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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立功」、「立德」、「立言」並臻的重要人物，在當時乃至後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他之所以能夠由一介書生而登侯秩，成為中國近代的近聖偉人，除了他認為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的天命因素外，其人力因素可能要得益於他與眾不同的讀書之法。他在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家書中是這樣告諭兒子曾紀澤的：「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餘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
　　曾國藩一生都是奉行這樣的讀書之法的，他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21歲中秀才，27歲中進士，29歲入翰林，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他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給兒子紀澤、紀鴻的信中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唯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他認為讀書不僅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而且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骨相，繼而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曾國藩一生不僅恪守勤奮的學風，而且一生篤定明確的治學誌向。他早年在《國朝先正事略》序一文中寫道：「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誌，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為了明確矢誌不移的治學誌向，他甚至在一篇日記中發下毒誓：「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而他留下的《曾文正公家訓》，比美國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的勵誌故事更加振奮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