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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趙頊(1067~1085)，北宋第六位皇帝。謚號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英宗趙曙長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國公；後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受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1064)進封穎王。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神宗，時年20歲。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後，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即位後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由於改革操之過急，不得其法，最終失敗收場，不過神宗還是維持新法將近二十年。時值夏惠宗在位，母黨梁氏專權，西夏國勢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圖一舉殲滅西夏。在慶州(今甘肅慶陽)宋軍大破夏軍，佔領西夏二千里土地。不過後來在永樂城之戰中慘敗，滅夏之舉未能實現。事後，宋神宗在朝中當眾痛哭。他有抱負，勵精圖治，想滅西夏，惜壯志未酬，於元豐八年飲恨而死，享年三十八歲。其子宋哲宗親政後，竭盡所能完成父親遺志。
　　據《宋史》記載，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神宗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至治平二年(1065)虧空已達1570多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神宗沒有氣餒，力圖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表現出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政治氣概。
　　趙頊在即位之前已聞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負和才能，並由是想見其人，因此即位不數月，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寄以治國安邦的厚望。神宗對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滿。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本該輔佐新帝，有所作為，然而見神宗提拔新人，卻堅辭相位，出判相州。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表明了他反對王安石執政的態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罷相位時，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薦了文彥博。對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對，或以默然置之，堅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參知政事唐介、侍讀孫固等也都以王安石「護前自用」、「論議迂闊」、「狷狹少容」等為理由，極力反對王安石為相。面對種種阻撓，神宗不以為然，力排眾議，於熙寧二年(1069)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富國強兵的序幕。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還特命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神宗聽從王安石的推薦，進一步起用了呂惠卿、章敦、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實際才幹，對於協助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台、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於學術、道德上的爭論，神宗則認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他講求道德與功名並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釋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並繼續支持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後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鏐、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相反，熙寧三年(1070)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主張極為欣賞，並在變法的前一階段，即熙寧七年(1074)以前，對新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持。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持與配合，王安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正確決策，保證了變法的成功，這對於改善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增強國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新政維艱，元豐改制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並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觸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嚴重，守舊勢力的進攻就越猛烈。於是，神宗開始左右搖擺，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勢力的情況下，勉力維持新政。熙寧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借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這一次圍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為首的外戚參與反對變法，不能不對神宗產生巨大影響，這是因為英宗、神宗一系實非仁宗嫡嗣，只是由於仁宗無子，才把英宗選為皇儲最後繼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對神宗有較大的威懾力量。神宗由是開始動搖。當王安石對所謂的天變據理反駁時，神宗不再聽從王安石天變不足懼的解釋了，相反他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後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終於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訴安石亂天下的情況下，罷王安石相，改知江寧府，使變法遭受挫折。雖然熙寧八年(1075)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隨著守舊派勢力的增強，變法派內部意見的分歧，神宗對王安石專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變法不能推進。熙寧九年(1076)，天上出現彗星，守舊派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他對王安石說：「聞民間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出判江寧府。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神宗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神宗的政治目標是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但他一怕得罪兩宮太后，二怕出亂子。當人情咨怨、朝議洶洶，變法碰到較大阻力時，他就退卻了。他要調整政策，相對平衡地對待要求變法的新黨和主張守舊的舊黨兩股勢力。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給自己留有餘地；一方面則仍然體現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異論相攪的傳統家法。其實，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就注意撫慰舊黨中罷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韓琦罷退河北，上疏反對青苗法，神宗雖然最終沒有接受，但一開始仍誇獎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熙寧七年八月，則特遣宦官李憲往相州賜韓琦詔書和湯藥。熙寧六年(1073)文彥博罷樞密使，便詔與其子孫推恩，特表恩寵。元豐三年(1080)文彥博朝覲，神宗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神宗任用貌似中立無與，實際上則為守舊勢力的吳充為相。又先後重新起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熙寧十年(1077)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元豐元年(1078)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1082)，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神宗在元豐年間強化軍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於對外增強對遼、西夏的戰鬥力，並鎮壓各地的武裝反抗，鞏固統治。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沒有任何實際效果。在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出兵抗禦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對西夏的包圍，史稱「熙河之役」。元豐四年(1081)，西夏皇室內亂，神宗以為有機可乘，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圍靈州城(今寧夏青銅峽東)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軍因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後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1082)，神宗又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築永樂城，謀攻佔西夏橫山地區，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西夏發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死。宋軍兩次戰敗，損失軍兵、民夫及助戰的羌兵數十萬人。神宗聞永樂城陷，「早朝，對輔臣慟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恥，節省「歲賜」白銀7萬兩、絹15萬匹的計劃徹底破產。三月，神宗病逝。死後葬永裕陵。子趙煦嗣，是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宮室，不事游幸」，致力於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他支持王安石變法，抑制了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使自耕農的生產條件得到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大改善。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於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確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