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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壽在《三國誌》中評價曹操時說：「太祖(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 ...矯情任算... ...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區區數語，使曹操才幹過人、機智狡詐、長於權術韜略的亂世奸雄形象躍然紙上。而評價劉備時卻說：「先主(劉備)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 ...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曹操)，是以基宇亦狹。」完全是一副寬容厚道、仁愛信義、拙於權術韜略的仁君聖主形象。
　　繼陳壽之後，在民間文學，特別是《三國演義》的大力渲染下，曹操和劉備的上述形象更加鮮明和深刻。劉備「機(機智)權(權術)干(才幹)略(韜略)，不逮魏武」的觀念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更加根深蒂固。但問題是假如劉備果真如此平庸，原本販履織席的他，何以能夠在那豪傑並起的時代力克群雄，鼎足天下？如此偉業僅靠「會哭」和「坐冷板凳」顯然是得不來的。
　　實際上，只要細細分析和品味一下《三國誌》中曹操和劉備的言行就會發現，就個人綜合素質而言，劉備在機智、權術、才幹、韜略諸方面絲毫不亞於曹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儘管陳壽認為曹操「少機警」，楊阜、賈詡、荀或等人也認為「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應變無方(不墨守成規)」。但這只能說明曹操確實機智過人而已，並不代表無人能及。《三國誌》及裴注中有一段膾炙人口的「煮酒論英雄」的故事，堪稱是曹操和劉備隨機應變能力交鋒的經典。在酒桌上，當曹操說破天下英雄唯有他們二人時，劉備因過度驚恐而掉了筷子。這時正巧天上響了一個驚雷，劉備馬上隨機應變解釋道：「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一語掩蓋了被道破心事後的失態之舉，從而躲過了一場殺身大禍。如果沒有超乎常人的應變能力和演技，想在一代奸雄曹操面前矇混過關是絕無可能的。當然，曹操的隨機應變能力在陳壽筆下也多有表現，但蒙蔽的大多是呂布、袁紹等心機尋常之輩，而劉備蒙蔽的卻是工於心計的一代權謀家。誰高誰低，不辨自明。
　　至於當機立斷，不失良機，曹操更是遠不及劉備。比如建安三年(198)，曹操在白門樓下生俘了呂布，呂布請降，結果「太祖(曹操)有疑色」，竟然打算改變主意，納降呂布。關鍵時刻，劉備立即建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曹操這才點頭稱是，縊殺呂布，消滅了這位出爾反爾但又善戰無前的勁敵。
　　又如建安元年(196)，劉備因丟失下邳而投奔曹操，曹操明知天下英雄唯有自己和劉備，謀士程昱也一再建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但在劉備面前，曹操似乎異常「弱智」，他不但不聽程昱諫言，反而受劉備刨地種菜、澆水捉蟲假象的迷惑，誤以為他是胸無大志的池中之物，竟然派遣劉備領兵東擊袁術。程昱和郭嘉聽說放走了劉備，立即前去進言說：「劉備不可縱。」好說歹說方令曹操幡然醒悟，後悔不迭，派兵追趕，可惜追之不及。為將來爭衡天下留下了一個最強勁的對手，使自己一統天下的宏願最終成為一場空夢。可見，曹操在關鍵時刻往往優柔寡斷，一再坐失消滅政敵的絕好良機。
　　不僅如此，建安十六年(211)，益州別駕張松元欲作為襲取益州的內應前來投靠，然而「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將這位奪取益州的關鍵人物拱手送給了劉備，使劉備既得到了益州眾將，又得益州之地，為蜀漢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如果不是曹操失此良機，恐怕劉備就沒有奪得益州的機會和可能，至少不會那麼順利地輕取益州。
　　當然，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劉備才是優柔寡斷、坐失良機的代表，理由有三：一是陶謙讓徐州時他推三讓四地要讓與袁術；二是劉表詿荊州時他沒有欣然接受，結果失去了佔據荊州的良機；三是襲取益州時沒有採取龐統在宴會上綁架劉璋或用陰兵猝襲成都的建議，結果勞師動眾，損兵折將。其實不然。陶謙臨終前將徐州讓與劉備，劉備不說應讓給陶謙的兩個兒子，卻說應讓給袁術，而當時的袁術因「奢恣無猒，百姓患之」早已臭名遠播，這樣推讓顯然是一種客套話。如此這般，讓陳登、孔融等人將袁術痛貶一頓，將自己褒揚一番之後，半推半就地就任徐州牧，比起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樣急急上任不知要體面多少倍。
　　至於劉備謝卻荊州牧之職，是因為劉表之托並非出自真心，純粹是為了試探劉備是否有佔據荊州的野心，和曹操「煮酒論英雄」的意圖一般無二。因為「表夫妻素愛琮(劉表次子)，合適(嫡)立庶，情計久定」。既然劉表夫妻為了將基業傳給劉琮，甚至不惜廢嫡立庶，怎麼可能會真心實意地讓與劉備？何況對於劉備，劉表早就「憚其為人，不甚信用」。劉備來投不久，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劉表疑其心，陰御之。在這種情況下欣然接受劉表的荊州之托豈非取死之道？
　　至於在襲取益州的方式上，劉備之所以不採用綁架劉璋或偷襲成都的方式，是因為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也就是說，劉備不是不識良機或於心不忍，而是不願意以明顯背信違情的極端方式襲取同宗之地，否則即使能佔其地盤也不能得其眾心。更重要的是，這樣會使一直以信義為號召的劉備人格掃地。因此，他要等待時機，另尋良策。
　　建安十六年(211)，劉璋派劉備領兵攻打張魯。結果，「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如此一年後，張松暗通劉備事發被殺，「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 ...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巧妙地將戰爭的責任推卸給了劉璋。儘管折了一些兵將，卻也挽救了信義，為將來籠絡人才和奪取天下，留下了憑借和保障。算是斷手全軀，比起上述極端方式還是高明了許多。
　　千餘年來，曹操的權術始終讓人推崇不已，他是一位無可爭議的權術行家。其權術之長主要表現在謀權和馭人兩個方面。曹操在謀權方面的最成功之舉莫過於「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元年(196)，正當各處割據政權疲命戰場之際，曹操接受首席謀士荀或的建議，將逃難中的漢獻帝迎至許都(今河南許昌東)。儘管當時的皇帝是個傀儡，但畢竟在名義上是「萬乘之尊」，是最高權力的象徵。把這個傀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可以打著皇帝的旗號對其他割據勢力發號施令，在政治上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優勢。
　　但曹操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是要為朝廷和皇室負擔巨額的財政開支；二要分散許多精力防止獻帝和忠漢之士以「衣帶詔」等形式在其後花園放火；三是不得不背上「托名漢相，其實漢賊」的千古罵名。而劉備則不然，他一面宣傳「奸臣竊命，主上蒙塵」以貶抑曹操，一面以「帝室之胄」的身份打起「興復漢室」的旗號來爭取政治優勢和籠絡人才。
　　其實，曹操和劉備都是地方割據軍閥，都是為了皇帝夢而奔忙，二者本沒有太大區別。但前者付出高昂代價而成為權奸的代表，後者僅憑幾句口號而成為忠義的化身，天差地別，全在乎謀權之道不同。二人權術之高下，已經顯而易見。
　　至於馭人，清代史學家趙翼認為：三國之主用人各有不同，「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曹操馭人之術招數奇特多樣，對於有功之士必以各種方式給予經濟、名位、精神等方面的獎賞。但他又生性多疑嗜殺，荀或、許攸、孔融、崔琰、婁圭、楊修等都因言語不慎等瑣碎小事而被逼死、殺害乃至滅族。因此，曹操的馭人可謂恩威並用、軟硬兼施，使手下的文臣武將抱著感恩和恐懼的複雜心態為其謹慎效命。
　　劉備的馭人之術與曹操截然不同。雖然沒有足夠的錢財或權力去獎賞有功之臣，但劉備馭人靠的是真誠和信任。但真誠和信任比任何權術都能準確地擊中人性的弱點。只因為有了真誠和信任，關羽才會謝卻曹操的隆恩厚賜，千里單騎投舊主；趙雲才會在長阪坡冒死救後主；渚葛亮才會謝卻孫權、張昭的說降，才會在白帝城接受托孤重任並忠心無二、鞠躬盡瘁... ...這些都在事實上使曹操的馭人之術黯然失色。
　　曹操和劉備的才幹是多方面的，但曹操明顯優於劉備的當數韜略，即戰鬥用兵的計謀。從《三國誌>和裴注所引史書來看，基本都贊同「玄德與操... ...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劉備拙於用兵，每戰則敗，而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不過，翻開歷史，曹操雖說善於將兵，但除了官渡之戰外，其他也沒什麼十分漂亮的戰例。相反，卻多次被打得狼狽不堪，差點丟了性命。如赤壁之戰，以20萬大軍敗於五萬聯軍；如滎陽之戰敗於才能平庸的普通將領徐榮；濮陽之戰敗於呂布；宛城之戰敗於張繡，太祖「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當然，這裡不是要以成敗論英雄，只是要說明，我們在承認曹操長於用兵的同時，也應看到他那可觀的敗績，事實證明曹操的行軍用兵之道並非登峰造極。
　　劉備自出世以來，雖然多次用兵，但總是連吃敗仗。除了在博望大破夏侯悼、于禁外，似乎就沒打過像樣的勝仗。相反，劉備的用將能力，曹操沒有。然為將之道，在能用兵；為君之道，在能用用兵之將。劉備自從三顧茅廬請得「臥龍」出山後，他就少自將，多調度，深明將帥之道。諸葛亮、關羽等「將兵之才」都死心塌地地為其效命。他雖穩坐釣魚台，卻能攻守自如地周旋於群雄之間，使擁有「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曹操，雖殫精竭慮也拿他無可奈何。豈非曹操將兵之才勝於劉備，而將將之才亞於劉備乎？曹操和劉備都想成為帝王，然帝王可以不善用兵，但必須善於用人。難怪唐太宗評價曹操時云：「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也難怪他只能做個「周文王」。
　　無可爭議，既然劉備在和曹操的數次正面和側面交鋒中都能略勝一籌，怎可輕言機權干略，不逮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