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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殺七百人」的記載並不是來自於司馬遷的《史記》，而是來自晚於司馬遷70年的劉向《新序》。劉向在文中寫道：商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人，渭水盡赤。」 劉向的這段話可信嗎？我們知道，歷史上留下的文字並不能都當史實採信，這裡有文人的信口開河，也有當時的政治需要，還有學者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而有意篡改。其理由如下：
　　第一，劉向這人說謊成癖，或者好聽點愛拿歷史胡編亂造。「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最早就是劉向編造出來的。《左傳》記載齊國將軍杞梁偷襲莒國戰死了，他夫人與齊君爭追悼會的級別。到了劉向《說苑.立節》中，就寫成了將軍杞梁是有意找死，非死不可，因為要立節。杞梁死後，他的夫人痛哭，哭倒了齊國城牆。城牆哭得倒嗎？哭不倒。誰要是當真就犯傻了。還是這個歷史事囧件，到了劉向的《烈女傳》中又變了，杞梁不是將軍了，杞梁死後他的妻子痛哭，不僅哭倒了城牆，還投河自盡了。烈女嗎，不死哪行？劉向這類文字很多，比如「秦始皇殺了27個大臣」，「秦始皇餓殺齊王建」等等，關於這些文字的謬誤，我已經在博客和《真李斯》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在此不贅。總之，歷史事囧件在劉向筆下，完全是為漢代政治服務的娼妓。這樣的人，這樣的文字怎麼能當史實採信呢？
　　第二，劉向這段話中說秦國「棄灰於道者被刑」，這是故意的張冠李戴。《韓非子，內儲說》記載，「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是商朝的規定。韓非子這段文字的大意是這樣的：殷商時期法律規定，在公路上撒灰要處以斷手的刑罰。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為處罰過重，便來請教孔子。子貢說：「撒灰於公路是很輕的罪過，而砍斷一個人的手是很重的處罰。古人為什麼這麼殘酷？」孔子回答說：「不往公路上撒灰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被砍斷手臂是人們很害怕的處罰。古人認為，讓百姓做容易的事情而避免害怕的處罰，是很容易辦到的，所以這樣制定法律來推行。」
　　根據韓非子的這段文字記載，再考察相關的中外典籍，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並不是秦國的法律，早在殷商時期便有這樣輕罪重罰的暴政，據此來批評商鞅嚴刑峻法是張冠李戴。
　　(2)秦國沒有如「棄灰於道者被刑」的輕罪重罰。1975年在湖北雲夢出土了一批秦簡，詳細記載著秦國的法律。其顯示秦國的法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寬嚴的當的。舉個例子，對於百姓犯罪來說，盜竊在那個時代是僅次於殺人的大罪。所謂「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就是盜竊，賊就是殺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治理百姓，最要緊的就是嚴懲偷盜和殺人。所以，當時魏國李悝的《法經》第一篇就是《盜法》，第二篇是《賊法》。對於偷盜的處罰十分嚴厲：「拾遺者臏」。為什麼撿拾別人遺失的東西，就要被判處挖去膝蓋骨的酷刑，李悝的解釋是，因為這個人產生了將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的「盜心」。
　　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對於偷盜別人莊家或者讓自己的牲口偷吃別人牧草，都是處以死刑。而秦帝國的法律，對於偷盜六百六十錢以下的罪犯，僅僅是臉上刺字然後服徭役。六百六十錢相當於多少？按照《秦律》規定，壯年男子勞動一天值8錢，如果一個月22個工作日，這筆錢相當於4個月的工資獎金收入。犯罪金額遠遠高於「拾遺者」和「盜牧者」，處罰卻遠遠輕於魏國李悝的《法經》和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
　　而且，秦帝國的法律，也不是像「棄灰於公道者被刑」那樣希望用嚴酷的懲罰來制止犯罪，而是講究罪罰相當，既往不咎。比如雲夢秦簡的《法律問答》中提到一個案例，有人在大赦令下達之前，盜竊了一千錢，這個犯罪金額要遠遠高於前面的660錢，相當於半年的收入，可是，直到大赦令發佈之後才被抓獲，問對該罪犯如何處罰？秦帝國的司法解釋是：「毋論」，不予處罰。
　　如果按照「棄灰於公道者被刑」，以重罰制止犯罪的法律原則，盜一千錢的罪犯就應該判處死刑，以儆傚尤，怎麼可以因為他巧妙地逃避了逮捕，就不予追究呢？但是，《秦律》卻是明確地兩個字「毋論」，不予追究。讓這個沒有受到處罰的罪犯和所有被大赦的罪犯一樣，有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條法律還否定了後代批評秦帝國從來不赦免犯罪人的指責。
　　第三，漢代有很多關於秦朝聳人聽聞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產物和文人的胡扯。比如「劓鼻盈蔂，斷足盈車，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秦國人都成了殘疾人，誰去打仗統一六國？「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老百姓都進了監獄，誰來發展生產？「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可是十稅一是天下人認為公正的稅賦，「20倍於古」你怎麼收？這些胡扯的文字，如何能當真？
　　人在當時是最主要的財富，是勞動力，是兵員，一次殺700人，沒有那個君王會把自家的財富這麼糟踐。看看《雲夢秦簡》便能明辨真偽，很多犯罪秦國是用罰款來懲罰，而不是殺人。所以，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無意間透露出來的事囧件信息準確(對話不能當真)：商鞅變法未殺一人，即使是數千人進京示囧威反對變法，商鞅也沒有採取暴囧力鎮囧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