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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在宋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有重要影響的王安石變法，產生了許多疑問，這些疑問，有些是對於其變法本身的，也有一些是針對後世對其變法過程的描述與不同認識而產生的。
　　1、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抑制兼併，裁撤冗員」嗎？這個說法實際是後來的史學家們強安到王安石變法頭上去的，不是當時變法的真實目的。我們閱讀任何一種建國以後並迄今為止的相關文獻，只要一提及變法的原因就要說當時土地兼併嚴重，冗官、冗兵繁多，國家積貧積弱，王安石變法就是針對這種社會狀況而展開的。可是當我們仔細瞭解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內容和實際效果後，驚異地發現，在數十項變法法令中，幾乎沒有一條是抑制兼併、裁撤冗兵冗員的，從變法的後果上來看，冗員並沒有減少，土地兼併有增無減，雖然軍隊冗兵減少了近四十萬，但在對外關係上仍懦弱不堪。就是說，現代史學家們描述的王安石變法的原因與其實際做法驢唇不對馬嘴。這是怎麼一回事？其實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抑制兼併、裁撤冗員，使國家強大，既然沒有這方面的目的，自然也就沒有相應的變法措施和結果。
　　2、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是為國家「求富」，即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3、變法的真實目的為何被遮蔽？有兩種原因造成了對王安石變法真實目的的遮蔽。一是在當時的政治爭論中，變法派為減輕反變法派對他們「斂財、害民」的攻擊，而刻意編造出抑制兼併之類的理由；二是後來的某些研究者，出於肯定這場變法性質的需要，將當時變法派編造出的理由當做事實加以放大。正是由於這種遮蔽，使得今人在瞭解王安石變法的性質時極易陷入混亂不清的狀態，人們無法理解，為何這場變革既沒有與其所標榜的目標相適應的政策方案，又沒有實現使國家強大崛起的戰略目的！但如果回到王安石變法的真實目的求富上，一切疑問就會悄然冰釋，變法派本來就沒有抑制兼併、使國家強大的目的，他們的目的只是斂財、求富，而且也實現了這個目的。至於他們本來就沒有的目的沒有實現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事實證明：這場變法取得了變法派自己預想要達到的一切，同時也沒有超出預想目的一步。
　　4、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法目的？這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的，看一下神宗皇帝面臨的實際問題：
　　先看冗員，即官員隊伍龐大，這是由於其前任皇帝自己無能，只好靠擴大官員隊伍、並增加官員工資導致的。官員隊伍一旦擴大到這個規模，想裁減就很困難了，一切改革都要靠官僚隊伍來推動，如今你要削減官員數量，降低他們的工資，他們能答應嗎？這一點，神宗皇帝是心知肚明的，況且前朝已有失敗的例子放在那裡，范仲淹等人在慶歷年間發起的「慶歷新政」不就是因為動了冗員這塊「奶酪」而無疾而終的嗎？所以，冗員不能裁，冗官不能減。
　　冗員不能裁，行政開支和軍費支出不能減，國家財政又沒錢。怎麼辦？只能想增加收入的辦法了。事實上，這也是許多王朝中期改革通常選擇的路徑：不動存量、調整增量；不觸動現有的既得利益者，通過增加新的財政收入增長點，靠新增加的錢，解決社會政治問題。這種路徑的好處是阻力小、易操作，不好處是往往適得其反，老問題沒解決，又帶來成堆的新問題，結果反而使得王朝進一步衰朽。是不是所有王朝中期的變革只有這一條路徑可走？是不是所有的變法都是這種結局？當然不是，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變法路徑，是宋神宗的個人能力所決定的，換一個人，未必是這種做法。
　　5、為什麼選擇王安石為變法主將？為解決國家缺錢的問題，宋神宗廣泛地與各路大臣談話，談下來，形成的觀點有兩派：一是認為國家缺錢原因是花的太多，少花點就不缺了。這一派以韓琦、富弼、司馬光等元老重臣為代表，他們建議皇帝：抑制個人慾望，少修建宮室樓台，適當裁減冗員、冗兵，千萬不要與外國打仗，國家開支就減少了，錢也就夠花的了。那西夏國、遼國要是打過來怎麼辦呢？這派人的回答是：只要你內修德政、外睦鄰邦，人家是不會打過來的，對這種不顧強鄰日益挑釁、不負責任的建議，神宗皇帝當然不滿意，也沒法兒按這些人的說法辦事。另一派的意見就是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他們提出的辦法就是想方設法地增加財政收入，不僅可以養住現在的官員與軍隊，還可以支持朝廷對敵國採取主動的軍事措施。這種態度與神宗皇帝的需要一拍即合，所以，神宗皇帝才採取非常手段，越級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大業的。
　　針對朝廷面臨「缺錢」的問題，司馬光曾與王安石展開過辯論。司馬光認為，朝廷缺錢是因為花錢太多，少花錢即可。如果繼續保持這麼大的開支，就勢必通過向老百姓增加賦稅的方式獲得財富，簡言之，必然搜刮民財，給老百姓增加負擔。王安石回辯說，這些錢都是非花不可的，節約不下來。而且，增加朝廷收入，也可以不通過增加賦稅的辦法獲得，並不會給民眾添負擔。司馬光反唇相譏：天下財富就那麼多，不從老百姓那裡取，從何處取？王安石的變法還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增加賦稅而增加國家收入，但司馬光也沒有完全說錯，這些錢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仍然是從老百姓身上搜刮過來的，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一言以蔽之，即以國家興辦壟斷的商業、金融業企業等手段，為國家斂財。為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需對其主要法令做出具體的分析。
　　1、均輸法：變法前，各州縣進貢給京城的貨物需長途運輸，運輸到京城後有些貨物因不符合市場需求反而需降價出售，讓國家虧損。王安石推出「均輸法」，規定主管此項事物的六路發運使可以按「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能就近採購的貨物，就就近採購，以節省運費。而且可以按照各地市場不同的價錢，把在當地價格高的產品就地賣掉，變成錢後，再到價格低的地方買回這種產品。同時，還規定，如果地方進貢的是京城不需要的貨物，可以折成錢，以現金的形式交納。這事實上是把原來的運輸機構變成了兼具商貿功能的國營企業，通過經營、銷售各地的上貢貨物贏利，為國家創收。
　　2、市易法：當時的京城和各大城市，原本就有大的批發商，經營商業批發業務，獲利頗豐。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設立市易務，實際上就是由朝廷官辦的商業企業經營主要的批發業務，據說，範圍十分廣泛，連干鮮果品都由市易務經營，這樣，就等於把原來民間批發商人的利潤轉移到國家來了。
　　3、青苗法：原本在民間，就存在有一些借貸機構和個人，在開春青黃不接的時候，靠收放貸款(利息高的就被稱為高利貸)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來承擔此項業務，在青黃不接時向農民放貸，秋收後再連本帶利收回。實際上是將原來的民間放貸資本的收入，轉為官營的放貸機構，變成政府收入。
　　4、保馬法：政府軍隊所需要的軍馬，原來是由政府的專門部門養的，但是投入大、浪費多。王安石推出「保馬法」，將戰馬承包給普通百姓餵養，條件是政府可以適當免除養馬百姓的賦稅，並給予以少量的補貼，這樣既減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戰馬可用。
　　從上面四項法令來看，就是把原來民間資本經營的能賺錢的商業、貿易以及金融業轉為官辦的壟斷企業，通過這些企業的利潤為國家增加收入；同時，把國家經營得不好的養馬業轉為民辦，減少國營企業的虧損，為國家減少支出。這一增一減，國家的收入就增長了，達到了富國的目的。
　　當然，王安石變法也沒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賦稅，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稱免役法)，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增加百姓賦稅的辦法。原來北宋官府裡除了官員之外，還要一些從事雜務的衙役，這些人是由各家各戶輪流派人充當的，存在著人員流動性強、業務不穩定、工作人員責任心不強等問題，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戶按一定比例交錢，由官府再拿這筆錢僱傭穩定的衙役，長期從事此項工作(當然也有一定的對特困戶的減免措施)，這一法令實際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從、馬伕、典吏等)職業化了，變成了領國家官糧的「行政事業單位成員」。而全體老百姓則需為這些人員多交納一份「行政事業附加費」。如果說，前面四項法令還是通過官辦企業的方式間接為國家斂財的話，那麼「募役法」則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稅賦的方式直接為國家斂財了。
　　因為這項法令解決的不僅是官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穩定性的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增加了國家收入。這筆帳很簡單：原來每十戶百姓，每年有兩人去官府服役，這一年只是有兩戶人家受影響；變法後，這十戶百姓年年都出錢，由官府再分雇兩個別的人去服役，這十戶人家從每五年輪一次有負擔變成了年年有負擔。而且，十戶人家交上來的錢，也許是夠僱傭五個人的，可官府只需要兩個人，那多出來三個人的錢就變成國家增加的收入了。據統計，熙寧九年(1076)，收的免役錢為1041萬，實際僱傭衙役支出只有648萬，節餘392萬就成為國家多增收的錢了。另外，從熙寧六年發出的青苗錢利息來看，剝削率也夠高的了，當年發了1103萬青苗錢，收回的利息是292萬，利息率約為26%，按現在的標準，利率也不低了。由此看來，司馬光批評王安石斂財，增加百姓負擔，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變法的實際效果如下：
　　1.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通過變法確實增加了國家收入。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宋神宗熙寧六年散發的青苗錢為一千一百零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單位是「貫匹石兩」)，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貫匹石兩)，利息錢為二百九十二萬(貫匹石兩)；熙寧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況為：這年全國共收免役財賦一千零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匹石兩)，支用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貫匹石兩)，寬剩三百九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五(貫匹石兩)；神宗逝世的元豐八年，國家財政總收入達八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三百(貫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萬八千(貫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萬八千三百(貫石)。
　　2.裁汰了軍隊冗員，節省了軍費，但軍隊的戰鬥力並沒有根本的提升。熙寧五年(1071)軍隊改革，將全國禁軍縮編為五十七萬人，廂軍縮編為二十三萬人，軍隊總數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一百一十八萬人，裁減到八十萬人，相應的，軍費也節省下一千三百多萬貫。應該說裁兵幅度與軍費節減幅度都很大。但軍隊的戰鬥力並沒有得到根本提升。後來，神宗雖然主動出擊西夏，但並沒有獲得勝利。
　　3.變法剝奪了原來從事商業批發和金融信貸業務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轉為國家收益。
　　4.變法並沒有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來由商人集團獲得的利潤轉歸國家所有了，百姓的負擔沒有減輕。而募役法等又給百姓增加了新的攤派，所以說百姓的負擔增加了。至於變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反對變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階級利益之類的說法，純屬現代人根據當時政治需要的杜撰，與變法本身毫無關聯。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公認的有德君子，他們兩個人對變法的不同看法，確實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兩人的核心分歧在於國家的職能上。司馬光認為，國家的職能就是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地過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給百姓增加負擔就是最好的國家。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不作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認為，國家必須積極進取，國民均應為這種進取承擔義務，所以，政府必須有所作為，簡言之，有作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現代的眼光看來，司馬光的觀點未免空闊迂腐：你不進取，不強大，人家西夏、遼國、蒙古就不進取、不強大？人家就不打你了？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是人們無法接受的。而要進取，就得讓全體國民都承擔義務，就得向全民斂財，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問題在於，斂了財之後，去幹什麼，又幹得怎麼樣。在這一點上，王安石變法向全民斂財，這無對無錯，問題在於斂了財之後幹了什麼。如果王安石變法之後，國家強大了，平遼滅夏，那麼，斂財就是該斂的，人民的犧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變法除了斂財之外，並沒有使國家強大，人民白付出代價了，所以變法總體上應受到否定。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沒有使國家強大，無論是宋神宗，還是王安石，都有使國家強大的動機，都希望國家先富後強，而且富了之後，宋神宗還真發起了對西夏的主動進攻，但是遭到了失敗。事實證明，富裕並不意味著強大，富裕與強大是兩回事。而王安石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是錯誤的。他曾說到「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之急。」他把國家不能出兵掃平遼夏歸結為財用不足，這個出發點就是錯誤的。
　　試問，宋太祖時興兵平定天下，其財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嗎？難道西夏、遼、金、蒙古人的崛起與強大是錢多了之後才做到的嗎？事實上，歷史上的一切強國幾乎都是從一無所有中崛起強大的，而不是有了錢才強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國家往往耽於生活享樂、不思進取，被新興的貧窮國家所滅亡。王荊公先富後強的理論要麼是昧於歷史事實的瞎說，要麼就是為其眼下斂財編造美好遠景的空話。總之，我們要記住一個基本的真理：當一個國家把軍隊不能打勝仗歸結於缺錢這個原因上時，這個國家的軍隊，就永不會再打勝仗了。
　　什麼樣的軍隊才能打勝仗？不怕犧牲、敢於無條件付出生命的軍隊才能打勝仗。宋朝自仁宗以後就從來沒再打過勝仗，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皇帝和大臣都捨不得犧牲，每一遇敗仗，死上萬把人，就哭天搶地，想著花錢買和平，長此以往，軍隊怎麼還有作戰的意志？宋神宗雖然發起五路伐夏，主動進攻，但他本人也沒有犧牲的勇氣，並沒有御駕親征、親臨前線，更沒有犁庭掃穴，不滅敵國絕不收兵的勇氣。在一個方面遭遇了失敗就全線撤退，這怎麼能打勝仗！事實證明，沒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會有一支英勇善戰的軍隊。這應該成為歷史常識！
　　回顧宋朝軍事史，其荒唐可笑令人震驚。當時宋朝的軍隊總人數在一百二十萬左右，已經超過了西夏全國的總人口，在冷兵器時代，如果有堅強的作戰意志，數量上的優勢一定會形成戰場上的優勢。可這支龐大的宋軍在皇帝的無能與文官集團的膽怯籠罩下，除了消耗軍餉，就一無所能，在後來金兵大舉進攻時，反而淪為散落在各地的兵匪。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所以平心而論，對於王安石變法中的有些內容，司馬光也是同意的，比如他就曾提出過由官府出錢僱人服雜役，這與王安石免役法的作法基本相同。可他一旦當政之後，為什麼盡廢新法、絲毫不留餘地呢？難道不能講一講「辯證法」，按蘇東坡的要求，保留一些新法的合理內容嗎？不能，這就是中國政治鬥爭的實際規則：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錯百錯。他不能給對立面留下任何餘地，因為一旦給對立面留下餘地，很可能就是給自己留下被攻擊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盤否定。當然，聰明的政治家也許會名義上否定對手，而實際上仍採用對手的一些有合理性的政策，但司馬光不是這樣的人，他也沒有那個時間去從容考慮這些問題。他執政時，已是耄耋老人，只短短地當政了一年左右時間，他只能以如此不講道理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新法的影響。
　　明代學者王夫之曾言：「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此言過矣。北宋滅於徽、欽二帝手上，並不是司馬光教唆宋徽宗那麼荒唐的。從遠因上講，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實自仁宗朝就出現了，也算不到司馬光頭上去。王夫之有些以偏概全的習慣，而且他的這種思維方式還很容易被人接受，
　　王安石這種王朝中期的變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現在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這一問題的潛在前提是，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變法是其「中期改革」，進而又提出，這次變法能否影響整個宋史發展過程的問題。其實，將振衰起亡的使命賦予王安石變法頭上，或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於司馬光身上，其潛在的思路是將歷史視作一個既定的完整發展鏈條，而司馬光和王安石是這個鏈條上的關鍵環節。
　　但這只是事後的看法，是在歷史已經成為歷史之後的看法。可歷史本身不是一個完整有序的鏈條，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構成的，設使後來繼任的皇帝不是輕佻浮薄、有輕微精神病症狀的宋徽宗趙佶，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趙光義的話，那麼宋史完全可能改寫。以這種歷史觀來觀照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王安石變法對宋史以及對中國歷史，並沒有產生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那麼大的作用。他沒搞強一個國家，也沒搞垮這個國家，他讓這個國家富了，也給官員腐敗胡鬧提供了物質條件，但也就僅此而已了。
　　對這個王朝後來命運的影響，還不如仁宗朝積累下了的一百多萬冗兵呢！司馬光的影響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號稱能讓人明智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他有些書獃子氣地堅持一種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當政時間，雖然盡罷新法，但在他去世後，變法派又捲土重來，新法又恢復了一陣子。此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拉鋸戰仍持續了好一陣子。他本人對宋代政治史的影響可謂微乎其微，就其實際效果而言，還不如開封滅亡時的騙子道士郭京。說北宋之亡始於司馬光，言過其實了。
　　說到底，王安石變法及司馬光的反對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沒有亡宋、也沒有興宋。可是，對這麼一個實際作用並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麼後世給與這麼大的重視呢？
　　這也許是因為它涉及到了國家的使命與職能這一更為持久的問題。每當那些雄心勃勃、有強烈進取心的人物當政後，就要尋找歷史根據，就要拿一切歷史上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據，於是，就提出了王安石變法，高度肯定並按自己當下的要求拔高變法的意義。而一旦那些只圖安定、不思進取、維持現狀的人當政，便會將「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理念抬出來，司馬光便成為先知先覺的聖賢，王安石則作為反面對像出現。
　　說到底，歷史沒有變化，變化的永遠是活人的現實需要，每一時代的人們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讀歷史，包括我們自己。而未來的歷史，永遠是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偶然性，我們不會知道未來是個什麼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