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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3月20日夜晚，滬寧火車站和往常一樣人流如織，川流不息。火車拉響了啟程的汽笛，宋教仁與前來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和廖仲愷揮手作別，走進了檢票處。就在這時，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檢票處驟然響起三聲槍響，宋教仁應聲倒在了血泊之中。車站上頓時秩序大亂，旅客四處逃散，刺客乃乘機逃逸，無影無蹤。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在日本參加同盟會，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報》主筆。辛亥革命後，參與籌建臨時政府，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院長，5月在北京出任農林總長。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一傳開，便在全國上下引起軒然大波。各大報紙媒體都在第一時間競相報道了這一令人痛心而意外的消息。袁世凱頒布命令說：「前農林部長宋教仁，奔走國事，締造共和，闕功甚偉。凡我國民，同深愴惻。」在群眾和輿論的逼迫下，袁世凱電報江蘇都督程德全：「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辦。」正當案件的調查工作在忙亂中進行的時候，政府御用報紙大造國民黨內部傾軋的謠言，惹得當時人心惶惶。當然，報紙上的言論也並非空穴來風。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宋教仁就因為政府的體制原因與孫中山有過爭論。
　　孫中山於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之時，宋教仁就向孫中山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即由宋教仁出任總理，實際掌管內政外交，而孫中山的總統則做形式上的國家元首。孫中山表示反對。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孫中山主張的總統制還是更為符合時局。國民黨組建後不久，孫中山就不太過問黨務，本著為國為民多做些實事的心態，四處考察鐵路。宋教仁被刺案發生時，孫中山仍滯留在日本。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通電全省各地官吏，全力協拿兇手，限期破案。黃興與陳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總巡，懸賞萬元，緝拿兇犯，可是卻始終找不到有力的線索。3月23日，英租界的巡捕房來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人，巡捕認出了他是附近一帶有名的古董商。這位古董商自己也沒有想到，正是他的一番供詞，才使得刺宋案漸漸走向了明朗。當時，他對巡捕這樣說道：「十天前我在文元坊應夔丞的家裏兜賣古董，他拿了一張照片叫我在某時某地把這個人暗殺掉，許以事成之後給我一千元作為報酬。我因為只懂得做買賣，從沒殺過人，因此不肯承擔這件事。當時我並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誰，今天我在報上看見宋先生的照片，正是應夔丞叫我去暗殺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應夔丞，便可找到兇手。」
　　應夔丞原為上海流氓、幫會頭子，也曾是革命黨中的一員，任滬軍都督府諜報科科長。回到上海後，重操舊業，改組青紅幫為「國民共進會」。湖北路迎春坊228號，一位女子正替坐在茶几邊的男人上茶。突然，大門被踢開，門外出現的是租界的巡捕。女子大驚失色，男子見狀，正欲翻窗逃跑，就被巡捕按到牆上，戴上了手銬。這個男子不是別人，正是應夔丞。應夔丞並非刺宋案的動手之人。根據應夔丞提供的線索，巡捕又來到文元坊搜查。一名巡捕突然發現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正在向文元坊靠近。這人一隻腳剛剛踏進文元坊，即被突然現身的巡捕逮了個正著。男子一臉的意外，而逮捕他的巡捕更是滿臉的震驚。這個人正是流竄上海的亡命之徒武士英。武士英被捕後供認說，應夔丞答應給他1000元，拿出宋教仁的照片，讓他行刺。而直到行刺得手，武士英仍不知道宋教仁究竟是什麼人。當時人們的疑問是，應夔丞為什麼要買兇殺害宋教仁呢？這要從宋教仁所處的歷史環境說起。
　　自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清廷便成了殖民者統治與剝削中國人民的工具。然而辛亥革命的爆發以及革命形勢的發展，讓洋人痛感需要尋找一個新的代理人，他們瞄上了袁世凱。原因很簡單，袁世凱與孫中山的差別在於，前者是陰謀家，而後者是理想家。但當時孫中山對於袁世凱，卻並不是完全的信任。這一次，孫中山站在了宋教仁這一邊。孫中山雖然讓位給了袁世凱，但卻在讓位之前通過了《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為了內閣制，希望借用法律的形式來限制袁世凱將來可能的獨裁。內閣制是以議會為基礎而形成的。內閣的首腦由議會中通過選舉而產生的、議員中佔多數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的領袖擔任。國家元首只是在名義上代表國家，並無實際權力。國家實際權力在內閣，由內閣代表國家元首向議會負責。
　　對於一心想搞獨裁統治的袁世凱來說，責任內閣制無疑是一塊礙眼的絆腳石。想要剷除通往獨裁道路上的阻礙，廢除責任內閣制就成了勢在必行的一步棋。國民黨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國會大選中取得了勝利，國民黨人因此躊躇滿志，預定由宋教仁擔任內閣總理，削弱袁世凱的權力。在正式國會開會之前，宋教仁沿江東下，一路上到處發表演說，批評袁世凱政府，闡述自己的憲政理想，為建立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政治大造輿論，言論風采，傾動一時。
　　袁世凱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國民黨對他的威脅，便派人給宋教仁送去西裝和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在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世凱，並留信一封表示謝意：「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此後，宋教仁一如既往地廣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表明自己與專制獨裁勢不兩立的態度。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準備從上海起程回北京，送行的有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當晚10時許，火車進站。宋教仁幾人邊說邊行，走到了檢票處。就在這時，突然響起一陣槍聲，只見宋教仁以手抵腹，倒在了血泊之中，宋教仁被迅速送至鐵路醫院，但終不治身亡。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發生，正處於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矛盾日趨激化的時刻，於是人們對案件的背景和內幕產生了種種猜測，同時也把這兩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風口浪尖。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的藍總巡率人到應夔丞的宅邸進行第二次搜查。搜得多件公文憑據，併發現了貼有封條的皮箱一隻，以及五響手槍一把。巡捕房將案發當日從車站拾到的兩枚彈殼，與槍內所存子彈進行比對，兩者均為相同型號。翻閱著從應夔丞家中搜出的函文，負責這起案件的程德全不禁大驚失色。誰都沒有想到，刺殺宋教仁的案件背後，居然是這樣一個人物。
　　這個人叫洪述祖。洪述祖人稱「洪殺胚」，在當時擔任內務部秘書，實際上他是受袁世凱直接指揮的密探頭子，專門負責監視和對付革命黨人。難道以洪述祖這一區區內務部秘書就敢公然行刺國民黨黨魁了嗎？刺宋案是否還有著更深刻、更隱秘的內幕呢？這天，愁眉不展的程德全正在翻閱著從應夔丞家中搜出的幾份函電，突然，一個名字赫然出現在眼前。他的名字叫趙秉鈞，曾任內務部部長，時任民國內閣總理，是當時屈指可數的風雲人物。面對這樣一位人物，程德全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說起來趙秉鈞與宋教仁還有同款之宜。宋教仁屢次進京，與袁係人馬最談得來的就是這位趙秉鈞，甚至宋教仁每次進京，都住在趙秉鈞的家裏。然而，在權力爭奪面前，趙秉鈞也不得不痛下殺手了。正當程德全一籌莫展之時，突然響起了尖銳的電話鈴聲。打電話來的人名叫張一麟，是袁世凱身邊的機要秘書，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致電程德全了。致電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牽涉到中央的證據，並立刻派人送往北京，電話裏還不忘特別叮嚀一句可不作正式報告！
　　但是，在孫中山與黃興的強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將查獲的函電公諸於世。原本就已經暗流洶湧的海面被投擲了無數顆炸彈，新聞界頓時掀起了軒然大波，人們紛紛猜測，袁世凱與刺宋案有著某種密不可分的關係。案子自此急轉直下，袁世凱被無奈地推到了臺前。當時民意滔滔，袁世凱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辦法，於是，他暗示京兆尹王治馨，在京舉行的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為自己開脫。
　　這個王治馨是個糊塗蟲，他在追悼會上說，應夔丞到北京後，曾向趙總理自告奮勇要動手殺害宋先生。總理也曾向總統請示過，總統認為政見雖有不同，暗殺決不是個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見，宋案與總統和總理無關，完全是應夔丞和洪述祖一手策劃的。王治馨的這番話讓人聽來有欲蓋彌彰之嫌，把袁世凱和趙秉鈞氣壞了。可案件的真相，卻隨著當事人一個個離奇死亡更加迷霧重重。武士英被捕入獄之後，於1913年4月24日在獄中暴斃。外界傳言，這是應夔丞的黨羽為了殺人滅口，把毒藥放入饅頭送進監獄把他毒死的。而與此同時，應夔丞還依然被囚獄中。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應夔丞在兵荒馬亂之時，糾合獄中囚犯越獄逃跑，躲進了青島租界。1913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發動了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但由於倉促上陣，實力不足，國民黨的軍事領袖黃興遲疑不決，主張法律解決，二次革命遭到挫敗。之後，黃興、孫中山紛紛出逃海外，而袁世凱則在數月之後，當上了自己覬覦已久的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應夔丞認為時機已到，公然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並大搖大擺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凱實踐當初毀宋酬勳的諾言。袁世凱如果授予他勳位，那就等於自己承認是刺殺宋教仁的主犯，這讓袁世凱非常頭疼。
　　應夔丞在北京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1914年1月，袁世凱突然派他去天津。從北京開出的火車上，應夔丞悠閒地張望著冬日的景色。兩條人影閃進包廂，包廂內傳出一陣驚叫，片刻之後，就恢復了平靜。應夔丞的死訊傳出後，天津《大公報》馬上登出消息並配上評論，評論中毫無掩飾地指出：「(應)公然發電賣功，旋復大搖大擺款段入都，蛛絲馬跡，宋案之底裏，因不難揣測而知。」把矛頭直指袁世凱，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
　　1914年2月27日晨，天津河北區仁壽裏趙秉鈞的私宅中傳出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都督病死了的消息不脛而走，此時的趙秉鈞只有51歲。刺宋案發生後，袁世凱為掩人耳目，將趙秉鈞調任直隸都督。趙秉鈞死前一段時間，還曾經多次前往北京晉見袁世凱，對外的報道為研究國體事宜。在這樣的時刻，趙秉鈞的死不能不令人產生懷疑。趙秉鈞的死，使得袁世凱是刺殺宋教仁的元兇的說法缺少了最為重要的直接證據。而那個亂講話的京兆尹王治馨，因袁世凱十分痛恨他在宋教仁追悼會上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辯白，於民國3年6月，以他貪污區區500元之罪將其處死。最後一個輪到的，便是北京方面的直接聯絡人洪述祖。洪述祖一直暫避青島，直到袁世凱一命歸西，他才敢出來活動。卻沒想到在上海惹上了訴訟官司，剛剛處理完想離開，就被宋教仁時年15歲的兒子宋振呂等人在捕房門口當場扭住，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之罪被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