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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說起秦始皇極易義憤填膺，然而和其他消失了的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無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只有它無論在民族上還是文化上都延續了下來，而這種延續下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幸運地在秦始皇時代就統一了起來。當經過秦國幾代君主們長長的鋪墊之後，一個石破天驚的帝國雛形就要誕生了，單等著他們的非常繼承人快快長大，來為這宏圖偉業作最後的點睛之筆。
　　人世間慾望的巔峰，無非是做一位顯赫的帝王。公元前238年，22歲的秦始皇親政後，夙興夜寐、嘔心瀝血，傾全力投身於祖國統一大業之中。他選拔了許多得力武將，繼續用「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對其他六國家施展分化離間、各個擊破的策略，前後用了十年的時間，於公元前221年滅掉了最後一個國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在西方人眼裡，秦始皇儼然就是中國的拿破侖。
　　「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六國殘餘還有不少，武裝叛亂的可能性始終存在，還有匈奴在虎視眈眈。以楚國殘餘勢力最強，散佈在嶺南地區，負隅頑抗。對自己的藍圖相當負責的秦始皇，不惜遠涉千里，征戰兩廣，掃蕩了最後一批恐怖分子。大約於始皇三十三年，秦設置了桂林(治今廣西桂平)、南海(治番禺，今廣東廣州)、象(治臨塵，今廣西崇左)三郡，把南方蠻荒納入到自己的文明框架之中。
　　在進軍嶺南時，為了轉運糧餉，始皇命史祿率士卒在今廣西興安縣，截斷了湘江上游，另開兩條分水渠，一條較短，為北渠，引水七分下流，繞道再入湘江，可上下通航；另一條長達33公里，為南渠，引水三分西流，而入漓江。南渠就是著名於世的靈渠。後代有歌謠說：「興安高萬丈，水把兩頭流。」就是描述靈渠情況的。靈渠東通北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對中國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自戰國以來，北方遊牧民族匈奴對於中原的威脅是今天無法想像的。當時匈奴的實力範圍已經達到黃河南岸，今天的內蒙、山西、寧夏、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勢力範圍。秦始皇委派帝國最傑出的軍隊統帥蒙恬和太子扶蘇指揮對匈奴作戰，一直把他們趕到了漠北老窩。後來乾脆在邊境設置了34個縣，從中原遷來人口，充實邊境人氣。而且，修繕、增補舊秦、趙、燕長城，銜接起來，延袤萬餘里。不過，始皇怎麼也不會想到，今天，這萬里長城的附加值遠遠要高於他所認定的使用價值。
　　當一切看得到的帝國隱患，都從眼底消失之後，始皇心中還是不很踏實，總覺得還有什麼危險的地雷藏在人間某個地方。為了圖個心靜，他下令沒收天下的兵器，然後熔化鑄成12個巨大的銅人，每個有24萬斤，防止天下人作亂。修建官道，即馳道。以咸陽為中心，共修成三條，一條向北通到了內蒙，叫做直道；一條通向東面的河北和山東，直到海邊；一條向南，通兩湖和江蘇。馳道寬達50步，兩旁每三丈遠就種一棵青松樹。馳道的建立，大大縮短了信息傳播的時間。為了根絕先前六國後裔的反叛行動，秦始皇將後裔貴族們連同富豪一塊遷到了咸陽，這樣便於監視，結果也繁榮了都城的經濟。
　　「天下歸於一統，四方無不歸順」最終實現。秦始皇並不像後來的其他君主那樣，一旦得天下就要講究享受了。極盡能事裝扮自己的帝國版圖，似乎才是他不變的追求。儘管後來修建阿房宮有個人享受之嫌，但據《史記》記載，「始皇認為咸陽人口多，先王宮廷窄小，聽說周文王建都在豐，武王建都在鎬，豐、鎬兩城之間，才是帝王的都城所在。於是就在渭水南上林苑內修建朝宮。先在阿房建前殿，東西長五百步，南北寬五十丈，宮中可以容納一萬人，下面可以樹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橋可供馳走，從宮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頂峰修建門闕作為標誌。又修造天橋，從阿房跨過渭水，與咸陽連接起來，以象徵天上的北極星、閣道星跨過銀河抵達營室星。」由此可以看出，修建阿房宮還是主要從事業出發的。事實上，作為一個要超越以前的泱泱大國，國家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說，阿房宮相當於現在美國的白宮，花點心思是可以理解的。
　　在秦始皇的身上，散發了一種以堅決的態度創造未來的倔強精神。開國伊始，他每天都日理萬機，白天審理案子，晚上還要批閱公文，而且給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須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當時是120斤，相當於現在的60斤。可謂勤勞之極。膨脹著的萬世帝國夢想，使他的大腦潛層，蘊藏著持續不斷的創新意識。在不斷地統治摸索中，在富有想像力的臣子們的激發下，他大搞了很多發明。
　　首先，改變了歷來的帝王稱號。他讓大臣們討論他的稱號，有的主張用「帝」，有的主張用「皇」，這主要來自遠古的傳說三皇和五帝。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傳說中的三個古代帝王；「帝」原來指宇宙萬物至高無上的主宰者——天帝，後來王國混戰，各自稱帝，出現西帝、東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來到人間，成為超越「王」的人間尊號。秦始皇覺得這些都小家子氣，而且自認「德兼三皇，功高五帝」，於是，索性將「皇」、「帝」兩個人間最高的稱呼結合起來，作為自己的帝號，從此天子稱為皇帝。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又規定了一套稱謂：皇帝自稱用「朕」，皇帝的命稱為「制」，令稱為「詔」。皇帝的印信專門用玉做成，叫做玉璽。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璽。同時，皇帝的妻子稱「皇后」，父親稱「太上皇」，母親稱「皇太后」。
　　其次，他發明了三公九卿作為各式助理，編製了一張控制大網。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長官，輔助皇帝處理政務，同時負責對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則是最高的軍政長官，負責軍事事務，但他平時沒有軍權，戰時也要聽從皇帝的命令，只有拿到皇帝的符節才能調動軍隊。御史大夫是負責監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詔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轉交給丞相去執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廟禮儀；郎中令，負責傳達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衛；衛尉，就是宮廷的警衛首領，負責皇帝住所的日常守衛；太僕，主要工作是負責侍從皇帝，掌管皇帝的車馬；廷尉，掌管全國的司法事務，負責審理重案要案；典客，負責國家的外交事務，同時負責內部少數民族的事務；宗正則是專門管理皇室事務的官員；治粟內史，管理中央財政，並負責全國的稅收工作；少府是皇帝個人的財政官員，管理歸皇帝私有的山澤湖泊和宮廷手工業。
　　秦始皇還採納了李斯的建議，發明了郡縣制，以管理地方。在全國設立了36郡，郡下設縣。郡的長官是郡守，縣官則有兩個名稱，一是縣令(萬戶以上)，一是縣長(萬戶以下)。縣以下依次是鄉、亭、裡、什、伍，是一種准軍事化的管理體制，基層百姓五家為一個單位，由伍長負責。什則由十家組成，由什長負責。
　　漢初政論家賈誼認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因此他提出一個很有意義的命題：「取與守不同術也。」「取」是戰爭、是進攻、是奪取，「守」是安定、穩定、保全。換用現代的話語方式詮釋，秦始皇的失敗在於用創業的暴力慣性來進行經營管理。一如當前某些短命企業的創業英雄一樣，秦始皇也是一個不懂管理的創業型領導。
　　在結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戰亂局面下，秦始皇並沒有從一個創業者適時實現管理者的角色轉換。帝國的統一是依靠相對強盛的國力，採用武力統一的。其間有不少血腥戰鬥、陰謀詭計。在快速統一後就面臨著如何治理國家的現實。他那隨著戰勝攻取而膨脹起來的戰爭思維不但沒有及時冷卻和及時得到置換，反而在一片關於「成功盛德」的頌歌裡飄然起來，明顯表現出面對治世的應對缺陷。
　　今天，缺乏遠景是很多企業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方面，秦始皇並無過失。他在創立帝業之初，就已經有了明確的遠景設計，「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不過對於這一基業長青的美好願望，如何實現它，卻心中沒底。秦始皇付出極大的努力，卻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撐、貌似強大的中央集權制的官僚結構系統。嬴政沉湎於帝王極端權力的嗜欲之中，忙於皇帝至高權力威勢的刻意營造。「群臣上書奏事一律要採用『臣冒昧死言』的格式」，可見一斑。這張輻射全國的中央集權制大網，正是其權力張揚的工具。權勢的過度膨脹實際在窒息著封建統治權力系統內部的自我調節能力，大大降低了體制本身應付社會變化的彈性，因而常常會引發統治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統治權力威勢達到相當高度的時候，也就埋下了權力危機的種子，並且隨著權勢趨於極端的發展，權勢崩塌危機的趨勢愈烈。這正是一個適度分權的管理問題。
　　秦始皇被世人詬病的最大把柄莫過於焚書坑儒。其實焚書坑儒的動機也是很好的。一向破舊立新有創新精神的始皇，對舊勢力當然決不妥協。當時除了秦以外六國各有其思想文化體系，不少六國遺族在統一後利用思想文化體系的差異謀求反對帝國秩序。焚書坑儒的目的就是實現帝國思想文化體系的惟一性，與任何時期任何統治者的目的都一樣。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於越在朝議中批判王朝統治，提議師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議」，反對師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辯論。李斯認為私學有害於大一統，有損「主勢」和「法令出一」應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議」，於是有焚書之事。可以說，焚書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觀點不一、主張分歧引發的。以淳於越、王綰為代表的儒生，希望實現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學說能付諸實行。而秦始皇當初重用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希望他們能盡力為其集權統治服務。兩者的意圖發生衝突。衝突本來可以溫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終選擇極端做法。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去審視，焚書坑儒反映了一個溝通不暢的管理問題。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始皇偏聽李斯一人，別人的意見在起點上就輸了一籌。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順其志，正是李斯仕途騰達的秘訣之一。秦王曾因鄭國間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攆，惟李斯緊緊抓住秦王欲兼併天下之野心，慷慨陳詞：「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結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李斯因禍得福，從此青雲直上。這樣的人以唯上為出發點，只會助紂為虐。
　　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與胸襟。發現有不同意見就「焚書」，有人牴觸就「坑之」。這種武斷做法，是對人才的極其不尊重。當時，被坑的人，相當一部分都是「高知」。這些人在戰時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時期，對於撫慰民心卻是極為有用。始皇就因為他們的異議，一味剷除，殘暴之外，堪稱愚蠢。
　　坑儒的結果，並未起到鞏固秦王朝統治的目的，卻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內部的關係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統治基礎。對於異己的人才如此暫且不論，始皇對於南征北戰有功於帝國的實力派人才，也採取了敷衍的態度，致使下屬對其頗有微辭。大將尉繚就曾經說過：「秦王這個人，高鼻樑，大眼睛，老鷹的胸脯，豺狼的聲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窮困的時候容易對人謙下，得志的時候也會輕易地吃人。我是個平民，然而他見到我總是那樣謙下。如果秦王奪取天下的心願得以實現，天下的人就都成為奴隸了。我不能跟他長久交往。」
　　秦始皇一直對自己的帝業充滿憂患，然而這種憂患並不等於我們現在倡導的危機意識。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對待外族的態度上，雖然秦始皇把他們趕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長遠對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個長城把自己一圈，圈子中間是中國，圈子外面是外國，自以為「皇圖永固」了。這樣做，除了束縛自己的發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之外，其作用為以後的歷史證明，收效甚微。
　　在遠景滲透上，秦始皇採取的形式化宣傳做法，根本不奏效。戰爭剛一結束，秦始皇就首先宣佈了山東六國的正義性和合理性，同時，他還著手確立秦王朝的正統地位。戰國時流行五行學說，所謂「五德始終」。這種學說認為，五德相剋，導致朝代更迭，虞舜為土德，夏朝為木德，商朝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佔一德，都是歷史上的正統朝代。秦始皇推論五德始終說，以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應得水德。於是頒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為一年的開始，表示新朝代的誕生，並把黃河改名為「德水」。按五行學說，水德具有黑暗陰冷，嚴酷無情的特徵，於是秦朝以黑色為上，衣服旗幟皆為黑色，明確秦朝得占水德，也就肯定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舉行封禪典禮，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正統地位進一步確立起來。
　　秦始皇還採取了強迫性的廣告宣傳。這種與今天廣告「標王」鋪天蓋地的王婆賣瓜式相仿的做法，似乎秦的子民並沒有買賬。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始皇到東方去巡視郡縣，登上鄒縣嶧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魯地儒生們商議，想刻石以頌揚秦之德業，商議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遙祭名山大川的事情。於是登上泰山，樹立石碑，築起土壇，舉行祭天盛典。下山時，突然風雨大作，始皇歇息在一棵樹下，因此賜封那棵樹為「五大夫」，接著在梁父山舉行祭地典禮，在石碑上鐫刻碑文。後沿著渤海岸往東走，途經黃縣、腄縣，攀上成山的頂峰，登上芝罘山，樹立石碑歌頌秦之功德。南行至琅邪山，十分高興，曾在那裡停留了三個月。
　　史書對此有記載：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號稱做皇帝，親臨東土安撫百姓，到達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隨從著在海上一起議論皇帝的功德。都說：「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超過千里，諸侯各守受封之土，朝見與否各異。互相攻伐侵犯，暴亂殘殺不止，還要刻金鏤石，立碑誇耀自己。古代五帝三王，知識教育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之威，欺凌壓迫遠方，其實不稱其名，所以不能久長。他們還未死，諸侯業已背叛，法令名存實亡。當今皇帝統一海內，全國設立郡縣，天下安定太平。顯明祖先宗廟，施行公道德政，皇帝尊號大成。群臣齊頌皇帝，功德刻於金石，樹作典範永恆。」
　　事實上，除了簇擁他的大臣們一片附和聲外，並無百姓的認可。秦始皇的長子扶蘇曾進諫說：「天下初定，遠方的百姓還沒有安下心來，諸位先生都誦法孔子，陛下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蘇多嘴，把他轟出咸陽，讓他到北邊的上郡(今陝西榆林東南)去執行監軍任務。不僅士人，百姓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詛咒秦王朝滅亡。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東郡(今河南濮陽一帶)落下一塊隕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後，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於無人承認，便把隕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殺死，然後銷毀隕石。儘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