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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經典中，一般稱尼姑為優婆夷，民間則俗稱師姑。而在明代正統的法律條文或典章制度文書中，則稱之為尼僧或尼姑。如明代的法律條例規定：「凡寺觀庵院，除見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刱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衛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為奴。」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嘉靖六年(1527)奏准，尼僧道姑，發還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盡數入官。這是官方記載稱出家皈依佛教女子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屬於一群脫離塵俗、皈依佛門的出家人，理應不再留戀紅塵，並與世俗隔絕，在庵院中與青燈、佛卷、木魚為伴，過一種清修的生活。從明代的史料記載來看，在整個尼姑群體中，確實不乏恪守佛門規矩之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無疑對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衝擊，隨之而來的則是尼姑不再跼蹐於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進入民間，與民間閨房女子或家庭婦女結緣，進而成為民間婦女與外界交通的媒介。更有甚者，尼姑在與世俗民間交往的過程中，戀世情結日深，宗教情感日淡，進而出現了超脫佛門樊籬的淫尼。這不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動向，更是明代社會演進歷程中出現的新的歷史轉向。
　　在論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將明代官方對尼姑出家年齡所作的規定稍作梳理。關於女子出家為尼的年齡，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規定，並與男子出家為僧的年齡限制大有差別。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建文三年(1401)，更是將女子出家的年齡上升到59歲。與此相應，明朝廷對男子出家的年齡限制卻大有不同。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換言之，男子出家必須是在20歲以下。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為僧。這種在年齡上的兩反規定，究其用意而言，顯然就是為了使尼姑、僧人能安於清修，並保持佛門庵院的宗教純潔性。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自明代正統以後，出家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規定。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廟中，私自剃度為尼的婦女日漸增多。根據史料的記載，這些婦女有因不睦六親，棄背父母夫男，公然削髮為尼。可見，其中女尼的來源，既有已婚的婦女，亦有未婚的少女。究其出家的原因，顯然很多是因為家庭內的矛盾。每當遇到令節或每月的朔望，她們在寺院內傳經說法，誘引男婦，動以千計，夜聚曉散。
　　在說到尼姑的來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對整個僧侶集團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討。清初人尤侗論僧尼出家的原因道：「今日僧尼，幾半天下。然度其初心，願不及此。其高者惑於福慧之說，下者謂饑寒驅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無知，父母強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無可如何者多矣。」從上面的闡述不難發現，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於初心，而是一種被迫或無奈之舉，顯然缺乏純真的宗教虔誠情感。如果轉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麼明末清初人陸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稱一針見血。他說：「每見人家婦女，或喪夫，或無子，即有夫有子，而別有不得已，輒忿然出家，薙去其發。」這就是說，在出家為尼的群體中，多為喪夫或無子的婦女。至於那些有夫有子的婦女出家，她們的出家當然有其不得已之處，只好忿然出家。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態。當然，節婦、貞女出家為尼更是當時的世風。
　　正如陸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禮也... ...嘗有縉紳之家，許嫁而未婚者，偶值其變，父母翁姑好名，高談守節，強其女從之，非不傳譽一時，其如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每借焚修之計，以出家為上策。未幾而祝發矣，未幾而尼姑為伴伍矣，未幾而參善知識矣，名剎聽講，禪房臥宿，肆焉無忌。」女子喪夫，朝廷的禮教要求其守節，這就是所謂的節婦。許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節，這就是所謂的貞女。儘管這種守節的行為可以為家庭乃至自己帶來一時的虛名，但時日一久，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最好的結局就是遁入空門。婦女為了守節而出家為尼，在當時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廣泛的印證，試舉三例如下：其一，蘇州府吳江縣有一座守貞庵，在震澤鎮觀音橋內。明隆慶年間，巡宰楊忠之妻節婦毛氏建。據吳名函《隆慶庚午守貞庵建觀音閣碑記》云：「忠，武林人。在任病亡。其妻毛氏哀毀過禮，結廬矢志，事死如生，依倚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其二，蘇州府昆山縣靈峙庵，舊名水月庵，明萬曆末年念印禪師開山。念印禪師，是舉人傅沖之妹，歸有光之兒媳。傅氏年19而寡，於是剃髮徑山，募置馬園蔬圃為蘭若，初構三楹，繼建禪堂、韋馱殿、淨業樓、二桂堂。崇禎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於放生池北。念印禪師有弟子三人，均為士大夫家族女子。一位是顧文康公六世孫女，字仁風；一位是張泰符女，字無歇，一位是錢約齋女，字妙光。其三，蘇州府昆山縣勝蓮庵，在許墓塘北。順治初年，無歇恆禪師所建。無歇禪師，張泰符的長女，嫁給諸生戴襄，進士徐揚貢元配之母。崇禎九年戴襄死，張氏成為守節的寡婦。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張氏棄俗出家，傳律華山，嗣法靈隱，以禪律教誡尼眾，其道行為諸方所推重。無歇禪師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禪師的弟子。勝蓮庵原本為無歇禪師外祖的舊圃，其弟生員張旅庵、舉人張冰庵倡購，遂成一方法席。
　　當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確實存在著一些抱有宗教虔誠而出家者，明代名僧蓮池大師的妻子湯氏即為一例。蓮池大師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時間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蓮池夙志方外，鑒於父母尚在，不敢離而出家。父母雙亡之後，就力酬所願，當時其妻子湯氏才19歲。再加之前面的兒子殤亡，為此憶子輿之規，疑未決。蓮池已而念風燈石火，時不我延，毅然薙染出家。他的妻子湯氏則回到娘家，與自己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齋戒禪誦。不久，其母亡故，湯氏孑然寡居。當時同族之人替她立後嗣，最後選中三侄文彬。不久，湯氏亦脫簪珥為尼僧。出家之前，對嗣子文彬說：「茲無所事，後不後我，固無害。彼生而養，死而服、而殯、而祭，世法也。吾學佛，存資缽衲，歿歸(門中者)維耳，夫何求哉！」為此，將所有田產房屋散給群侄，而將自己的住宅分給嗣子文彬。至於湯氏自己，則「從鄰僦舍，繩樞蓬門，夕燈晨香，闃如也」。湯氏出家為尼之後，法名袾錦，與蓮池一同師從關中南五台性天和尚。上面的這段史料記載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湯氏出家，雖因其丈夫出家而成為事實上的寡婦，但從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覺悟，當然亦與蓮池大師的熏染不無關係。
　　照理說來，尼姑所過的應該是尼庵中的清靜生活。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在去蘇州惠日庵訪尼姑時，曾在亭上寫下一詩，詩云：「矮矮牆圍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香消兩卷經。」此詩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正如明末名僧袾宏所記，在佛教整體世俗化的大勢下，尼姑群體中還是不乏清修苦行、終身不干謁富貴之家者。如他筆下的嚴氏，在出家為尼後，仍然能保持苦行終身。另外，錢謙益筆下的女尼潮音，顯然也是一位守戒律之尼姑。
　　從錢謙益的記載可知，女尼潮音俗姓金，常熟縣大河人。嫁給同裡人龔某，孀居自誓，儀法井井。其長子娶妻之後，辭親出家，字曰定暉。定暉死後，潮音對次子端吾說：「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徽纏人世？」端吾尊母親之旨，於是棄妻落髮，與母親一同到了蘇州。潮音到了蘇州後，拜尼姑真如為師。不久，潮音回到故鄉，僦居焚修，晝夜六時，佛聲浩浩。錢謙益在後面對潮音有下面的評述：「予觀近日宗門，女戒鋒起。闍黎上座，林立鏡奩。語錄伽陀，交加丹粉。鹹有尊宿印證，支派流傳。可羞可愍，莫斯為甚。是比丘尼，卻避市廛，遠離俗姓，不唱參訪之緣，不掛大僧之籍。一聲佛號，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難希有。斯則墨穴之電光，狂水之聖藥也。」細究錢氏言外之意，在佛教界普遍世俗化的明代，尼古潮音出家清修的經歷堪稱墨穴之電光，狂水之聖藥。更有一位性恆女尼，以興復佛寺為職責。如天台天封寺，一直被視為靈墟之處。至明萬曆年間，佛應運興，寺廟達到頂盛。但至崇禎年間，因遭劫火，寺廟頓成灰場廢墟。正值此時，女尼性恆，俗姓張，從金陵來到天台，以興復寺廟舊觀為志。錢謙益記其人其事道：「有一比丘尼，張氏名性恆。剃染來金陵，誓願為興復。堅修頭陀行，一麻復一麥。誓以此身命，回向僧伽藍。苦行五六載，地行夜叉知。乃至夜摩天，分分相傳報。人天感鹹悅，錢刀響然臻。梵剎黃金容，僧寮經藏閣。如移四天宮，又如地湧出。」
　　可見，性恆女尼自剃染之後，確乎能做到堅修、苦行，猶如頭陀一般。此外，黃宗羲筆下的女尼月尼，儘管已經是入清之人，但從其生活的時代來看，應該屬於南明時期，所以暫且也將其置於明代尼姑的考察之列。黃宗羲著有《月尼傳》，其中記道：月尼俗姓莫氏，浙江杭州人。性慧，有才，又有靜德。其母原本失身青樓，當時莫氏才十二三歲，當然也不能免俗自奮，只好依從母親一同在青樓生活。不過，莫氏人雖在青樓，卻有自己的定見，即非學士大夫不見。等到與客人見面，則又非道德文字不談。一日，問潘大夫：「所謂名業者，學從孰始？」大夫答道：「有志於名則名立，於業則業成，否則是無志者焉，足以言名業耶？」莫氏聽後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自此以後，更加自勵。一日，又問道：「所謂文詞者，人從孰求？」大夫答道：「妙由天傳，機由人究。致天以盡人，則文字之玄，得矣。」莫氏聞之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從此以後，開始每天誦詩讀書，遇到學士、大夫，即稍稍能撰五七言之詩，並與他們討論當世之務，故吳、越間往往有傳誦其詩者。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望，莫氏到天竺山院，禮拜慈像，尋求超脫，因而大慟。在回家路上，突然迷路，見一樵夫倚薪臥樹間，莫氏前往問道：「孰路歸城中？」樵夫答：「路固歧，苟致之皆可歸。」莫氏問：「爾何滯於此耶？」樵夫答：「吾逃樵而歸於樵也。」莫氏聽後頓然醒悟，因拜樵夫並乞旨，樵夫於是看著所臥之薪，對莫氏道：「夫薪也，始出土中，天機莫遏焉。但為類材糾繆，遂屈上達之性。今吾伐之，方得脫根株斷，萌櫱就敗，藏瑕於烈陽之中，變其凡姿，反其靜質，群妄消融，截然寂滅，以復於命，此薪之所能也，吾固憐而樵焉。」尼因進而問道：「問路知歸，問薪悟脫，然吾生營營，何求可了？」樵夫答：「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制，則直者屈，施光者受昧，不有見勇之士，力反其光，孰得其子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蒙之不滅，初性自如，本體常澈，人誠求之，即可了其生矣。」尼於是豁然大覺，來到清溪旁，洗去鉛粉，卸卻綺衣，「草曳韋入家，辭其母，往清波郭門，遂拜老尼為師，削髮修禪，終其身，自號松月尼雲」。
　　在這篇傳記的後面，黃宗羲作有下面評述：「世傳唐呂巖，度女妓白牡丹；宋蘇軾，默化琴操事。余每論之，未嘗不異其人。以為聲樂之場，亦有回頭向道者焉。月尼本背法失從，當艷盛之年，一旦斷情慾，遠凡歸真，倘後日采而傳之，未必非牡丹、琴操者之流歟？」一個妓女，轉而向道，削髮為尼，樵夫的一番開道，無疑是關鍵。所謂的樵夫，其人決不簡單，他給女妓所講的是一堂佛教人生課，最終使女妓皈依佛祖。
　　婦女一旦出家為尼，就不再塗脂抹粉，在穿著上也不可艷麗旖旎，以便與她們的清修生活相應。關於尼姑的服飾打扮，我們不妨引周清原所著小說《西湖二集》記載尼姑為例，其中記載尼姑穿戴云：「頭上戴一頂青布搭頭，身上穿一件緇色道袍，腳下僧鞋僧襪。」至於尼姑所從事的日課，除了在庵院中吃齋念佛之外，還負有一些世俗的宗教職責，這在明代表現為「宣卷」這樣一種宗教儀式。
　　宣卷是明代婦女最為流行的宗教儀式。明朝人徐獻忠記載：「近來村莊流俗，以佛經插入勸世文俗語，什伍群聚，相為倡和，名曰宣卷。蓋白蓮遺習也。湖人大習之，村嫗更相為主，多為黠僧所誘化，雖丈夫亦不知墮其術中，大為善俗之累，賢有司禁絕之可也。」(21)可見，在浙江湖州的鄉村婦女中，盛行宣卷。另外，從明人陸人龍所著小說《型世言》中可知，當時蘇州府昆山縣、太倉州的婦女至杭州天竺進香，通常僱用一些香船。在進香途中，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除了一路說說笑笑之外，還打鼓篩鑼，宣卷念佛。其實，所謂的宣卷，即為寶卷之誦唱。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寶卷為民間通俗說唱文字，多為佛家傳說及信徒善惡果報故事。韻文唱詞，鄙俚俗淺。然情節細緻，演唱生動。在明清兩代，民間寶卷之誦唱十分盛行，並深入殷富之家宅內院，女尼習之為就食謀生之門，勝於托缽化緣。此一風氣，延至抗戰之前，尚有餘跡。明代蘭陵笑笑生所著《金瓶梅》小說，其中關於女尼進入大家之宅進行宣卷的活動，所記相當豐富深入，可證尼姑確實是當時官宦及民間婦女宣卷活動的組織者。
　　清初學者尤侗認為，出家是一種違背人性之舉，最後難免會出現超脫佛門清規的行為。他說：「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使捨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棄室家之好，而同鰥寡之衰。此事之不近人情者。至於怨曠無聊，竊行非法，轉陷溺於淫殺盜之中，不已晚乎？」明末清初人陸衡也認為，婦女無論是與尼姑往來，還是出家為尼，其結果均為男女溷雜，無所不至，而且「最傷風敗俗」。鑒於此，他主張對婦女出家加以嚴禁。上述看法，當然無不都是儒家傳統學者之論，但也確實反映了婦女出家之後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那麼，婦女出家成為尼姑，其心情究竟如何？她們果真可以拋卻世俗的煩惱，安心沉浸於青燈念佛的生活？當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而人的感情卻又最為複雜。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作有一首《陳女度尼》詩，專門描寫了一個陳姓少女在即將度身為尼時的心情。詩云：「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為尼，別母留妝粉，參師歇畫眉。幻真臨鏡現，生滅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一個青春年少的少女，不再傅粉畫眉，而是削髮為尼，難道真的是今生已經大徹大悟？真如徐渭所言，其實未必。在少女做出這種無奈選擇的行為背後，只能將之歸為「前身受記」，亦即前身的一種佛緣。陳鐸也有一首題為《尼姑》的散曲，其中云：「卸除簪珥拜蓮台，斷卻葷腥吃素齋，遠離塵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兩般兒祛遣不開。相思病難醫治，失心風無藥解，則不如留起頭來。」可見，尼姑儘管已經身持清戒，遠離塵垢，但在情感問題上終究還是要得「相思病」。明無名氏輯《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中有一首《寺裡尼姑》歌曲，其中云：「寺裡尼姑，缺少兒孩沒丈夫。每日吃齋素，又沒個神仙度。嗏，扯碎大衣服，變規模，留起頭髮，走上煙花路，嫁個丈夫不受孤。」(28)尼姑受不了空門的寂寞，其最後的結局只能是留起頭髮，重新嫁人，回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亦即所謂的還俗。
　　在明代的尼姑群體中，固然不乏在庵中清修之人，但很多還是出入於縉紳官宦家中，甚至出現了一些遊方尼姑。萬曆二十四年冬天，有一位尼姑遊方到了浙江嘉興。這位尼姑在湖廣出家，為人慧辯知書，自稱出自湖廣名族，並從某位和尚處受法。她一到嘉興，縉紳人家的婦女無不與她交遊，勢傾一府，並打算聚眾設法。當時嘉善縣人沈元聽說此事，就對朋友說：「嘉禾東南名郡，士大夫甚眾，竟不能出一言去之，任妖尼惑亂若此乎？」於是，就寫詩一首，寄於此尼，示以道理，並在詩後用大字寫道：「當急還家室以正首邱。」此尼得詩之後，只好悄悄引去。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條文中，對尼姑犯奸有懲治條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於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發落。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還是出現了與世間俗人私通的現象。如饒州有一女尼，與士人張生私通，最後還嫁給了張生。有人專門就此事贈一詩，云：「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卻著紅裙。於今嫁與張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門。」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來就是貴族家庭姬妾出家之處，這些大家族出來的削髮之尼，難免塵根不斷，甚至做出與人淫亂的醜事。如北京英國公宅東有一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閒姬妾出家之處，門禁相當嚴慎，一般之人也不敢進入。但並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嚴厲的門禁，有些也並不禁止一般男子進入禮拜。這些男子進入尼寺之後，就不免為裡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養在寺中，直至死亡。這決不是虛言，完全可以拿發生在永樂與天順年間的兩件事情加以證實。永樂年間，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時，在寺裡發現了纏棕帽，帽上還有水晶纓珠。工匠就將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發現而告到衙門。官員在審問此案時，問工匠珠子的來處，工匠就如實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為偷入尼寺，而為縱慾尼姑所留，最後死於色慾。為了隱瞞事實，屍體無法運到外面，就只好將其肢解，埋在牆下。
　　明代尼姑的世俗化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其一，尼姑不再拘囿於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戀塵世的繁華，不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婦女，而且與民間婦女多所交往。如當時南京一些尼之富者，不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而且淫穢之聲，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趙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作會，富愚赴會施供。明人歸有光也有下面的揭示：「尼媼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游。」其二，尼姑在與世俗交往過程中，不再堅守佛門清規戒律，而是熏染了很多淫污習氣。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視別省為尤盛，淫污之俗，視別省為尤劇。尼僧外假清修，內實淫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誘招女婦入庵禮佛，恣肆姦淫者，有群諸惡少，竊伏庵院，誘婦女禮佛，潛通姦宿者。」可見，這些尼姑不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誘婦女進入庵院，潛通姦宿。
　　明人李開先所著《新編林沖寶劍記》一劇，對尼姑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顯然可以與史料相互印證。劇中所塑造的尼姑，確實正如他自己所說：「臉是尼姑臉，心還女子心。空門誰得識，就裡有知音。」作為一個出家人，原本已是五根清淨，但這些尼姑卻對民間流傳甚廣的山歌，諸如《鎖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類相當熟悉，而且經常掛在口頭哼哼。隨後，劇作為了對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寫了一首《清江引》，讓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兒裡念佛，心兒裡想：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著他墮業根，與我消災障。西方路兒上都是謊！」尼姑不但與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慣於說些風月話，諸如借佛之言云：「法輪常轉圖生育，佛會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尼姑與世俗的交往相當密切，時常拜認一些乾爹、乾娘、干兄、乾弟，甚至結識一些「好風月的游僧」。
　　針對女尼交通大家婦女的行為，自明初以來，朝廷乃至地方官員，無不採取一些措施，以抑制這種佛教門風的衰敗。洪武年間，明太祖曾經派人暗訪在京將官家庭姦情之事。當時女僧引誘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獲知確切消息之後，明太祖下令將兩家的婦女與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處死。萬曆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撫江南，正好蘇州發生了假尼行淫之事，於是就下令，「羅致諸尼，不笞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斤按照豬肉價格賣給鰥夫。霍韜任南京禮部尚書之時，也對尼姑此風進行了清理，允許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後則將尼姑配作軍人為妻。其中50歲以上的尼姑，則別有處分。至於婦女，則嚴禁她們進入寺廟拜佛。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說法，或者用佛家的話頭，晚明是一個末法世界。生活在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與大族婦女交通，當然是一種大眾化的習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說《西湖二集》中，對尼姑曾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不妨引述在下面，作為全文的結束語。按照他的說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難道尼庵都是不好的麼？當然，尼姑中盡有修行學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論。隨後，周氏話鋒一轉，對尼姑敗壞婦女風氣的危害性直言相告。他認為，尼姑中畢竟不好的多於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誰肯說自己不好？她們往往是假至誠假老實，通過甜言蜜語，哄騙婦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內房深處，毫無迴避，不唯「竅」己之「竅」，「妙」己之「妙」，還要「竅」人之「竅」，「妙」人之「妙」。那些婦人女子心粗，誤信了她至誠老實，終日到尼庵燒香念佛，往往著了道兒。還有的男貪女色，女愛男情，幽期密約，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漢癡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婦女好入尼庵，定有姦淫之事」。
　　周清原的這種擔心並不孤立，而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為此，時人才將尼姑歸入「三姑六婆」中，成為文學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這或許是因為那些文人士大夫為了挽回世風，而不得不將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誇大，但確實部分道出了當時佛教界的實情。這有史料可以證實。如弘治年間，延綏巡撫黃紱奉明孝宗之詔，毀掉庵寺，並將尼姑解送巡撫衙門，「給配鰥士」。此令下達之後，人人大悅，尼姑無不願配，甚至出現了「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的景象。(41)尼姑中確實存在著留戀世俗的情結。
　　儘管在明代的尼姑群體中不乏具有戀世情節者，有些甚至僧尼相通，但從總體來說，佛門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規，過著安靜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禎年間，兵科給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此疏被人誤讀，一時哄然訛傳，認為朝廷不日將推行「僧尼匹配」政策，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偶僧為懼」。
　　就尼姑以偶僧為懼的心態而言，尼姑的戀世情結顯然僅僅存在於部分的尼姑群體之中，尚未構成尼姑的普遍現象。換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為儘管已經較為風行，但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既然已經出家，就不再留戀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論與和尚結為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