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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1月基於反右派鬥爭取得全面勝利，第一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毛澤東看了後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予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位科學家。」接著，「大躍進」如狂飆海嘯，一時間席捲全國。就在這時候1958年4月從機關下放到縣委主辦的重點農業社—金星農業社參加勞動鍛煉和社員一道同吃、同住、同勞動，即「三同」。其用意，一是改造思想；二是通過「大躍進」考驗，為「大躍進」推波助瀾。
　　所謂「大躍進」，用當時的話說，叫做「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並提出要在15年內趕上美國，超過英國，亦即「超英趕美」。為了掀起「大躍進」的高潮，領導者著實下了一翻苦工。首先是大造聲勢，號召大家「樹雄心，立壯志，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還宣傳什麼「雞毛可以飛上天」。社員聽了，著實有點緊張，都有一種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悶熱感。他們都抱著一種等著瞧的心態。
　　為了發動社員投身到「大躍進」運動中來，首先是宣傳鼓動。宣傳的方法，除開大小會議學文件聽報告外，就是寫標語，用文字進行宣傳。白天到生產隊勞動，晚上提著馬燈，打著火把，用石灰水，在山坡上、田埂上、社員住房的牆壁上、門板上，寫前人連想也不曾想過的豪言壯語：「深耕三尺，畝產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頭可斷血可流，畝產3萬斤不可丟」等等。除口號鼓動外，還要樹榜樣，說什麼「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不過，「大躍進」運動剛開始時，人們還不太願意去胡吹亂海，同時也沒有出現創造「奇跡」的人和事，沒有什麼榜樣可樹，於是就號召大家學古人：學黃忠，學趙子龍，學羅成，學穆桂英。口號是：老人賽黃忠，青年賽子龍，少年賽羅成，婦女賽過穆桂英。還有一項宣傳是打山歌，全社在男女社員中，挑選了一批「歌手」，經過培訓後，每逢上級和外來人員檢查參觀時，就安排到田間和山上打山歌。山歌的內容，自然不是什麼哥哥妹妹的情調，都是歌頌「大躍進」和為「大躍進」造勢的新詞。
　　為了造成一種「熱氣騰騰」和「幹勁衝天」的氣氛，有時還在晚上組織社員上山打吆喝—放開喉嚨喊「喔呵」。雖然大家帶了生產工具，名之為出晚工，但並不勞動，鬧騰到深夜後，年輕姑娘們一路打打鬧鬧回到了家裏。上了年紀的人，特別是老年人滿臉不高興，回到家後，默無聲息，摸到床連，倒頭便睡。除口頭文字造勢後，還有硬的一手—大批判—批資本主義，又叫作「大批判開路」。社員們都知道大批判的滋味。因為「氣候」異常，都奮不顧身地投入「大跨進」。幹部說什麼社員就幹什麼。正如現在的一句戲言：跟著感覺走。
　　接下來，便是「放衛星」。中國發射衛星雖然是70年代的事，但1958年即有了「放衛星」這個詞語。大概是從國外移植來的。那時可以任意地放。什麼「一個月消滅蒼蠅」，「三個月消滅蚊子」，「半年消滅孑孓」等等。這「三個消滅」是1958年從湘陰縣縣長武印樓的名字發了佈告的。由於謊禍愈演愈烈，做領導工作的，凡是到了第一線的，做任何事，出任何主意，都得「大膽假設」，但決不「小心求證」。糊塗人跟著起哄，明白人假裝糊塗。
　　1958年4月的一個晚上，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縣委駐社工作組召開了一次「現場放衛星」大會，又叫作「比武大會」，也叫作「打擂臺」。參加大會的，除本社社員，還有鄉幹部和鄰社基層幹部。這天晚上，由於氣候的襯托，大會的戰鬥氣氛顯得更加濃烈。會議一開始，從縣裏趕來參加會議的領導，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號召大家打破右傾保守思想，敢想敢說敢幹。領導講話後，要求參加大會的鄉幹部、社、隊幹部「打擂臺」。一時間，打起了口水大戰。有保證畝產稻穀一萬斤的，有保證結個南瓜一噸重的，有保證畝產紅薯5萬斤的。最勇敢的保證畝產稻穀3萬斤，奪得了比武大會的「冠軍」。縣裏領導當場表揚。說來也奇怪，這些超乎常理的大話謊話，居然無人提出質疑，好像一下子換了人間，都嚴肅認真地以假作真。
　　比武大會開過後，社員們都私下告誡說：「不要說話，只認做事，要你圓就圓，要你扁就扁」。他們不少人違心地「響應號召」，深耕時，把田底的堅土翻捲了過來，全部搬走，然後再鋪上一層熟土。耕作時，連泥帶水深及大腿。有位社員，仗著自己是貧農，站在田埂上罵開了：「我作一世年的田，冇看見過埋這號空人」。當天晚上，開會批鬥，說他破壞「大躍進」，還挨了一頓飽打。
　　搞「大躍進」，無非是要多打糧食。要多打糧食，總少不了肥料。人們雖然被浮誇風吹得昏昏然，但沒有人說種田可不用肥料。可在那時，種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為刮共產風時，說什麼「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調，前人謂之「大同」。所以雞鴨宰了，豬沒人餵了，人畜糞少了。那時又無化肥。怎麼辦？不知是什麼人，想出了一個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刨墳。有人譏之為「挖祖墳」。
　　1958年7月時值盛夏驕陽似火，一些社員上山刨墳，劈開棺木取出枯骨，運回社裏辦的肥料加工廠，製造骨肥。有一座墳，據老人說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來後，屍體仍未腐爛，膚色仍像死時一樣。由於天氣炎熱，惡臭難聞，即使戴上雙層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臟六腑翻江倒海。這些死人絕沒有想到，他們死後的屍骨，會被他們的子孫從地下挖出來，製成肥料，施放到他們留給子孫的稻田裏，多少糧食，供他們的子孫享用。
　　放「衛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種「試驗田」，放「高產衛星」。1958年8月，縣委楊書記在金星農業社放了個畝產3萬斤的「衛星」。試驗田選在通往縣城的大路旁。先是發動社員將各生產隊積存的數百石土雜肥和少量人畜糞挑入試驗田，還從縣裏調撥300斤白砂塘撒入田中。田裏的泥土被搗成了糊狀，然後將15畝長勢良好的晚稻禾苗移栽到面積僅3畝的試驗田裏。由於移栽時禾苗根部被損壞，移栽後，過度擁擠，幾天之後，開始枯黃。儘管社員都把風車抬到田邊鼓風，亦無濟於事。20天後，禾苗大部腐爛了。
　　試驗田雖然失敗了，為了應付縣裏驗收，晚稻收割後，又利用一個晚上，組織部分生產隊的社員，將已經收割的糧食挑運到一個指定地點，以備驗收。我們8個人也參加了挑運。三天後，縣裏來人過磅驗收，楊書記的試驗田畝產超過萬斤。「五風」越亂越烈，及至後來，農業耕作的季節也被改變了，寒冬臘月，冰凍下雪，也要下田作業，腳的毛細孔凍得鮮血直滾。我們中有一位讀過老學的先生，一邊發抖，一邊哀嘆：「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為荒唐的是，吃完年飯浸禾種。
　　「大躍進」刮起來的「共產主義」，咋聽起來好像是笑話，但也並非無稽之談。金星農業社確實實行了一陣子「共產主義」。第一件事是辦公共食堂。幹部宣傳說辦公共食堂是過「共產主義生活」。並說它有兩大好處：一大好處是，將幾千年來自由散漫慣了的農民集結到一塊，可以樹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共產主義思想；第二大好處是能將廣大婦女勞動力從灶臺下解放出來，投入農業生產。一時間，每個生產隊都辦起了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就餐。我所在生產隊的食堂大門上還貼了一幅門聯：巧煮千家飯，溫暖萬人心。橫聯是：吃飯不要錢。
　　食堂辦起來後，糧食消耗很大，因為吃的是不要錢的飯，於是敞開肚子吃，人平每餐煮一斤米還不夠吃。不到5天，吃不下去了。因為糧食消耗太大，只好改為按勞力強弱定量分食。甲等勞動每餐半斤(16兩制)，乙等勞動每餐6兩，丙等勞動每餐4兩，小孩和婆婆老老人平每餐3兩，由於糧食少，社員們一日三餐後，總是處於飢餓感。定量分食不到兩天，都喊吃不飽。加之集體的糧食所剩無幾，只好讓其各自回家，重起爐灶。這個公共食堂不是政策規定下放而是辦不下去，社員稱之為「散夥」。
　　第二件事是實行軍事化。社隊按連排建制，社為連，隊為排，社長稱連長，支部書記為指導員，隊長為排長，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吹哨到禾堂坪裏集合，操演齊步、正步、跑步，還喊「一二一」。農民終歸是農民，吹破了口哨，他們都還在床上或在家作家務。到了操坪，席地而坐扯亂彈、抽旱煙。出工收工，開會學習，規定必須步調一致。一切動作以吹口哨為準。開會還要唱《三大紀律八項註意》。走親戚必須請假。不準上市販賣，一經發現，以搞資本主義論處。累教不改的，劃為「資本主義分子」。家庭種養業，必須統一安排。自留地人平一厘。還規定相互之間要稱「同志」(5類分子及其子女例外)，做子女的有時稱「爸爸同志，媽媽同志。」有位小孫子叫爺爺為「爹爹同志」，被爺爺瞪著眼睛罵了一頓，以後作子女的再不稱長輩為「同志」了。有一次一群社員坐在一塊扯閑談，七嘴八舌編出了四句順口溜：出工一路行，都喊同志們，做事要發狠，不準磨洋工。其實，在那時候，除了動嘴不動手的支部書記和社長，都磨洋工。因為社員們都不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是被強行編在一起的「國家農民」，他們沒有了剩餘和自由。他們天天都得出工。一是紀律制約;二是不出工掙工分不給糧食。不過，這種勞動，社員稱之為「打大跎」，都跟著混。
　　第三件事是上夜校學文化，又稱「農民大學」。除「五類份子」外都得上「大學」。然而，這也是一件難辦的事。因為社員每天要幹將近16小時之久的農活，農忙時還要出晚上。一天之後，疲憊不堪。年老體弱的不肯來;年輕的，來了坐著打瞌睡。老師講了無人聽。不久之後，也只好作罷。有的人提出來：如果硬要我們來，隊上要開一次夜餐。這當然辦不到。
　　「大躍進」歷經三年，給農民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大概是不得不作點自我批評的緣故，於是將「大躍進」貶稱為刮「五風」—共產風、浮侉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將颳風的幹部稱之為「五風幹部」。他們大部分人挨批評、挨鬥，少數人被關進了監牢。這一招雖然幫農民出了口氣，但這是「馬後炮」。其實沒多久，這些「五風幹部」都官復原職，他們和農民一樣，享受了幾年的「休養生息」。因為這些「五風幹部」是「代人受過」。不過，農民的傷痛則永遠無法撫平了。
　　這五股風的表現形式是可怕的，給農民造下的後果是慘烈的。「共產風」它所標榜的是「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的最高綱領，誰也擔待不了反對共產主義的罪名，因此，農民對那種被扭曲了的「共產主義」不得不保持沈默。其結果，這種「共產主義」破壞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使農民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浮侉風」是從上至下勁吹起來的。首先吹起來的是河北省的徐水縣，它領先發出了「吃飯不要錢」的口號。1958年8月4日，毛澤東來到了徐水，縣委書記向他匯報糧食生產時，說全縣小麥畝產已達到2000斤，還要放大衛星達到畝產12萬斤。毛澤東擔心糧食用不完，鼓勵農民每天吃五餐，將耕地輪休。訊息傳到全國後，各地爭相說假造假。由於胡吹亂海，把沈重的社會危機掩蓋了。政府竟依此用超徵購的辦法，將農民手中本來就不夠吃的糧食拿走了，造成了餓殍載途，哀鴻遍野。
　　「強迫命令風」比比皆是。幹部和積極分子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他們的「殺手鑭」就是批鬥。批鬥的方法少不了打吊跪。批鬥時，社員們站在周圍，被鬥者站在中間，打手們實施刑罰。就像當年鬼子用刺刀逼迫群眾交出八路軍一樣。許多基層幹部明知自己的行為是無法無天，但他們也知道，已經上了這股道，不能往回走了。如果不無法無天，就必須違拗他所依附的人的無法無天而落個自己所不願看到的下場，因此，只好昧著良心無法無天。
　　「幹部特殊風」是不受制約的權力派生出來的。幹部領導群眾，指揮群眾，可以任意批鬥群眾，可以打罵群眾，可以扣飯，可以扣工分。社員尤其害怕扣飯。正因為是這樣，幹部可以享受各種特權。別人的老婆因飢餓失去生育能力時，享有特權的人的妻子照樣生崽，因為他們沒有飢餓。他們可以打著檢查工作的幌子到任何食堂吃飯，而且可以吃到社員們無法吃到的好飯好菜。他們還可以充分享用社員們因飢餓摧殘而早已置之腦後的性事。
　　「瞎指揮風」遍及全國上下，用現在的話說叫作不按科學發展觀辦事。破冰下田耕作，吃過年飯浸禾種。1958年湘陰縣號召農民吃過年飯浸禾種，播下去的9.42萬公斤的種子全部爛掉了。為了解決缺肥的難題，發動社員上山挖祖墳製作骨肥。由於農民害怕挨鬥挨打，只好捧著一顆滴血的心，忍氣吞聲任其胡鬧。
　　那些為「大躍進」出謀劃策的，為「大躍進」打前鋒的，主要的不是出於無知，而是為了依附強勢，使自己不被這股惡流淹沒，於是昧著良心幹不要良心的事。由於權力沒有制約，加上狂熱無知，於是異想天開，遊戲國家和人民。在一個建國不到10年且百孔千瘡的國家裏，企圖在15年內趕上美國超過英國，建成人世間最美妙的「烏托邦」，創造出無與倫比的歷史奇跡，結果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