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du

　　所謂另類，就是不一般，不是普通的不一般，是特別的不一般。比方在我面前站著一位模特，便立刻顯得與我這樣勞苦大眾的不一般來，但這不夠另類，如果這位模特還能在大街上動輒躥出幾個左搖右晃的貓步，再擺出幾個搔首弄姿的造型，這就比較另類了。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和認識也是如此，不論是英國的柏克還是法國的托克維爾、傅勒，他們都對這場革命提出了不一般的認識，柏克認為法國大革命既無必要也很危險；而托克維爾則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必然結果；傅勒則提出了大革命「側滑論」的主張，說革命爆發以後逐漸偏離自己的方向。這些認識幾乎成為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基礎觀念，確實不一般。但是，如果說另類，這些觀念就得讓位於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林．亨特的「大革命家庭秩序圖像說」。
　　說到圖像，能夠將其描摹下來就是圖畫，那麼法國大革命給我們展現的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呢？春宮畫。各位讀者想必對春宮畫並不陌生，比較著名的是仇十洲的春宮畫，而他所師承的則是唐伯虎，而流傳甚廣的則是《金瓶梅》裡的春宮插圖，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高羅佩的荷蘭人，他在《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對中國春宮畫都有介紹。
　　中國古代的春宮畫是一種比較「乾淨」的繪畫，繪畫的目的和內容就是教授、展示如何做愛的，除了唯色情、唯性慾外，似乎不容易找到其它寓意。但中國人對待春宮畫的意識似乎又極不「乾淨」，《紅樓夢》裡的傻丫頭撿到一個香囊，上面就繡著一幅春宮圖，結果，賈府上下大驚失色，他們是把這個當做穢物看待的，然而，他們在對一幅小小繡像大做文章的同時卻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因為焦大說，賈府只有門口石獅子是乾淨的。確實，誰能保證那些說你「低俗」的人就一定長著一副高尚的生殖器？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春宮畫可就大不一樣了，在情色之外，還有一場震天動地的法國大革命相伴左右，以這樣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法國大革命，你說不另類恐怕都不行。林．亨特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一書中，主要展現的是國家—家庭—性之間的關係。說到政治與性的關係，歷來就是個屢絕不斷的話題，在哪一國、哪一個時代裡的政治和性沒有聯繫過呢？夏桀商紂，幾乎就是因為性而導致王朝的覆滅，按照《封神演義》中的說法，那妲己還是個九尾狐狸精轉世，就是直奔商的覆滅而來；到了唐代的楊貴妃，儘管已經祛媚，不再是妖精投胎，但唐代安史之亂的罪過卻算到了她的頭上，所謂「紅顏禍水」就是這個意思，安史之亂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大轉折，從那以後，漢民族的戰爭本領每況愈下，在戰場上軍人們舉起的似乎不再是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也不是張翼德的丈八蛇矛槍，而是一塊只能唱「曉風殘月」的雲牙板，尤其在與外族戰爭中，幾乎是戰一場敗一場，屢戰屢敗，宋先輸給遼、後輸給金，變成了南宋；南宋輸給了成吉思汗變成了元；明好不容易趕走了元卻又輸給了努爾哈赤變成了清。這些只算外族還不算異邦，總還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員，到了晚清則輸給了全世界。
　　在當代，更能說明政治與性有關的最典型現代文本則是多年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風流韻事，據說他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卻差點因為自己的拉鏈沒拉好被彈劾下台。可見，政治與性的關係密切到怎樣的地步。不過，如此這般解讀歷史，還是算不上另類，按照托克維爾的觀念，這些都是「必然性」中的因素之一，林．亨特的另類在於，他把整個法國大革命的過程給予了家庭化，通過「家國互喻」方式，來揭示傳統政治是如何解體的，而他更另類的一個地方，他所依持的理論來自一個叫弗洛伊德的人，這傢伙才是思想史中的巨大另類分子。
　　還在弗洛伊德剛剛進入中國視野不久，就拜讀過他的《夢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論》，說實話，至今我都無法理解他的釋夢理論，儘管他的三個意識劃分，我還頗覺有理，可是按照他的釋夢方式，我找遍渾身上下，都沒有找到他老人家說的「力比多」，就是那個叫做「原欲」的東西，性慾就性慾吧，何必「力比多」呢？在思想家虛張聲勢的深奧面前，我只好怪自己太笨了。
　　按照亨特所引弗洛伊德的觀念，也就是把國家依照家庭的比例縮小，國王就是家庭裡的爸爸，媽媽自然就是王后，而臣民則是家庭中的子女。不過，這個理論在我看來，並不覺得如何新鮮，因為在中國古時候那些官員就把自己當做百姓的爹媽看待了，我們對官員歷來不是都有「父母官」的尊稱麼？而且不論是贓官還是貪官，不論是腐化還是墮落，都要恬不知恥地表達一下自己「愛民如子」的高風亮節。但是不新鮮歸不新鮮，能夠被當做理論普遍引用的卻是弗洛伊德的洞見，我們也只好望弗興歎了。
　　既然可以把國家按照家庭模式進行轉換，那麼在大革命時期，法國大家庭中的父親自然就是路易十六，而法國的母親則是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家庭中的孩子則是紛紛起來鬧革命、造自己爹娘老子反的階級弟兄。說實話，這類結構我還是相當熟悉的，雖然「文革」期間我尚在襁褓之中，但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和意識卻餘韻不斷，延續至今仍舊動輒擔心被演變，動輒就擔憂子女們紛紛走到邪路上去。中國家庭和政治的可悲之處在於，家長們不僅是血緣上的父母，也是思想上的父母，家長永遠是自命不凡的偉大，他們對子女的統治永遠是正確而且不可動搖的。
　　父慈母愛，孩兒乖乖，是一個家庭幸福、和諧的標誌，這樣的家庭是很少會發生動盪的，當孩子們結成兄弟幫，向父母發難，自然是家長們出了問題。首先向父親發難的是類似洛克、普芬道夫這些在思想上絕不安分守己的人，他們認為「當孩子不再需要父親幫助之際，就是父親權力的行使應當終止之時，而且此後父子之間應假定處於平等關係」。而盧梭則大大贊同這些主張，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他那句極具煽動性語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些不安分思想引起了法國階級弟兄的共鳴，當他們發現自己居然還具有獨立的思想和意識，立即對家長們操縱自己的頭腦感到了厭煩。自由的小島在向孩子們發出迷人的召喚，擺脫父母的統治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於是，他們伸手向家長索要自己的「權力」了。
　革命之前的啟蒙思想家們並不那麼咄咄逼人，連孟德斯鳩都說「父權雖然不代表任何意義，但是對於道德倫理的維護，還是有它的作用」。他們對國王提出的要求是「更像一名父親，而非主子」，父親固然重要，但權力要被縮小，此時父親的位置就顯得有些曖昧，這種曖昧的情緒持續到1789年大革命的前夕，在著名畫家雅克-路易．大衛的繪畫作品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不論是《賀拉斯兄弟之誓》還是《扈從們歸還布魯圖他兒子的屍體》中，這些繪畫具有明顯的古典主義色彩，並不包含色情意味，儘管父親的形象依然莊重威嚴，但與子女的衝突已經得到充分流露。
　　在思想獨立道路上最大的障礙來自父親，就是國王。可是，「好爸爸到底是該向子女要求獨立的呼聲讓步呢，還是認為這些要求會損及幸福家庭與政治關係，因此堅決拒絕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這確實是個問題，一旦父親尊嚴遭到剝奪，那就國不成國、家不成家了。既然國王仍然是父親，那麼就要顯示自己的權威、維護自己的尊嚴，尤其當權威不受約束的時候，必然導致「父子」衝突加劇，他可能作出一些非原則讓步，比如，可以實行君主立憲，但不能剝奪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實行民主，但君權仍要高高在上；甚至，還允許臣民的自由，不過，一切還得這個爸爸說了算。但是，臣民卻不這樣認為，在制約與反制約中走到了大革命臨近，「在這樣一個危機重重的家庭氛圍裡，有一件事卻是百分之百的肯定，那就是專橫壓制的父權絕對不被容許，不被接受」。終於，在衝突的交織中迎來了法國大革命。
　　不過，「在那革命最初的幾年裡，他們也無意把國王的權力全部廢除。他們希望法王也革面洗心，從此答應做個好爸爸」。他們寄希望「好父親們以賢治家治國，不必訴諸專制」。於是，國王的形象和臣民平等起來，在一幅《國王在練兵場幫忙準備聯邦紀念日》的版畫中，國王已經平民化，自然就缺少了那份莊重和威嚴，他揮舞鎬頭和大夥兒一起幹活，王后和小王子則站在邊上做起了幫手和觀眾。
　　隨著大革命進程，父親形象越來越遭到損害，路易十六於1791年6月逃往瓦朗納斯的舉動，這被視為對家庭的背叛，從而導致父子關係徹底決裂，從這以後，畫面的風格有了根本變化，嘲弄、挖苦、諷刺的畫面一股腦兒地湧現了出來，父親的尊嚴和威望被消解，他被宣告為白癡。既然是白癡而不是父親，也不是國王，那就不能再呆在王座上，有一幅畫就叫《趕白癡下台》。或許是恐懼父親曾經有過的威嚴，或許是一息尚存的脈脈溫情，畫面中完全沒有突出情色，不過是一名國民自衛隊、兩名士兵、一名老軍人、一名老百姓和一個男孩。
　　到這裡，春宮的成分似乎並不突出，原因很簡單，因為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沒有出現，這就是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更重要的是，在男權世界裡，男性生殖器對於性取向正常的男人不具有觀賞性。
　　我們常說，在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好女人。那麼，在一個失敗的國王背後也一定有個壞王后。歷史從來無情，對女人更加無情。當時有一本政治小冊子《法蘭西曆代王后之罪》，對王后進行了如此評價，說她是「所有陰謀、詭計、恐怖背後的主腦、中心、來源」、一隻不折不扣的「政治毒蜘蛛」、「骯髒淫穢的賤蟲，在黑暗中密織下它的羅網，沒有經驗的蚊蚋遂陷身成為它的誘餌」，父親是前台的統治者，在幕後指使的則是母親。瑪麗．安托瓦內特「利用她的『性身'，或與有罪的政客『私通'、『勾搭'，或透過對國王、群臣、將士行使性魅力的能力腐化了國家的『政身'」。既然有了這樣的罪過，用什麼樣的圖畫來描繪王后的淫亂就再也不會讓人覺得過分了。
　　先讓我們看看對王后起訴狀的內容。對王后起訴狀是這樣寫的：「在她為後的年月裡，瑪麗．安托瓦內特是帶給全法國人民遭難的禍水，剝削全法國人民的吸血鬼。」政治上的罪行略過不談，道德上的罪行足以讓人目瞪口呆，起訴狀在惡毒攻擊之後繼續寫道，王后甚至連自己親生的兒子路易．查理．卡佩也不放過行為乖戾發指，令人毛骨悚然」。證詞來源於著名的《杜歇老爹報》主辦人埃貝爾(這個埃貝爾在大革命中上躥下跳，對恐怖政策的實施起到過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後卻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的道聽途說：8歲的小王子手淫被人發現，而教授他的是媽媽和姑姑(路易十六的妹妹)，接著這個埃貝爾為自己的「證詞」披上一件大義凜然的政治外衣，他在作證時指出，王后教唆兒子手淫「還有一種政治動機，想要把這個孩子的精力掏空。因為她們相信，他日後一定會繼承王位，經過這種擺佈，保證以後可以繼續左右他的道德操守」。如此誅心，王后豈不是死有餘辜？王后死於斷頭台，這是眾所周知的，眾所不知的，是這個小王子在他大約10歲的時候不明不白死於西班牙。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對國王的審判是政治審判，對王后則是道德審判，她才是春宮畫中的真正主角。王后大量出現在各種春宮畫中。在一幅叫《路易十六對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性無能》版畫中，畫面中王后半躺著，一條腿半拖在床下，以便暴露其性器官，從而滿足市民階層對王室女性的偷窺欲，而國王則半跪在王后面前，雙目注視著王后，而他的「那話兒」則有氣無力地半垂著。「畫面下方的說明文字，雖然責怪路易本人欲振無力，同時卻也歸咎於瑪麗．安托瓦內特淫蕩無度。」女人真是悲哀，丈夫被掃地出門，責任卻落到了女人的身體上。看來，婦女鬧革命、大肆實行女權主義有根有據。
　　色情圖畫以及各種色情出版物自1790年開始氾濫，偶爾執政當局也對此作些禁止或取締，不過表現得並不衛道，大革命的首腦羅伯斯庇爾雖然實行過嚴厲的恐怖政策，但對是否立即禁止猥褻圖片卻網開一面，認為「所謂猥褻，並沒有明確定義，在採取任何立法行動以前，應該先設立基本的文字與圖片檢查原則」。羅伯斯庇爾到底是律師出身，在雅各賓專政時期，他還制定過一個所謂《嫌疑犯律》對法國人民的思想進行了毫無根據的審查，把大屠殺做得有聲有色。因此，對色情審查的法律意識也就更不在話下，至少比那些信口開河便指責你低俗的人要多一點高明。
　　事實上，王后還在波旁王朝統治的最後一段時期就已經「被人用最色情、最下流的字眼極盡挖苦貶辱之能事」，大革命以後不過是總爆發。既然法律表現出無與倫比的豁達與寬鬆，對王后的攻訐就不會停止，她穢亂後宮的故事繼續在畫面上被展現著，在版畫《瑪麗．安托瓦內特與蓋梅內親王夫人》上，這兩個女人正在忙不迭地進行著性事，直接了表明王后還是個同性戀者。而版畫《瑪麗．安托內瓦特與一男一女的性愛》則更加淫穢不堪。為了避免本文沾染上「低俗」習氣，對畫面的文字描述就此打住。
　　比較而言，文字比圖畫雖觀賞性不足但攻擊性更加強烈，還可以大肆造謠、誹謗、中傷，造成的後果也更惡劣。當凌厲的文字與赤裸的春宮畫結合，這樣的殺傷力才叫巨大——這些春宮畫紛紛被用到了書籍的插圖中。有一本叫《路易十六之妻，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子宮熱》的書，文字描寫手法細膩，完全符合色情小說標準，書中附帶彩色插圖「顯示路易不能完事，由阿圖瓦、波利尼亞女公爵代替他的位置」。最為集大成者要數另一部長篇巨著《法國國王路易十六之妻奧地利的瑪麗．安托瓦內特的一生；從失去童貞至1791年5月1日》如此冗長的名字讀起來都暈，但這還僅僅是第一卷的書名，第二、三卷合用另外一個名字：《前法國王后奧地利瑪麗．安托瓦內特放縱的私生活及醜聞》，幾乎一網打盡了王后淫亂的圖片只是王后的性對像大多是被想像出來的：德國軍官、初戀情人、爺爺輩的路易十五、性無能的路易十六、阿圖瓦公爵、羅昂主教、拉法耶特、巴納特... ...甚至還幫王后配上了十分動聽的叫床聲：「天也！妙也！哦！我的魂靈兒飄也！無語以言之也！」大革命爆發之後，法國人對王后產生了無與倫比的仇恨，想來，仇恨的一個原因是王后是奧地利人，雖然與法國國王聯姻，法奧兩國卻有著世仇，早在路易十四時代與法國爭奪西班牙王位的正是奧地利；另一個原因大概就是法國青年的身體中洋溢著過多的「力比多」，無以排解，只好作祟。
　　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在家庭裡母親的地位可能未及父親重要，但子女對母親的親情通常是超過父親的，如此糟蹋女性為什麼在法國會大行其道？真的是女權地位比中國更加低下麼？簡直叫人不可思議。其實不然。正因為母親的慈愛才能維繫家庭，對於家—國體系也是如此，因此，只有母親的地位發生根本動搖，才能最終撼動，或者說導致家庭的解體，在對王后的攻訐、誹謗中，正體現了這樣的解構性，使傳統的國家體系遭到徹底瓦解。正如林．亨特說：「這般政治與色情的奇異交錯並列，在我們看來覺得奇怪，事實上卻在強調，性行為的錯亂失德，與密謀圖亂的政治行為很有密切的關係。」法國的傳統的家—國結構由此被徹底撕裂。
　　父親的專制和母親的荒淫，使他們完全失去作為家長的資格，這樣，他們和臣民也即子女在地位上平等了。壓抑一旦被解除，法國陷入一片狂亂之中，現在，該由公民來決定國王和王后的命運了。在國民公會討論如何處理國王時，年輕的聖茹斯特冷冷地表示：「這個人，如果不是國王，就是死。」而後，羅伯斯庇爾說：「國王必須死，因為祖國需要生。」聖茹斯特年輕、英俊、冷酷，被稱為「革命的大天使」，可這絕對不是個溫柔天使，他在大革命中積極推行殘酷恐怖政策，對大屠殺的蔓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後與羅伯斯庇爾在熱月政變中一同死於斷頭台，年僅27歲。
　　1793年1月21日上午10時10分和10月16日中午12時15分，路易十六和王后先後被送上了斷頭台。在「家國互喻」體系中，斷頭台具有了宗教與儀式的意義：「國王，一定要通過儀式解除；國家，才能通過儀式新生，成為共和國。」因此，國王之死所具有更多的是象徵作用。父母的肉體被消滅，該輪到小鬼當家了，我們的法國階級弟兄一股腦兒地集體奔向了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然而，當希冀成為了現實，心裡反而感到了失落，他們並不習慣失去父母的生活，可是路易十六不會死而復活。現在需要兄弟們團結一致，消除失去父母的恐懼感。恐懼的消除，只有製造出一種讓他人感到更加恐懼的恐懼——法國迎來了雅各賓專政、迎來了恐怖的大屠殺。處死國王以後，僅巴黎，自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短短的502天時間裡處決2632人，平均每天處決人數超過5人；從大革命開始到恐怖結束五年的時間裡，全法國死於暴政的人數大約為12萬。真可謂遍地都是反革命。
　　在革命的恐怖活動結束以後，1795年法國出版了作家薩德的小說《香閨哲學》，這部小說的正文大約寫於1789年大革命爆發之前，本來這是一部典型的放蕩文學，卻已經「預見組成革命政治想像結構的中心議題」，小說中的女主人翁的性混亂足夠影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小說的出版以結語方式將傳統生活中神聖、高雅的帷幔撕毀，宣告傳統家庭方式的分崩離析，富有意味的是，出版時作者還增加了這樣一句話：「法國人，如果你要成為共和人，仍須努力。」使人想起的是孫中山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句警言實際是對法國大革命成果提出的警告。確實，法國大革命沒有按照預定的理想實現平等、自由，結果拿破侖專制捲土而來，不能不給人以思考。
　　以「家國互喻」的方式來詮釋專制王權，對於經歷過漫長極權社會的中國顯得尤其熟悉與相似，只是我們沒有料到在伴隨王權瓦解過程中所出現的奇特事兒，雖然在整個大革命中不過小小插曲，卻說明傳統的、家長式的專制國家體繫在現代國家體系的要求下顯得十分脆弱。我們身處現代社會，只能按照現代政治方式進行制度性安排，讓每個人自己去思考、去選擇，也是現代文明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