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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惠文王對商鞅恨之入骨，卻不恨他的思想。秦惠文王之後，每一代國君都不掩飾他們對商鞅思想的一往情深，這是因為沒有一種思想比起法家思想更適合於秦國的統治者，所以他們堅定不移地堅持著商鞅思想，幾百年不動搖。而嬴政，不僅對商鞅無限崇敬、無限熱愛，而且把商鞅的主義推向一個新的高峰。這可以說是一種為獨裁者量身訂製的思想武器。它固然如前面所說，鼓勵農業，剝奪貴族特權，打破階層的限制，英雄不問出處，使有才能者為國家所用，獎懲分明，從而激活了死氣沉沉的秦國社會，然而，為了便於統治，他又發明了全民相互監視的體制，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先是劃小社會單元，再把這些單元編織成一個完整的網絡，採用網格固沙法，完成對整個社會的控制，一家有罪，九家檢舉，否則十家連坐，從而打造一個沒有「污點」的、絕對「純正」的理想社會，使國家的意志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這樣，商鞅制訂的獎懲制度，像一隻大網，把整個社會罩住，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連商鞅自己都沒有逃過新法的懲治。
　　這樣的獎懲結構，必然培養鼓勵告密的機制。新法規定：告發壞人的，跟斬了敵人首級一樣受賞，可以「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不告發壞人的，性質就十分嚴重了，要處以腰斬；窩藏壞人的，將「與降敵同罰」，也就是「誅其身，沒其家」，這就是店掌櫃不敢窩藏逃亡的商鞅一家的原因。正是這種鼓勵告密的機制，使思想和行動上的異端在這個國家內部沒有立足之地，從而使全國人民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的政策能夠令行禁止，發揮最大的效用，從而使秦國以最小的社會成本走向強盛。
　　如前所述，商鞅變法是秦國由弱變強的拐點，這一拐點孕育了另一個更大的拐點，就是秦統一天下。秦廢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建立以郡縣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把全國權力歸於秦王一人，從而為歷代王朝奠定了政府組織規範，以後無數精明的皇帝只能在他設計的框架內小修小補，而無力進行徹底的變革，這種獨創性，是秦始皇對中國歷史的偉大貢獻之一。西方歷史學家常把秦始皇與拿破侖相提並論，在他們看來，秦始皇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千古一帝」，更是世界史上的「千古一帝」。就他取得的成就而言，很難找出能出其右的君主。大體說來，羅馬帝國與秦統治時期的人口、面積差不太多。但羅馬帝國統治時間短，愷撒死後，帝國分崩離析。秦王朝則不然，這是秦始皇獨具影響的原因。秦的鐵腕、血腥的統治手段，網格固沙式的社會模版，也從此成為經典，被後代獨裁者推崇和複製。
　　經過一段時間的強制執行之後，鼓勵告密的機制已經漸漸地融化在中國人的血液中，落實在他們的行動上，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本能，甚至一種正義。告密有功，而不告密卻是可恥。體制化的告密，正是始於商鞅變法，從而開創了中國人蔚為壯觀的告密史。對於告密，每一個親歷「文革」時代的人都不會陌生。「文革」也因此把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抬到至尊的祭壇上，以無辜者的生命與鮮血來祭獻。
　　如果說選擇商鞅的鐵血法治是秦國走向強盛難以迴避的陣痛，那麼當一個統一的新國家成功分娩，法家學說就未必適應大變遷後的中國社會了。打天下那套戰無不勝的經驗，未必可以用來坐天下，所以賈誼才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始皇太迷戀他的酷政了，而沒有做出適應時代的調整，這個獨佔海內的超級大帝國已經失去了文化的調適能力和政治的彈性。
　　在他統一全國貨幣、車軌、文字、度量衡，北征匈奴、南伐南越，這些功績的背後，我們聽得見460 多名儒生被活埋時的哭喊，40餘萬人修築長城時的喘息，70 余萬人興建阿房宮時的呻吟。千萬子民，只為他一人所用，只有他一人的生存有意義，而百姓的生存毫無價值。秦國的強大，最終變成他一人的強大，與百姓何干？從這個意義上說，獨裁者的成就，同時也是他的罪孽。更何況，所謂強大，不過是帝國的表象而已，它的體力早已透支，只能依靠偉哥來維持，就像秦始皇本人，希圖通過仙藥苟延殘喘。終於，秦始皇稱帝不到20 個年頭，這個龐大的帝國就在起義者的吶喊中灰飛煙滅，不可一世的秦朝，居然成為中國歷史上歷時最短的朝代，連那「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都轉眼就不見了蹤影。所以杜牧才說：「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在商鞅（公孫鞅）走投無路的時候，秦國選擇了商鞅，而歷史，則選擇了秦國，選擇了強橫的秦始皇，從而使中國的歷史走向了另一個方向，這是康德所期許的最好的選擇，還是賈誼所唾棄的最壞的選擇？是歷史必然，體現了康德所說的合目的性，還是在偏離了歷史的原有軌道之後，由一連串的偶然推導出的離奇結局？自秦始皇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起，對秦始皇的爭論就一刻也不曾停止，就像毛澤東所說：「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
　　說秦始皇壞的，以郭沫若為代表，他在《十批判書》中的《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一文里，一出手便扼住了專制帝王的命門，他以呂不韋和秦始皇的對立，揭示了民本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水火不容：「呂氏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則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萬世為君，使中國永遠是嬴姓的中國。」《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寫於1943 年，郭沫若批秦始皇，矛頭直指蔣介石。此文之寫作，緣於一個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為秦始皇歌功頌德，實際上是為蔣介石拍馬屁。這篇馬屁文章讓郭沫若出離憤怒，一口氣完成了4 萬多字的《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郭沫若恐怕做夢都沒想到，20 多年後，歷史讓他扮演了程憬的角色，在新的形勢下，與另一位史學大師翦伯贊「鹹與維新」，以渾厚有力的音色，共同加入讚頌秦始皇的時代大合唱。
　　毛澤東對秦始皇的態度，以1958 年5 月8 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一次談話最具代表性。那次會議上，有人批評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立予駁斥：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8 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罷，毛大笑。毛澤東在1964 年6 月24 日一次接見外賓的談話，可以總結他對秦始皇的看法：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認為應該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這些對立的看法，彷彿一束束的強光，打在秦始皇的起伏不平的塑像上，他的局部被誇大了，每一個凹槽都清晰畢現，而更龐大的整體，卻隱在黑暗中。在紛紜的評說中，我想，黃仁宇評價20 世紀主宰中國歷史的三位政治領袖的一段話，放在秦始皇身上同樣有效。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做歷史之轉折點了。」
　　既然秦國統一天下的事業已經在秦始皇手里最終完成，那麼，對秦始皇的個人好惡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思考這一歷史轉折點前後的邏輯關係。我們需要用歷史理性置換個人感情。賈誼之所以能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評秦始皇，也並非只是出於個人好惡，而是透露了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繼之而起的大漢王朝汲取了秦朝的教訓，對維繫統治的核心思想做出了調整，摒棄了法家的嚴刑峻法，從主張「仁愛」的孔子學說中找到思想資源。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祭祀孔子並重用儒士的皇帝，漢武帝則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開啟了儒學成為官方核心意識形態的新時代，大漢王朝也避免了像暴秦那樣猝死，一口氣活了400 多年。然而，這不過是用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