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為什麼總是反華
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的發展,日本右翼再次引起中國媒體的注意和譴責。很多年來,大凡在日本發生了讓中國不高興的事情,這邊的宣傳都歸罪於「一小撮」右翼分子的搗亂。日本右翼在中國很出名,超過了電視明星小澤瑪利亞,其面目與身體卻模糊不清。他們究竟有何主張?為什麼總是「反華」?幾乎無人追究。其實,日本右翼的觀點比較接近中國的左派。在日本,方向盤在車的右側,車靠路的左側行駛。在交通規則上,日本的右即是中國的左,在政治光譜上也大致如此。但日本所謂的左翼卻是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中國的右派。概念有點混亂,好在本文不討論日本左翼。
日本右翼發源於明治維新時期,一般認為鼻祖是頭山滿(1855~1944),一個下級武士,廢藩後是「浪人」(在中國很有名的浪人大致可以被歸入右翼。他們忠於國家,相信暴力)。美國學者哈瓦特·諾曼說,頭山滿與納粹驚人地相似。頭山滿是玄洋社的創始人之一。在當初的風氣中,玄洋社的宗旨是爭取自由和民權。到了1880年代中期,玄洋社和日本國家一起向右轉,轉為擴張「國權」,主張日本領導亞洲,對抗白種人,以武力擴張。在玄洋社之後,產生了許多右翼團體,黑龍會被認為是其嫡出,也是中國人熟悉的組織。黑龍會是日本大陸擴張的先鋒隊。頭山滿是黑龍會的顧問。實際上,一直到死,頭山滿都是日本政界有影響的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日本要繼承德國的在華權益,更提出擴張的「二十一條」,激起了「五四運動」。1919年,黑龍會成員北一輝(1883~1936)在上海,聽到反日呼聲。然後,他用一個月的時間寫完了《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大綱》中,北一輝提出發動政變,推翻舊制度;以此「發動天皇大權」;停止實施憲法,解散議會,發佈戒嚴令;限制私有財產;保護勞動者權利。在民權之後是「國權」,國家有開戰的積極權力。北一輝認為,日本應向英國、俄國開戰,奪取他們的土地。如果這就是侵略主義、軍國主義,那麼,日本應該在「全世界無產者階級的歡呼雀躍中,加冕此黃金之冠」。
石原莞爾(1889~1949)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目標是佔領「滿蒙」。他期待由日本為漢族「造福」。他的更大目標是建立「東亞聯盟」,以天皇為盟主。在1939年發表的《昭和維新論》中,石原把日本「國體」規定為具有日本特色的「獨自唯一的存在」,為上層官僚的倒行逆施張目。石原的戰略目標是有限的,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一發不可收。1941年,他一向公開蔑視的東條英機當上首相,而他於同年以中將軍銜轉入預備役。戰後,石原承認了他的錯誤,反對日本重新武裝,提倡以和平方式建立東亞聯盟。
堀幸雄說:「幾乎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只知道以破壞為己任」,北一輝和石原莞爾是描繪過國家「藍圖」的罕見人物,不是專一破壞。因此可以說,北一輝和石原莞爾是最出色的日本國家主義者。日本政治學者、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把1931~1936年定為「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期即成熟期」。在此期間,右翼團體從民間向軍隊發展,能量加大。日本陸軍的右翼分為皇道派與統制派。皇道派特別注重精神力量,主張天皇親政,他們認為人是最重要的,對於他們不滿意的人物,常用的辦法是刺殺。統制派比較注重制度,主張統制經濟即不完全的計劃經濟,他們原來有暴力革命的想法,後來放棄了。1935年,在陸軍省內,統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鐵山被另一名軍人用刀劈死,該派受到打擊。
北一輝《大綱》的基本方針就是「政變」。在他的《大綱》激勵下,1936年,皇道派在東京發動「二二六事變」。失敗後,北一輝被判死刑。此後,近衛文(以皇道派自居)、東條英機(統制派成員)先後就任首相,不斷推動戰爭。前者加快向中國大陸的軍事擴張,以盧溝橋事變為起點;後者則挑起對美國和英國的戰爭,以偷襲珍珠港為起點。
戰敗投降後,日本人平靜地接受了戰勝者。美國人沒有清算戰爭責任者,而日本政治家們把國家主義作為輔助勝利者、凝聚失敗者的手段。岸信介是戰前統制派的官僚成員,先後擔任東條內閣的商工大臣和國務大臣,負責戰時的統制經濟。這位甲級戰犯於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因為1960年1月新的《日美安全條約》引起國內的反對,他的內閣於當年6月垮台。日本的國家主義經過了平穩過渡。統制經濟有功於戰後的經濟起飛,也很有功於過去20年的經濟不景氣。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國家主義不像戰前那麼囂張,這也許是因為機會沒到吧。
把日本右翼的遠方源流放在對右翼介紹的後面,不是倒錯時間的流向,而是為了突出近現代。現實政治問題可以追溯到哲學思想和戰略思想。但我們必須小心,不可過度詮釋這種追溯。日本人把天皇當作神,萬世一系。在相當於中國隋朝的時期,聖德太子(574-622)制定憲法,以「和」為第一原則。這是「大和」的來歷。由此,日本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有1400多年的歷史。但這個社會等級森嚴,且有一個神。神是天皇,不可推翻。這迥異於中國的統治權位於道德之下的思想傳統——如果統治者失去了崇高的道德,也就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
日本和諧社會的核心是「忠」。森島通夫在《透視日本》中說:「在中國,儒教的『忠』,其含義是對自己的良心或自己本身應當誠實。但在日本,則被解釋為對君主的忠誠。」其實,中國的「忠」具有兩面性,既有對良心的忠,也有對帝王的忠。日本只學去了不好的一面。日本儒學中少有「仁」,而日本化的佛教日蓮宗有暴力傾向,這兩個特點在20世紀很突出。
到了明治維新時,日本想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天皇不僅是高高在上的神,還直接指導國家政策。這是日本學習德意志帝國憲法的結果。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語》、1890年《教育敕語》,都要求「忠君愛國」,在軍隊和學校培養愛國者。日本人緊密地團結在天皇周圍,愛國情緒也高漲了,右翼就在這個背景下產生和壯大,各派都把無限忠於天皇作為他們的第一要務。
那時,世界的殖民擴張還沒有結束。日本是一個好學生,無法抵制跳上殖民主義末班車的誘惑,擴張勢在必行。但是,日本文化中缺乏戰略思想,而這種缺乏又是由哲學思想的缺陷造成的;而地理的原因則是島國的先天缺陷。因此,右翼推動的軍事擴張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說,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標軸,即缺乏「力圖定立自己的歷史地位的那種核心性的」思想傳統,日本因此喪失自我。其實,這個判斷也大致適合今天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