為轉送給胡母。胡守鈞一出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平反的補助費，買了套當時十分緊俏的中學自學叢書寄給小魏，以表達對這位患難之交的由衷感激。
　　歷史，終於翻過了沈重的一頁。今天，當中國在奔向現代化之際，每一個有良知有民族尊嚴有人道精神的中國人，都在反思那場民族浩劫，探索民主與法治的艱難道路，從而永遠杜絕這類悲劇在中華大地重演。30多年過去了，昔日的階下囚今天是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著名的社會學家胡守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