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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23年，劉備命喪白帝城，太子劉禪繼蜀漢皇帝位，史稱後主。應該說，劉禪接手的是一個十足的爛攤子。外部，宿敵魏國一直虎視眈眈；盟友東吳成了勢不兩立的仇人。內部，精兵良將已所剩無幾，雪上加霜的是，朱褒、雍闓、高定、孟獲等數郡又先後叛亂，政權隨時可能傾覆。真可謂內憂外患，岌岌可危，這麼糟糕的局面，即便是劉備收拾起來都不容易，何況才年僅十七歲的幼主劉禪呢？然而劉禪繼位不過短短五年時間，務農殖谷，閉關息民，農業生產恢復了元氣。南征四郡，四郡皆平，國內局勢實現了平定。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吳蜀聯盟重修舊好。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友邦良將紛至沓來入朝相助，外交成果令人矚目。不但使危機四伏的蜀漢政權徹底走出低谷，反而使國家呈現一種中興的氣象。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說明劉禪的能量的話，那麼下面這幾件事，應該多少可以見些端倪了。他先後立張飛的兩個女兒為自己的皇后，又將自己的女兒許給了關羽之孫、關興之子、年輕有為的蜀漢將領關統為妻，這樣就將劉備政權最核心的勢力變成了自己最可依靠的班底，活脫脫又一個新版的桃園三結義。
　　《魏略》中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大將軍曹爽死後，因懼於司馬懿父子的迫害，夏侯霸偷偷攜帶家小和親信前來投奔宿敵蜀國，劉禪親自出城迎接。夏侯霸非常感動，不禁感嘆真有乃父之風。原來，這其中還有一個心結呢！夏侯霸的父親夏侯淵在兩國征戰中被劉備部將黃忠所殺，劉禪深知這件事情在夏侯霸心中的陰影，特意一臉真誠地對夏侯霸說：「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一語將這筆血債輕描淡寫地撇清之後，話鋒一轉，指著自己的兒子對夏侯霸說：「此夏侯氏之甥也。」就是說，你的父親並非死於我父輩之手，況且，我的兒子還是你外甥呢，咱們是真正的親戚啊！原來，劉禪之妻乃張飛之女，而張飛之妻又為夏侯淵的堂妹，這不是一家人嗎？一句話，大大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夏侯霸從此死心塌地地跟定了劉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劉禪的這一手懷柔之術，游刃有餘，揮灑自如，恐怕劉備在世，也不過如此吧！對於劉禪，最有資格評價的人便是諸葛亮。現在我們能夠見到的史料有兩條，一是《三國誌》記載，諸葛亮曾對射援稱讚劉禪，射援又將諸葛亮的話告訴了劉備，劉備聽了非常高興，說：「丞相嘆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意思是連丞相諸葛亮都稱讚你劉禪聰明過人，雄韜大略，遠遠超過人們的期望，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二是諸葛亮在《與杜微書》中評價劉禪：「朝廷年方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一個敏字，明確地肯定了劉禪的天資聰穎、敏銳通達。以諸葛亮的人品，是斷不會阿諛諂媚的，以陳壽的治史之嚴謹求實，也是斷不會無端溢美的。
　　自古以來，少主重臣，就是一對冤家，能夠和睦相處的極少，更多的還是以悲劇告終。諸葛亮為了打破這個定律，實現雙贏，他選擇了北伐。離開權力中心，給劉禪空間。史載，諸葛亮生前輔佐劉禪十餘年，只在朝中呆了三年多一點，還基本上都是在劉禪繼位初年的那一段，而等到劉禪年齡大些後，諸葛亮幾乎就沒有回過成都，一直呆在漢中。諸葛亮的心思，劉禪顯然是讀懂了，看他的一片孝心是多麼真誠又多麼令人感動：「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劉禪在後方全力支持諸葛亮的北伐，不管朝中大臣們意見如何，要啥給啥，哪怕是死了很多人，靡費了很多錢糧，也從不表露出半點不滿。諸葛亮一死，劉禪馬上就停止了北伐。
　　劉禪成為真正的大東家後，立即推行自己思之已久的治國方略。他十分果斷，又十分沉穩，從此不再設置丞相一職，而是由二人分擔其責，且還不是簡單的一分為二，而是以蔣琬為大司馬，主管行政，兼管軍事；費褘為大將軍，主管軍事，兼管行政。使兩人的權力相互交叉，相互牽制，但又各有側重。這種巧妙的人事安排，全新的政治格局，意味著劉禪絕不會允許再次出現事無鉅細皆決於丞相的尷尬局面，也確實有效避免了君權不振的情況發生，使任何一方成為權臣的可能性都幾乎降為了零。蔣琬死後，劉禪更進一步強化了君權，自攝國事，總統一切軍政大事，一直到蜀國滅亡，將近20年之久。在這段時間內，蜀漢內部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百姓休養生息，政局穩定，運轉良好，沒有出現一個大奸巨佞。後期雖然寵信宦官，但仍牢牢地掌握著大權，內外政策精明平和，有黃老之風，受到朝臣的支持和百姓的歡迎。倘若姜維等主戰派能夠充分理解劉禪的治國深意，對外防禦，據險固守；對內取和，積蓄國力，蜀國的命運可能不是這樣，甚至會改寫歷史。
　　諸葛亮死後，劉禪表現得十分悲痛，可是當時卻有一個名叫李邈的官員，向劉禪上了這樣一道奏疏，他以曾不利於漢室的權臣呂祿、霍光作比喻，說諸葛亮雖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權勢太強，以至於劉禪都畏懼他，導致國內奸邪萌生。而李邈自己也常常不得不在諸葛亮的威勢下，膽戰心驚，現在諸葛亮死了，真是太是時候了，宗族得全，大小為慶，否則，將來後果不定如何呢！暗指諸葛亮很有可能有不軌之心，勸諫劉禪不必太隆重地為諸葛亮發喪。要命的是，持這種看法的，卻並非李邈一人，還有一部分大臣，比如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他們對諸葛亮專權也頗多微詞，甚至懷疑其有不臣之心。只不過諸葛亮在世時，迫於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
　　有道是「春江水暖鴨先知」，連別人都看出來了，後主劉禪本人能沒有感覺？那是不合常理的。但他沒有在自己羽毛豐滿之後來個秋後算賬，更沒有按照李邈的意見將諸葛亮打入冷宮，仍舊給予了曾經的權臣也是功臣最高的榮譽，自始至終也沒有丟掉諸葛亮這面旗子。以往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繼續堅持，諸葛亮生前推薦的人除了楊儀之外，全部重用，彷彿和原來全然一樣。因為劉禪深知，儘管當時蜀漢朝廷內部存在著一股對諸葛亮專權的不滿情緒，但是諸葛亮是賢相，為了蜀國的繁榮、強盛和安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大功於國家，有大恩於黎民。倘若按照李邈等人的意見，政局和民心非常可能陷入四分五裂的內亂之中。因此，他不但沒有認可李邈的意見，也為了防止和杜絕其他人傚尤，立即板起面孔，勃然大怒，將李邈斬首示眾。他哪怕有再多的成見和不滿，也不表現出來，以免干擾和破壞整個大局。劉禪維護諸葛亮維護了一輩子，從而保證了政權內部的長期穩定。能夠如此得體地處理權臣問題的青年帝王，可謂亙古未有。難怪南朝史學家裴松之評價：「後主之賢，於是乎不可及。」
　　劉禪胸懷和肚量之大，令人嘆服。然而，他卻不是不要原則，相反，在涉及重大問題時，他是堅定不移、毫不妥協的。針對一些大臣和民間要為諸葛亮立廟的請求，劉禪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劉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宋代以前，禮制規定，只有皇室才有資格和權力擁有祭祀祖先的太廟或宗廟。諸葛亮雖然被劉禪以「相父」稱之，但是實際上仍舊是臣子，並非皇室中人。《三國誌·諸葛亮傳》中提到「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明確點明了劉禪曾就此專門開了一個御前會議，讓大臣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討論的結果是給諸葛亮立廟是僭越之舉，是不妥當的，也是有傷諸葛亮一生的德行和操守的。但劉禪在這件事上也很有分寸，後來聽從了習隆等人的建議，為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採用了折中的法子，將諸葛亮的廟立在湖北沔陽。然而，這已是快30年後，蜀漢將要亡國那年了。不管何時，對臣子來說，能夠被君主同意立廟，已經是格外優容了。除這些外，對拂逆他意願的臣下，劉禪也能容得下。對董允不同意他增加後宮妃嬪數量的要求，劉禪此後不僅再也沒有提起過，而且還對董允委以重任，充分信賴。
　　很有德行諸葛亮積勞成疾病倒時，劉禪心急如焚，立刻派尚書僕射(掌管朝廷文書的官職)、平陽亭侯李福前去探望諸葛亮，並讓他向諸葛亮詢問此後的國家大計，同時日夜為諸葛亮祈福。當聽到諸葛亮的死訊時，劉禪連日傷感難忍，不能上朝，竟哭倒於龍床之上。當靈柩運回時，劉禪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並下令全國素服發哀三日。還升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官至長水校尉，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繼承爵位。他不僅對諸葛亮有情有義，對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比如魏延叛亂被殺，劉禪對於魏延沒有一概否定，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劉禪心裡清楚得很，魏延作為其父親最信任的將領之一，信任程度猶勝於馬超，怎麼會忽然叛亂？不過是剛愎自用，人際關係不好惹的禍。劉禪短短幾句話，「仁敏」二字體現得極其充分。後主兄弟，見於記載的有兩人。一是庶弟魯王劉永，因劉永看不慣黃皓的作派，致使黃皓也與劉永為敵，經常在後主跟前說劉永壞話。劉禪便漸漸疏遠了這個弟弟，甚至十幾年沒有見他。但儘管如此，劉永卻一沒有殺頭，二不曾流放，三王位照舊。另一個庶弟劉理，被封為梁王。蜀漢在劉禪當政的時間裡，從沒有發生過皇族傾軋、大臣滅族的事件，應當說是比較和諧的。
　　反觀其他兩國，殺戮臣下或被權臣謀弒如同兒戲。魏國，曹植被手足同胞逼迫作七步詩，感嘆「相煎何太急」。後來的曹芳、曹髦、曹奐等幼帝則朝不保夕。東吳的孫皓更是將朝堂變成了屠宰場，無論是誰，只要看不順眼，立馬刀斧伺候。後主的仁厚有目共睹，成都人民非常懷念劉禪。於南北朝時期為他建立了專祠，與諸葛亮的武侯祠一東一西，位於昭烈廟前面的兩側。
　　至於樂不思蜀這個故事，經過歷史的沉澱，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清了事實的真相。這樣的舉動只有特別愚鈍和白癡之人才能做出來，除此之外，那就只能是韜晦之計了，裝傻，而且，裝得特別像，裝得特別真，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裡，不能露出半點馬腳和破綻，這個功夫，豈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也許有人認為臣子郤正才稱得上明白，其實，恰恰是他糊塗，沒有看透事情本質。試想，人為刀俎，你為魚肉，倘若暴露出一丁點的實力和野心，那就不僅僅是劉禪個人的事情，而是跟隨他的五十多個大臣及其家屬，甚至還有蜀地與他哪怕有一點關聯的人都會馬上送命，這於事有何補啊？
　　再想一想，亡國之君哪有幾個有好下場的？遠的如王莽毒死漢平帝，董卓毒死漢少帝。南唐的李煜，就是因為一句「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從而引來一杯索命毒酒。周壽昌的《三國誌集解》評價劉禪說：「恐傳聞失實，不則養晦以自全耳。」說到司馬昭問他想不想蜀地，本來就是試探他有沒有野心，這和曹操當年「青梅煮酒」十分相似。只不過劉禪表現得更為巧妙，用一句「此間樂 ​​，不思蜀」輕輕遮過。倘若當時劉禪真的回答「先人墳墓，遠在蜀地，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啊」，等待他的不是毒酒就是白綾。至於他的投降則盡可見仁見智了。說他昏庸、怯懦、不孝等，都是說得通的，因為事實就擺在那裡。而說他順勢而為，以一身之榮辱，一家之成敗，換得全國之完璧，也不是毫無根據。這從史學家王隱在《蜀記》中講，劉禪之所以寧背罵名而不作辯解，乃「全國為上之策」的評語中得到佐證，更可以從日後蜀國百姓的懷念中得到佐證。
　　偏居巴蜀一隅的險地，而能執政四十一年，成為整個三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倘若沒有過人之處，是絕對不可想像的。有人把劉禪的執政完全歸因於諸葛亮的輔佐，是不夠客觀的，也不是事實。因為諸葛亮於公元234年死後，劉禪又做了29年的皇帝，沒有相當的智慧和能力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縱觀劉禪的一生，不難發現，他的韜晦之功絕非其父劉備所能及，堪稱是一個大智若愚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