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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歲末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大連、旅順相繼陷落，北洋艦隊退守威海。日軍大舉進攻，在榮成登陸，擺開海、陸夾擊威海清軍之勢。儘管北洋海軍主力艦「定遠」、「鎮遠」雄風猶存，如果海陸配合運用得當，完全可以同日軍再打一陣子，但是清軍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這一年對甲午殤思與鏡鑒的論述頗多，如戰略失誤、經費不足、用人不當、隊形不利、裝備落後、彈藥偽劣等等，這些與戰爭失敗均有一定關聯，但都不是決定性因素。
　　造成失敗的關鍵因素是文化，呈現為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的國家文化特質。120年前，清朝具有綜合國力、人口眾多、地理環境、北洋海軍等佔優勢的「硬件」，然而在「軟件」上卻存在著非對稱的差距。日本強勢的軍國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舊文化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種文化特質的差異，注定了清軍必然失敗的命運。
　　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空間狹小、戰略資源奇缺、自然災害頻發，國民心態自卑與自大交錯，恐懼與榮耀兼有。當現實無法兌現其理想時，便寄托於神靈。於是島國心態與神國心態相結合，成為一種變態的大國主義。日本從1867年到1945年間的國號便是「大日本帝國」，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稱「日本國」。 日本大肆宣揚「神造之國」、「皇道之國」，稱「天皇統治的日本才是萬國之宰，萬國之君主皆應為其臣僕。」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成為其精神支持，是形成軍國主義的文化土壤。
　　福澤諭吉等政客的軍國主義擴張論，成為日本建立天皇專制統治和推行軍國主義的理論基礎。《外交佈告》確立了「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的戰略。福澤諭吉為日本設計了一條「近代文明國家」的軍國主義道路，主導著日本從明治到1945年戰敗的80多年間所走過的歷程。日本在軍國文化導引下，發動甲午戰爭，天皇頒詔，舉國動員，進入戰爭體制，成立參謀總部，組建聯合艦隊。國會一致對外，全力支持戰爭。媒體一致轉向戰爭話題，激發國民的戰爭狂熱。幼童從軍，操槍舞刀，高呼擊沈「定遠」、「鎮遠」。娼妓募錢獻金，加入軍妓勞軍，旅順攻陷後，第一師團從日本徵集12家大妓樓的「奉公女」前往慶賀勝利。日本政府成功的動員將國民挾持在戰車上，使之成為全民戰爭。
　　中、日兩國的海軍旗反映著軍事文化的顯著差別。日本海軍旗主體是太陽，外加16道紅光芒，意為日本是太陽神創造，光芒普照世界，充滿征服世界的霸氣。中國海軍旗的主體是中國龍，傳說中的龍能興雲布雨、消災降福，象徵著內治和祥瑞。
　　清末處於封建制度的沒落期，宮廷文化的靈魂與核心便是皇權獨尊，一切以維繫其搖搖欲墜的王朝為基。1894年適逢慈禧太后60誕辰，為老佛爺操辦一次規模盛大的花甲壽慶，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更有深層的政治動因。甲午期間，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有5人。慈禧太后是掌門人，她想在60壽慶中捲簾歸政，大肆建設頤和園準備頤養天年。壽慶有可能是中國內部政治的權力交接，結束慈禧垂簾聽政的一場國家大典。當有人因戰事緊迫建議停止頤和園工程時，慈禧放話：「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
　　光緒皇帝俯首聽從慈禧，但躊躇滿誌，尋機登基掌控實權，他一直提防著李鴻章，將北洋海軍事務能收就收。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翁同龢，官位戶部尚書，他同李鴻章爭奪權勢，對北洋海軍實力能削即削。光緒父親奕譞，主持海軍衙門，一切以光緒平穩掌權為先，海軍衙門只是一個平臺，表現得謙卑謹慎，翼翼小心。李鴻章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控北洋海軍，但受制於朝廷權鬥，北洋海軍孤軍奮戰，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的困局。
　　慈禧太后也感覺到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為宮廷內鬥，「例」指祖宗之法不可變。任何變革的「越軌」最終都會被拉回到封建制度沒落的軌道。所以慈禧的60壽慶成為清政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甚至影響到甲午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國內政治環境制約著戰爭準備和對外交涉，恭親王召集各國公使聲稱等到慈禧生日過後，再重開外交談判。李鴻章也看到了日本選擇甲午年發動侵略戰爭，其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聖慶典，華必忍讓。」所以他不去備戰，卻把精力花費在外國的調停上，以穩定政局。因而就在慈禧壽慶的歌舞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輕取大連灣。慈禧得到恭親王報告大連灣失守時，只是淡淡說：「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雞毛蒜皮的事來煩她，讓她好好過個60大壽。」
　　當一個封建王朝把統治者的壽誕看得比民族興亡還重要的時候，這個王朝必定走向窮途末路。正當日本發動全民戰爭，傾力開動軍國主義戰車向中國殺來時，清政府沒有戰爭動員，更無作戰方針，毫無抗敵氣氛。正如李鴻章自嘆：「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現今，仍有大量甲午戰爭遺物流落日本，它們現狀如何？而大連作為北洋海軍的主要根據地、黃海海戰的主戰場，應彌補甲午文化的短缺。甲午戰敗，北洋艦隊「鎮遠」等10艘軍艦被俘，「定遠」等軍艦被肢解，「致遠」等沈艦被拆卸，軍艦和大量部件被擄去日本。日本為炫耀甲午海戰的勝利，曾把「鎮遠」艦的主錨、主炮彈頭和錨鏈圍繞於東京上野公園展示，並立碑炫耀軍國主義戰績。
　　1947年，中國以二戰戰勝國地位，派遣中國駐日代表團參謀鐘漢波海軍少校向盟軍駐日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提出：將「鎮遠」艦鐵錨等戰爭遺物歸還中國。經過艱辛複雜的談判，盟軍總部最終同意依照中國意願撤除展覽、歸還鐵錨。盟軍總部與中國駐日代表在東京芝浦東海碼頭舉行移交儀式，並由中國緝私船運回上海。現在該鐵錨靜靜地安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園內，訴說著在日本公園展示了30年的國恥。
　　然而，直到現在仍有大量甲午戰爭遺物流落日本，有的展示在戰爭博物館，有的被民間收藏，有的流落荒野。日本發行的「日清戰爭40週年紀念封」上，就印上了丁汝昌像、中國海軍旗、「定遠」的舵輪、「靖遠」的船鐘、「操江」的艦長印章等，侵略罪證被當做戰利品炫耀。一方郵封，凝聚著北洋海軍的血與淚。
　　2010年10月版的《中國國家地理》和2014年《法制晚報》組織編寫的《甲午遺證》詳細記載了流落在日本各地的甲午遺物。「定遠」的舵輪現存於日本長崎的格拉巴公園，舵輪平置、上覆玻璃，改為咖啡桌，曾專供海員聚會使用。「鎮遠」艦的船鐘有兩個，一個懸掛在神奈川的小田原高中的鐘亭鐵架裏；另一個留存在四國香川縣的栗島商船學校。在日本福岡的太宰府，「定遠」艦殘骸被肢解後建成別墅，任人展覽；太宰府的光明禪寺，廳堂擺著劉步蟾艦長的辦公桌，上面放著一個募款的功德箱。在岡山縣福田海神社裏，立著一枚刻有「西京丸遺品」的260毫米炮彈，系清軍「平遠」號打入日本「西京丸」船艙卻未爆炸的炮彈。在日本神奈川的三笠艦公園，存放著從「致遠」號上拆走的機關炮；而在岡山的吉備津福田海神社，「鎮遠」另一個未能回歸的鐵錨倒臥在石臺上成為神壇祭品。在東京的靖國神社，陳列著旅順口的海岸炮，寫著「戰利品，清國要塞炮」。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阪的真田山陸軍墓地東北角，埋葬有6名清軍官兵，上刻的「清國 劉得起」、「清國 呂文風」等字樣依稀可辨。「劉漢中」墓前，在名字旁刻有「清軍馬隊五品頂戴」字樣，經考證為祖籍遼寧的一名清軍中層軍官。看到這些令人唏噓，那麼多的甲午遺烈和遺物在異鄉沈寂了120年，國人怎能將其遺忘，何日方能回歸故裏安息？
　　大連是洋務運動的縮影和受益者，旅順因而成為崛起在東方的近代化城市，旅順船塢及配套的工業設備和多項市政建設一直沿用至今。大連又是北洋海軍的主要根據地、黃海海戰的主戰場，鄧世昌等英烈從大連灣起航投入戰場，再也沒有回來。大連更是日軍花園口登陸、侵佔遼東半島並在旅順口進行大屠殺之地，大連人對甲午戰爭應有更深的感受。威海、丹東等與甲午戰爭有關的城市均建有甲午戰爭紀念館，仿製了「定遠」、「致遠」號戰艦供人瞻仰，成為國家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然而在大連尚無一座整體介紹甲午戰爭的紀念館，多數大連人對甲午戰爭相當茫然。
　　重視和珍惜自己的歷史文化，紀念和弘揚與大連有著血緣鄉情的甲午英烈，是提高城市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的途徑。不少專家、學者曾提出，應在原海之韻廣場建一座鄧世昌雕像和甲午戰爭紀念館。一座城市、一方海灣、一個雕像便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