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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是中國的近鄰，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產生過重大影響。雖然我本人不是專門學習蘇聯歷史的，但從1950年學習俄文起，我一生都從事對蘇、對俄工作，在蘇聯和俄國學習和工作前後長達20多年。由於工作的需要，我長期關注學術界對蘇聯歷史和俄羅斯問題的研究，對這些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初到蘇聯之時，對於蘇聯的高樓大廈、規模宏偉的工廠、蘇聯人民豐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國人富足得多的蘇聯人的物質生活很是羨慕，感覺蘇聯社會確實是美好的。隨著在蘇聯生活時間的延長，也感受到他們辦事手續繁雜、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雙方爆發了激烈的大論戰，在激烈的對抗情緒下都對對方有許多誤解，80年代再到蘇聯時，感覺到這個國家在衰敗，在電視上頻繁露面的是老態龍鍾、連話都說不清楚的高級領導人，赫魯曉夫時期蓋的醜陋的住宅還隨處可見，蘇聯人的生活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甚至也不如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許多普通人感覺生活沒有希望，酗酒現象嚴重，人們對特權、腐敗有強烈不滿，期待國家會發生變化。當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之時，人們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這位年輕的領導人能使國家擺脫危機，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但是，蘇聯卻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體了。此後的俄羅斯並沒有很快擺脫危機，葉利欽執政時期使許多人陷入貧困，國民經濟也一路下滑，原以為擺脫掉落後的共和國、實行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西方會對俄羅斯實行又一個馬歇爾計劃，俄國人很快就能過上好生活，現實卻讓俄國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正好趕上1996年俄羅斯大選。這次大選反映了俄國人的無所適從，人們對葉利欽失望，所以在第一輪大選中他並沒有當選，與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一起進入了第二輪選舉，可在第二輪選舉中人們還是選擇了葉利欽，而沒有選擇久加諾夫。按照事情的邏輯，既然葉利欽讓人們生活更困難，人們應該讓俄共重新掌權。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次大選實際上選擇的是俄羅斯的發展道路與方向，選舉結果表明人們害怕回到蘇聯的舊體制中去。
　　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了俄國304年，而號稱代表人民的蘇聯共產黨掌權的時間只有短短的74年。在這74年中，蘇聯曾打敗了外國干涉者和德國法西斯，在與美國的爭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級大國，蘇聯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發展，各個民族共和國都有了自己的大學和為數眾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危機中蘇聯的經濟也曾一枝獨秀，令人羨慕。但是，蘇聯也存在嚴重的問題，這個世界上幅員最廣闊的國家卻連自己都養活不了，在沙俄時期曾是「歐洲糧倉」的國家在20世紀發生了三次大饑荒(1921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數以百萬計的人被餓死，造成這種災難的因素既有天災，更有人禍。19071913年俄國在世界糧食出口中所佔份額為45%，1963年以後蘇聯卻成了糧食的淨進口國，到70年代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80年代中期，每3噸糧食食品中就有1噸是用進口的糧食加工出來的。為了解決糧食問題，蘇聯花費了大量投資，但糧食產量和收穫量並未增加。蘇聯的農業實際上已經崩潰，從美國進口的糧食要比蘇聯自己生產的糧食便宜一半。蘇聯除了軍工企業和軍事產品外，其他部門都陷入了衰退之中，連人們起碼的衣食住行都滿足不了，購物的隊伍越來越長。為什麼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卻長期無視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擁有那麼豐富資源的大國卻捧著金飯碗挨餓？讓人困惑。
　　蘇聯解體後，國內外學者有許多關於蘇聯問題的論著出版，人們從不同角度探索蘇聯劇變這個世紀之謎。中國學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許多檔案資料，對斯大林問題、蘇聯模式的興亡、中蘇關係、蘇聯解體的原因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斯大林執政時期形成的蘇聯模式及其歷史作用進行的研究，指出了這一模式存在的許多弊端，總結其失敗的教訓，對我國在改革開放中突破蘇聯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現在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中國改革還遠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國的改革開放又進入了關鍵時期。在這一背景下，如何認識斯大林模式和蘇聯劇變的問題，其影響不僅限於學術領域，也涉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在此背景下，由陸南泉等組織撰寫的《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一書，將會引起國內外讀者的關注。
　　蘇聯的社會主義大廈在1991年轟然倒塌了，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曾對20世紀產生過重大影響，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20世紀是在蘇聯的標誌下度過的。在十月革命發生之時，不僅俄國人，連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先進分子都對它寄予厚望，但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結果卻令人失望，蘇共實際上被廣大民眾拋棄了。為什麼蘇聯沒能實現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滿足人們對和平、土地、麵包、自由的要求？我們應該從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失敗中吸取什麼教訓？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思考。在此，我想利用為本書作序的機會，就有關問題談談自己的思考與看法。
　　首先，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為什麼失敗？這是一個需要長期研究的問題。眾所周知，十月革命後，蘇俄實踐過兩種社會主義模式，一個是軍事共產主義，一個是新經濟政策。二者的實質區別在於：從並不符合當時俄國實際的理論出發建設社會主義，還是從俄國的實際出發尋找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列寧從軍事共產主義失敗的實踐中認識到，俄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滿足佔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需要，用農民熟悉的辦法，為此，他認為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應該長期堅持下去，共產黨員要學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寧早逝，俄共(布)大多數領導人還沉浸在左傾激進情緒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國家計劃生產和分配的社會主義，於是，在1929年實現了「大轉變」，重新回到了軍事共產主義的老路上去，消滅了個體農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踐表明，這種背離國情、不顧民眾利益、冷冰冰的社會主義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蘇聯的危機實際上是斯大林體制模式的危機，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和蘇共的信心。應該承認，蘇聯的社會主義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滅失業、發展社會福利、實現免費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進步，但是，從總體上看，蘇聯沒有建立起一個公正、和諧的社會，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紙面上，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反差是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體制，仍然是爭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圍繞今後的改革一直進行深入討論，也出現了來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聲音，有人竟不顧歷史事實，去竭力頌揚、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體制模式看成是社會主義唯一正確的模式，硬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拉入蘇聯模式的軌道。原本已經清楚的問題，又變得模糊起來，有些問題又被顛倒了是非，誤導國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說，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題」，誰提這個就是「製造混亂」、「包藏禍心」、「別有用心」與「無稽和無知」。實際上稍懂點兒蘇聯歷史的人，都不會否認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實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後來實際上是他一個人的專政)，搞大清洗，濫殺無辜，有人把其原因歸結為斯大林「在工作作風方面不夠民主，甚至作風粗暴」。至今還有人說《九評》對斯大林的評價是最科學的，他們竭力頌揚斯大林，俄羅斯一有關於讚揚斯大林的書籍和文章，他們就迅速予以宣傳報道，甚至進行誇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顧俄羅斯人為了重振大國的需要為斯大林強國主義歌功頌德的現實，片面斷言「在俄羅斯境內和原蘇聯範圍，從政府到百姓，從老人到青年，從過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時代的優秀人物，都經過反思而對斯大林充滿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高潮。」俄羅斯已經在「還斯大林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本來面目。」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意在表明俄國人都在讚揚斯大林，中國人也不應該批評斯大林的體制。這樣做的結果，不管其主觀願望如何，在客觀上只能起到阻礙深化改革、干擾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步伐。有文章說得好：「任意地或是處心積慮地美化舊體制和早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死路的蘇聯模式，這樣做，如果是不諳世事的青年，就說明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對年輕
的一代切實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教育是何等緊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麼這個家那個家，則實不知是何居心？」(吉力：《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前進》，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07年7月9日第1版。)這些話雖然尖銳了一些，但確實應該引起我們思考。這裡，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堅持斯大林模式、走蘇聯發展道路而得來的，還是因為擺脫了蘇聯的那一套而獲得的？毛澤東曾說：「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喪考妣。」(吳冷西著：《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現在我們應該結合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理解一下這句話的深刻含義。
　　實事求是地看，當今的俄羅斯對斯大林並非一邊倒地讚揚，如何評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們爭論的核心。褒揚者認為斯大林模式讓蘇聯成為工業國，使蘇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並成為世界強國。貶斥者認為斯大林讓社會和人民付出的代價過大。有人認為斯大林模式意味著穩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則是鎮壓和恐怖。有人讚揚斯大林是俄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有人則稱之為暴君和獨裁者。總之，在當今的俄羅斯，人們對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評價，仍然存在巨大差異。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網民的提問時也坦率地承認，對斯大林的活動「無法作出總體評價」。他說：「你肯定，一些人將會不滿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則會不滿意。」普京認為：「顯然，從1924年起至1953年，那時由斯大林領導的國家發生了根本變化：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我們贏得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任何人現在都不應該誹謗那些組織和領導這場勝利的人，因為如果我們輸掉這場戰爭，後果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將更為慘重，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普京也強調，這些成績「是以不可接受的代價獲得的。不管怎樣，發生了鎮壓的情況，這是事實。我們數百萬同胞遭到了鎮壓。這樣的管理國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這樣做是不可以的。毫無疑問，在這段時期裡我們遇到了不單單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犯法行為。這也是事實。對此我們也不應忘記。」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韋傑夫在總統博客中，對斯大林的政治鎮壓發表了評論，他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範圍之廣令人難以想像，全國民眾都深受其害，一些社會階層被整個摧毀，數百萬人因政治恐怖和虛假指控而喪生。但迄今仍有人為鎮壓活動辯解，聲稱這麼多人是為了某種崇高的國家使命而犧牲。這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沒有理由以民眾的痛苦與傷亡為代價。任何事物的價值都不能置於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復歷史公正之名，為斯大林製造的大清洗開脫。」2010年5月7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接受《消息報》的訪談時說：「坦率地說，蘇聯政權只能被稱為極權政權。在這個政權統治下，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壓制。」他還駁斥了有關「斯大林主義正在蘇聯死灰復燃的看法」。在為弘揚俄羅斯大國地位、強調蘇聯在對德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慶祝二戰勝利65週年的活動期間，俄羅斯領導也一再譴責斯大林犯下的「永遠不可饒恕的罪行」。梅德韋傑夫還非常明確地說，自新的俄羅斯產生以來，國家領導人對斯大林的評價非常明確。他還說，俄羅斯每個人都有權利對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評價，但「這種評價不應影響到國家評價」。本書作者認為，不能把斯大林時期造成的驚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說成與斯大林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動社會進步與文明的發展，不能用千百萬人的屍體鋪路，不能用頭蓋骨做酒杯喝下人類文明的美酒，如果這樣搞社會主義建設，只能醜化社會主義的形象，讓人們對社會主義產生恐懼感，使世界廣大人民群眾遠離社會主義。
　　斯大林舉全國之力，不顧農民的死活搞工業化，確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領導人民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領導被這些成就和勝利沖昏了頭腦，開始把蘇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絕對化和神聖化，並強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照搬蘇聯模式。1948年５月，斯大林在致鐵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說，「在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有關的問題上，低估蘇聯的經驗，在政治上是極其危險的，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這是不容許的。」(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編，河南師範大學外語系英語翻譯組譯：《南蘇關係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頁。其後，在蘇聯的指使下，在東歐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內展開了對所謂「鐵托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對照搬蘇聯模式，主張建設社會主義要從本國國情出發的領導人普遍受到鎮壓和迫害。二戰後，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照搬了蘇聯模式。戰後各國的實踐證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這種封閉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運轉的體制模式，拉大了這些國家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距離，導致了落後。蘇聯的實踐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數人的意志，濫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去搞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對斯大林體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經濟有新的發展、民主也有些許擴大，但沒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這正是蘇共喪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瓦解、蘇聯國家解體的根本原因。
　　第三，要正確認識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努力消除蘇聯對中國的不良影響。這裡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涉及中蘇兩國的關係，二是涉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中蘇兩國關係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蘇聯共產黨曾經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給予巨大的援助，我們是真誠感謝的。但中國也是沙俄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的受害者，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此曾進行過長期的、艱苦的抗爭。今天俄羅斯人從強國主義出發說了斯大林不少好話，我們中國人對此應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斯大林確實使蘇聯成為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設的強國是以犧牲其他民族和國家利益為代價的，中國也是受害者之一。鄧小平在1989年5月與戈爾巴喬夫談話時說過，沙俄是侵害中國權益最大的兩個國家之一，一定意義上也包括蘇聯時期。許多事實可以驗證鄧小平的說法。黑瞎子島是被斯大林於1929年佔去的。蘇聯與張學良東北軍因中東路發生戰爭，蘇聯紅軍取得勝利，讓日本人看到東北軍戰鬥力弱，使他們敢於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大規模侵略中國。在衛國戰爭前蘇聯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駐兵開礦，衛國戰爭開始後他們才不得不把目光從新疆移開。失去盛世才這個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後，1944年蘇聯出兵伊犁、塔城和阿爾泰地區，幫助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建立一個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個所謂共和國宣佈從中國分裂出去。現在的「東突」分裂勢力仍把當年的「東土耳其斯坦」視為自己的歷史淵源。1944年蘇聯還乘中國忙於抗日戰爭而蘇德戰爭出現轉折之機佔領了唐努烏梁海地區(現在俄羅斯聯邦的圖瓦共和國)。1945年二戰勝利之際，斯大林利用中國國民政府有求於他，又進一步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國失去的領土面積已經超過沙皇政府。蘇聯利用出兵中國東北之機，恢復了沙俄在中國失去的權益，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書》中驕傲地說：「1904年日俄戰爭時期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那次失敗是我國的一個污點。我國人民相信，總有一天日本會被打敗，污點會被洗清，並且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而這一天終於來到了。今天，日本承認自己已被戰敗，並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了。」蘇聯紅軍在東北拆走那裡廠礦的設備，把本來賣給日本人的中長鐵路又變成了中蘇共管，把旅順港變成自己的軍事基地，租期長達30年。新中國建立後，斯大林仍然不願放棄他在中國取得的權益，極不情願廢除與中國國民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對中方作出讓步，重新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大連港的協定。面對即將失去在中國的權益，為了實現其遠東戰略利益，斯大林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統一，並把中國拖入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爆發後，蘇聯代表離開安理會，為美國介入朝鮮戰爭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爾德解釋此事時說：「如果美國政府今後繼續陷在遠東，並把中國拖入到為朝鮮的自由和自身的獨立而進行的戰鬥。結果會怎樣呢？首先，美國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不可能戰勝擁有大量武裝力量的中國。也許美國會在這一鬥爭中受些損傷。第二，在這件事情上受損傷的美國就沒有力量在最近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許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無限期地拖延，這就為歐洲社會主義的鞏固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與中國的鬥爭將會使整個遠東革命化了。這從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有利。」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蘇聯也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贏家。
　　從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角度看，中國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1949年，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28年的光輝歷程時形象地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實，中國共產黨人瞭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蘇聯學來的，更具體地說是受斯大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影響。在政治方面，我們正是在學習蘇聯的情況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政權。在經濟方面，我們不僅接受了蘇聯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經濟管理體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蘇聯文化和文學曾經影響幾代中國人，許多已經被俄國人淡忘的蘇聯歌曲幾乎成為中國的民歌。在國際關係方面，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把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同蘇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澤東對斯大林實際上沒有說過多少好話。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同盟代表團談話時毛澤東說，蘇聯對他不信任，懷疑他是半個鐵托，直到抗美援朝戰爭才給他摘掉這個帽子，「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以後，「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毛澤東表示他不喜歡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寧不同，列寧是把心給別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則站在別人頭上發號施令」。他雖然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慶祝他六十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詞，第三篇是他死後《真理報》要我寫的。我向來不願祝賀人家，也不願人家祝賀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壽，不歌頌他，還能罵他不成？他死後，蘇聯需要我們的支持，而我們也要支持蘇聯，就寫了那篇歌功頌德的文章。這不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而是對蘇聯黨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拋掉了個人感情，把他當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那篇文章還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不是出於內心意願，而是出於需要。」針對蘇共二十大，毛澤東說，「對斯大林的批評，我們人民中有些人還不滿意。但是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吳冷西著：《十年論戰》(上)，第260頁。)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批判得不夠徹底，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並沒有提出本質問題。要反對主張沙文主義的個人崇拜，要反對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會見波蘭大使基裡洛克的談話，1956年10月31日。在1958年7月22日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再一次表示了對斯大林強國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不滿，他說：「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範圍，四個合營企業。」「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成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錯誤的經驗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學，有一部分辯證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學。你們叫做個人崇拜，是一個東西。」「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刻，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後，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說什麼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這些先於《九評》的言論，顯然更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實際。毛澤東也看到了蘇聯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但沒有解決好。經過20多年的實踐，我們發現斯大林模式帶有嚴重的弊端，並不符合中國這個農民佔人口多數的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實際，也與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潮流相悖，不能激發人們的主動性與創造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不要蘇聯特色，就是「去蘇聯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蘇聯即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而言的，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揚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我在多種場合提出，要想使社會主義煥發生機與活力，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去蘇聯化」，拋棄這一模式。我認為，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我們在「去蘇聯化」方面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國特色拉入蘇聯模式之中，把我國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認為是偏離蘇聯模式的結果。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巨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本身就說明：它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它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是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就是「去蘇聯模式化」，即革除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研究蘇聯社會主義問題如果不聯繫中國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會主義，對其觀點和體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視為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意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走上蘇東劇變的道路。」這完全顛倒了因果關係，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歷史告訴我們，正是我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堅持改革開放政策，才沒有重蹈蘇東國家的覆轍。
　　第五，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光榮的任務。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正處在關鍵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處在關鍵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存在著不同的思潮、觀點是正常的現象。主要是三種社會思潮，即主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這三種思潮、理論各有其社會基礎和社會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主要的一個特點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兩種非主流的思潮和勢力都力圖從不同方面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和干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權、計劃經濟的蘇聯模式當成唯一正宗的社會主義，把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看成是搞市場經濟的結果。新自由主義思潮則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徹底的市場化(即「市場萬能」)，力圖使中國離開堅持社會公平正義、防止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理念和原則。所以，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擾和影響。正確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看待蘇聯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一場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史上的一次歷史性試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在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深化，我們不照搬別人的模式，但不意味著不吸取別人的長處，我們也要善於利用西方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蘇東劇變後許多國家照搬西方模式，以為這樣可以一步登天，過上幸福生活，但事實表明，這只是夢想，現在他們也都在吸取教訓，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同樣，我們也不能離開國情，割斷歷史。我們不能用中國今天的全套理論、做法機械地評判蘇聯模式的是非對錯，但中國30年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經驗理所當然地也給我們重新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以深刻的啟迪。我認為，離開發展人民民主，著力改善民生就談不上建設社會主義；離開平等、尊重人權、社會的公平正義就談不上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社會人的現代化、人的全面發展。中國正處於從蘇聯模式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轉變過程中，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拋棄蘇聯模式的徹底程度，取決於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創新。我認為，那種把斯大林時期視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輕描淡寫，甚至視為正當行為，這是違背社會主義道德觀的。中國吸取了斯大林時期以人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執政教訓，提出「以人為本」的立國思想和執政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中國共產黨將永遠堅持這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
　　第六，如何看待蘇聯共產黨的問題。在總結蘇共喪權的教訓時，有人認為，不應該把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而認為，主要應該是黨的問題，並引用鄧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講話，即「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加以論證。鄧小平同志的話並不錯，但他們把問題集中到「黨的問題」上，歸結到斯大林之後的蘇共領導人放棄斯大林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領導權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值得討論。
　　蘇共是執政黨，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狀況自然對蘇聯的興衰起著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黨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體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只有從制度層面去分析鄧小平同志上述的論斷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不從制度層面去分析黨的問題，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蘇共長期以來存在的嚴重弊端，如高度集權、缺乏民主與有效的監督機制、領導幹部思想僵化、脫離群眾、破壞法制、個人崇拜和特權盛行、「在冊權貴」的形成、不斷出現政策失誤等等，是由什麼造成的？十分明顯這些嚴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產生的，產生後又由這種制度保證上述弊端的長期存在並發展。因此當斯大林模式被拋棄時，必然也拋棄了由這種制度模式保證其生存的蘇共。有人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問題：「一個有著將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就這樣在執政74年之後丟掉了執政地位，整個黨也隨之潰散。迄今為止，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地方的歷史檔案中，人們都沒有發現在敵對勢力取締共產黨時遇到來自黨的各級組織進行抵抗的記載，沒有發現共產黨員們有組織地集合起來為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或州委而舉行的任何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也沒有發現人民群眾為支持、聲援蘇共而採取任何有組織的記載。」遺憾的是，提出問題的人並沒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簡單地說，那就是因為廣大黨員與人民對蘇共以及由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已出現了信任危機。可以說，是人民拋棄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和不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與人民利益的蘇共。這也充分說明，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一個真諦，那就是只有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主人。人民群眾可以被蒙蔽一時，但不能長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壞，應該以人民能否接受為標
準。
　　蘇共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沒有解決領導國家的方式方法問題，長期黨政不分、黨國不分。斯大林把蘇維埃降到一般群眾組織的地位，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蘇維埃只起橡皮圖章的作用，國家的重大決策不是在蘇維埃，而是在總書記個人的小圈子裡決定的。俄國是個落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初，黨代表人們管理國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執政後的蘇共一個重要使命應該是教會人們運用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真正當家做主人。實際上蘇共並沒有做這一工作，而是長期壟斷權力，正如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所總結的：「蘇共喪失政權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長期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實行了三壟斷：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資源與經濟利益的經濟制度。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導致稍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就會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就動用專政工具整肅、鎮壓，或投入監獄，或關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國、剝奪公民權利；壟斷了權力，使得蘇共及其領導人的權力凌駕於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現了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僚特權階級；壟斷了資源和經濟利益，使得社會經濟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資源被用於軍事工業，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蘇共的不滿日益增加。而在蘇聯那樣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往往會把對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專制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民族矛盾，一旦累積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就將導致民族動亂、國家分裂。」蘇聯劇變正是這樣發生的。
　　蘇共自身也沒有加強民主建設，仍保持著在國內戰爭時期形成的體制，黨的最高領袖是絕對權威。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由組織部門任命，沒有選舉制和任期制，上至總書記，下至各級第一書記實際上掌握著大權，處於不受監督和制約的地位。黨的各級幹部嚴重地脫離群眾，造成黨群關係緊張。由於缺少群眾的監督和制約，蘇共走上了代表各級官員利益而不是群眾利益之路，幹部按級別不同享受著不同的特權，他們自己有專門的醫院、商店、療養院、住宅、別墅，以權謀私、貪污腐化成風，他們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聞》報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測驗。調查表明，大約半數的蘇聯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中，人們對高級官員享有特權的制度表現出最強烈的不滿。按照人們對各種特權不滿程度排列，它們分別是：在內部商店選購食物和用品、免費提供影劇院等場所的座位和各種書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區的高級住房中擁有公寓，以及國家提供別墅等。列寧說過，執政黨脫離群眾是最大的危險。蘇聯的老百姓長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許多人都沒有單獨的住宅，這種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們對蘇共的不信任，認為他們並不能代表自己。
　　有人在引用鄧小平同志「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論證蘇聯劇變根本原因時，實際上主要歸咎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且不說這種說法嚴重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就這兩個人而言，他們身上確實有許多缺點，缺乏駕馭全局的能力。赫魯曉夫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斯大林體制模式的框框，喪失了蘇聯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機。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失控與最後失敗，加速了蘇聯的劇變。但是，不要忘記，他們恰恰是蘇聯體制的產物，是蘇共缺少選賢任能機制的產物。
　　以上這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來與讀者共同思考。最後要強調的是，參加本書撰寫的作者較多，既有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學者，也有年輕之秀。他們絕大多數是長期從事蘇聯有關領域研究的資深學者，一輩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蘇聯問題。他們運用了許多新資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對問題的來龍去脈進行研究，體現了實事求是、嚴謹治學的科學精神。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可以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汲取營養。研究歷史不僅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過去，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未來。本書反映了我國研究蘇聯問題的很多新成果，力圖回答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值得關心社會主義事業的各級幹部、學生和研究這一問題的專家學者重視和閱讀。希望我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