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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商鞅的貢獻對秦王朝的崛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不僅把法家思想引入秦王朝，並應用於政治、經濟的實踐中，而且為秦國最終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然而，商鞅的結果卻在風燭殘年之際遭車裂而死，全家抄斬，不得善終。對商鞅的死，有人幸災樂禍，也有人為之喊冤叫屈。幸災樂禍者認為商鞅是作法自斃，自己死在了自己制訂的酷刑上面。喊冤者認為商鞅一心為秦帝國的崛起不遺餘力，卻遭如此下場，實在不公。
　　對於商鞅的死最歡欣鼓舞的，首先的不是秦惠文王，而是秦帝國的貴族階層，是一大批「特權階級」。 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原來貴族階層的權力，而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卻損害了一大批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秦王要他死，而是觸犯了「眾怒」。眾怒是某個個體公共關係惡化、集中爆發，以至於形成公關危機的典型表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商鞅變法雖然對對秦國的強大有幫助，但對於秦國的穩定和秦王的公共關係卻是極為有害的。
　　在這種情況下，秦王為了解決他自身的公關危機，必須殺死商鞅以撫平貴族群體的強烈不滿。從危機公關的角度為看，秦王殺商鞅的原因非常充分：
　　　1. 商鞅是王朝與貴族利益衝突的焦點，是貴族的眾矢之的；
　　　2. 殺死商鞅遠比得罪貴族更為明智，商鞅對秦王而言不過是一條老狗，而貴族卻還有充分的利用價值；
　　　3. 集權改革已經上了正軌，殺死商鞅既可以保留這一成果，又可以很好地解決王朝與貴族間的利益衝突。
　　所有這些原因使秦王有充分的理由選擇殺死這個曾有功於秦國的人。其結果使秦王朝與貴族的利益衝突在一個階段內得以有效地緩和。應該說，商鞅之死是壯士斷腕式的一次出色危機公關處理。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文明進程中，很多政治家都是高明的公關高手。漢武帝劉徹也曾以同樣的原因殺死了他的老師晁錯，以平息因獨尊儒術帶來的公眾阻力。他們在處理公關危機時常常會表現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這種以退為進的危機公關處理策略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仍極為有效。但在很多案例中，簡單地模仿結果往往不盡人意。以上的文字出自StevenXing的回答，這是站在政治的角度來看的；那麼，站在歷史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又能說明什麼呢？
　　商鞅為什麼會死，秦人為什麼要他死？而且是車裂，死刑中最殘酷的一種。商鞅是秦強大起來最大的功臣，是秦的恩人，他有什麼罪惡？司馬遷沒有說；司馬光沒有評論，連柏楊先生也不想談論，也許他們認為這很正常，因為在那個時代，被誣謀反而被殺頭的忠臣多如牛毛，況且商鞅後來的確還去真的謀反了一下，因此沒有什麼好評論的。直到後來柏楊先生在評論賈誼的上書時，才指出：「公孫鞅的罪惡在於他輕侮人權和建立絕對專制。除此以外他的其他建樹可與日月同輝。」我不知道先生說的輕侮人權和建立絕對專制是指什麼，但至少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建立這樣的高度集權和對人權的蔑視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在那時不可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那只是當時一些名士貴族所建立的食客驛站。
　　因此我倒認為，在這個方面，商鞅是無可厚非的，而且，這樣的行為是得到封建地主的絕對擁護的，也絕對不會招致他的身死。 帶著這個疑問，直到我看到秦國另一位宰相李斯被殺後，我才從資治通鑒的描寫中似乎看到了商鞅死亡的真正原因。 在《資治通鑒》中描寫商鞅「殺人無數，十年宰相，怨恨人日益增多」，而李斯「焚書坑儒」為天下讀書人所不齒，他們有個共同點，都是在推動社會進步過程中「培養了過多的怨恨」，當然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稱呼——。 自古法家鉅子無好下場！原因蓋在於此。 法家之所以培養怨恨，蓋因其以法管事，以律治國，恃嚴刑峻法，而又執法嚴明，怨自然而生。另外，法家多為改革家，不循舊制，不畏權貴，常常為了國王的利益去犧牲另一部分地主貴族的利益，而國王畢竟不會長生不老，一旦倒台和駕崩，那些原來犧牲了利益的部分人佔了上風，法家培養的怨恨便會變成吞噬法家的「老虎」，法家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法家的歷史往往是血跡斑斑、白骨纍纍！ 不過，與其他法家不同的是商鞅竟真的「謀反」了，是什麼原因？ 歷史記載是否有誤？我們不得而知。 但這種雞蛋碰石頭的遊戲，玩家顯然是愚蠢的，商鞅顯然不愚蠢。儘管原因不得而知，但結果是清楚的，畢竟商鞅是法家鉅子，不是兵家才俊，在治理國家的法典海洋裡，他是傲視群雄的巨人，而在刀光劍影的疆場上馳騁時，他的命運便注定是個悲劇。
　　借用譚嗣同先生的一句話吧：「在中國，變法都是要死人的；既然現在(戊戌變法)還沒有人為之而死，就讓我成為這第一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