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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李昂，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時期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唐朝後期，隱患叢生，矛盾激化，特別是宦官掌握了禁軍，把持著朝政，不僅朝廷大臣的升降須由宦官首肯，就連皇帝的廢立亦由宦豎操縱。自憲宗李純之後，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繼承王位外，其他諸帝無不由宦官擁立。如穆宗李恆由宦官梁守謙、王守圭等擁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謙、王守澄、楊承和等擁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擁立；宣宗李忱由眾宦官擁立；懿宗李漼由宦官王宗實擁立；僖宗李漼由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擁立；昭宗李曄由宦官楊複恭、劉季述擁立。
　　除擁立之外，宦官還操有弒殺之權。唐憲宗是被宦官陳弘志所殺；唐敬宗是被宦官劉克明等所殺。天子式微，閹坐大，權傾朝野，實在令人髮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弒二主、殺一妃和四位宰相，貪酷暴虐20餘年，恩寵不衰，因他有一套駕馭皇帝、篡權自大的方術。會昌三年(843)仇士良告老退休，眾宦官以隆重之禮送他還府。他為了表示對眾宦的感謝，將自己數十年來專權亂政的經驗傳授給他的徒子徒孫。他說：「天子不能夠讓他閑暇起來。若有空閑時間，他一定會閱讀古今書籍，會見有知識的大臣，接受大臣們的治國方略。政治經驗豐富了，就會深謀遠慮，對財寶器玩的愛好也會減弱，遊幸聲色的興趣也會降低，而我們的恩遇必然漸薄而權也必然漸輕了。為了你們的前途著想，莫若多方搜尋奇珍異寶，多多豢養獵鷹獵馬，每日用擊球、打獵、娛聲、幸色的辦法去蠱惑皇帝，讓他在聲色娛樂之中，耽侈求靡，沈淪下去。這樣他必然厭惡經書中的治國之道，對朝廷內外的大事充耳不聞，朝廷內外的一切大權自然控制在我們宦者手中。這樣一來，我們手中的恩澤和權力誰能奪得去呢？」這的確是為宦之道的經驗之談，難怪他二十多年作威作福而恩寵不衰。
　　由此可見，中唐時期，天子只是宦官手中用來爭權奪利的玩物，稍不愜意，就可以廢舊立新。唐敬宗李湛只做了3年皇帝就被殺掉，唐武宗李炎只做六年皇帝就被廢掉。這就是宦官楊複恭狂妄叫囂「定策國老，天子門生」的緣由了。無怪唐文宗受宦官之辱經常涕淚沾巾，即位之後就採取了一系列振弱圖強的措施。大和元年(827)即位伊始，將宮中的道士紀處玄、楊沖虛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嶺南。大和三年(829)又詔令鳳翔(今陝西西部甘肅東部)、淮南(今安徽壽縣)二道的官吏將此前選進皇宮的女樂24人遣歸原籍。開成五年(840)又從後宮放逐宮女3000人，裁撤教坊樂工、內監1270人，並將供皇室打獵使用的五坊鷹犬統統放掉，還詔令禁止各地向朝廷進貢寶物珍玩絹繡。唐文宗的這些作為，是對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聲色狗馬珍玩以蠱惑人君的「為宦之道」的一種反擊。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材，改變朝廷由宦為主的官吏結構。
　　大和二年，唐文宗詔令舉行「直言極諫科」的策試，舉子劉蕡的《直言極諫策》五千餘言，對宦官亂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銳的意見。談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現狀時說：「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 ...群臣莫敢舉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權，被五六名宦官把持著，滿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劉蕡的對策論及貪官汙史時說：「百姓對於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敵。現在國家困窮，黎民流散，盜賊井起，國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勢，危在旦夕。」他提出解決矛盾的對策是「勒令那些遊手好閑的懶惰之徒，從事農業種植工作，節省那些不必要花費的錢財，救濟社會上的窮困百姓。」劉蕡之言，語語切中時弊，是一篇極有見地的策論。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錄取他在朝廷任職；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幹預，怕危及自身的安全。大和末年，文宗設謀剷除宦官勢力，劉蕡對策中的意見，顯然發生了影響。
　　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錫為相，分散宦官的權力，令他謀劃剷除宦官勢力。大和四年(830)，文宗命宋申錫為相。宋申錫在朝野口碑極好，累官監察禦史、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潔，不結朋黨著稱。在長慶、寶曆世風澆薄，朋黨驟興之際文宋任他為相，確實起到了振聾發聵、激勵人民的效果。但文宗這一撥亂反正的果斷行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覺。加之宋申錫在謀劃剷除宦官的過程中，事機不密，宦官先發制人。樞密使兼右軍中尉王守澄，指使軍虞候豆盧著誣告宋申錫勾結漳王李湊(穆宗第六子)謀反。次年宋申錫遭貶，計劃失敗。
　　宦官頭目王守澄，從宋申錫事件得出結論，必須嚴密監視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大和八年(834)秋天，王守澄推薦鄭注做禦醫給文宗治病，又推薦心腹李訓給文宗講說《易經》，二人就成為文宗貼身近侍，文宗舉手投足無不在二人的監視之下。文宗卻反守為攻，給二人以高官厚祿，使為己用。命鄭注為太僕卿，李訓為翰林侍講學士，第二年秋大義提升李訓為宰相，命鄭注為風翔節度使，讓二人內外呼應，嚴厲打擊當權的宦官。先後將殺害憲宗的宦官楊承和、王踐言、陳弘志、王守澄等處死，實現了剷除宦官的第一步計劃。要想徹底剷除宦官勢力，朝廷必須掌握更多的武裝力量。於是李訓又舉薦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大理卿郭行余為邠甯節度使，希望兩人在赴任之前，協助京兆少尹羅立言、金吾大將軍韓約、禦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誅火宦官，除惡務盡。
　　大和九年(835)10月21日在紫宸殿舉行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奏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訓則提議，天降祥瑞於皇宮，是大唐再興的吉祥之兆，皇帝應親往禮拜上天，以求國運。於是文宗皇帝來到含元殿暫駐，命宰相、中書、門下省官吏先往觀看。眾吏看後奏稱，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宦官仇士良、魚志弘等，率領全體宦官前去察看真實，即刻回報，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內時，發現韓約驚慌失措，又發現院內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奪路而逃，使引誘宦官至金吾院一舉殲滅的計劃遭到失敗。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後，脅迫文宗乘轎入內。李訓、韓約等人急忙上殿保駕，發生激鬥。金吾衛士及禦史台兵卒約500餘人上前奮擊，殺死宦官數十人。但宦官將李訓打傷在地，抬著文宗逃入宣政門，將門緊閉，朝臣驚散，李訓逃往終南山佛寺避難。這就是歷史上株滅宦官的「甘露之變」事件。
　　宦官脅迫文宗進宮後，當即派遣神策軍500人持刀出宮，逢人便殺，死者約六七百人。接著關閉城門大行搜捕，又殺1000多人。參與其事的官吏如李訓、王涯、賈、舒元輿、王璠、郭行余、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人，均先後遭到捕殺。甘露事變之際，鄭注正率領500兵卒赴長安，中途遇變返歸鳳翔，亦被監軍宦官殺死。這些官吏還遭滅族之禍，株連甚眾。甘露之變以後，由於官吏大批遭殺，朝臣空員極多，無人理事。宦更加專橫，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