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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葛瑾(174~241)字子瑜，漢族，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期吳國大臣，諸葛亮之兄，諸葛恪之父。經魯肅推薦，為東吳效力。胸懷寬廣，溫厚誠信，得到孫權的深深信賴，努力緩和蜀漢與東吳的關係。建安二十五年(220)呂蒙病逝，諸葛瑾代呂蒙領南郡太守，駐守公安。孫權稱帝后，諸葛瑾官至大將軍，領豫州牧。
　　早期的袁氏家族雖盛極一時，但最終灰飛湮滅，隨之而來的是以中原曹氏、江東孫氏為代表的寒族勢力的崛起，並且得以三分天下。同時，隨著政權的更替，一些新興的家族也隨之發展壯大，成為三國中的一些主要勢力。而這其中最為著名的大概要算是琅琊諸葛氏了。三國時人韋昭就在其《吳書》一書中指出：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
　　諸葛瑾雖說也算得上是名門望族出身，但到了諸葛瑾父親諸葛珪這一代已經是明顯沒落了。儘管如此，諸葛瑾還是演習了後漢時期很多年輕學子的傳統，「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約中平六年(189)，母親章氏去世，諸葛瑾「居喪至孝」，並且「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以上兩處均見《三國誌‧諸葛瑾傳》注引《吳書》)。但不久諸葛瑾的父親諸葛珪也病故，一家人頓時失去了依靠。不得已，諸葛瑾一家只好投奔叔父諸葛玄。興平二年(195)，諸葛玄被任命為豫章太守，諸葛亮及弟弟一起隨同叔父前往，而諸葛瑾卻沒有隨行。現代的一些專家、學者大概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這時的諸葛瑾同繼母一起去了江東避難。這種觀點目前在史學界比較普遍。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時的諸葛瑾同繼母一起留在家鄉琅邪，直到建安五年(200)才避禍江東並得到孫權賞識，成為孫吳集團的一員。余明俠的《諸葛亮評傳》、袁仲仁《諸葛亮文選譯》、黎東方《細說三國》等。從《三國誌‧諸葛瑾傳》中就可以找到一個答案：(孫)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從這一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發現，諸葛瑾離開琅琊之時，當地的形勢是「本州傾覆，生類殄盡」。琅琊隸屬徐州，這種情況在曹操兩次東征陶謙時最為明顯。《三國誌‧陶謙傳》中提到：「興平元年，(曹操)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後漢書‧陶謙傳》中更是指出：「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當時整個徐州是曹、陶爭奪的戰場，而且戰事已經波及到諸葛一家的故鄉---琅琊；而到了建安五年，初了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敗劉備之外，並無什麼大仗發生，而且也沒有出現諸葛瑾所描述的「本州傾覆，生類殄盡」的慘狀(關於這兩個時期徐州的情況，拙作《煮酒品三國》一書中有相關介紹，有興趣請參閱)。因此，可以肯定地說：第一種說法是正確的，而第二種說法的錯誤是非常明顯的。諸葛瑾到達江東的生活，史料中沒有記載，但從諸葛瑾自己所說的「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等情況看，似乎是比較清苦的。王永平在其《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一書中說：孫權「聞之愴然」，表示「特為君赦之」。由此可見瑾早年渡江後的艱苦境況。可見直到孫權執政之前，諸葛瑾沒有得到江東地方官員的任用，以致他在生活上十分困難。王永平在此段論述中還特別進行了一個補充，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關於諸葛瑾的實際生活狀況沒有具體記載，但參考其友人淮陰步騭、廣陵衛旌初至江東，依附會稽豪傑焦征羌，「求食其地」，屢遭羞辱的情況，不難想像諸葛瑾的生活狀況(《三國誌》卷五二《吳書‧步騭傳》)。至於這種觀點，筆者認為略顯牽強。理由見《三國誌‧張昭傳子承附傳》：(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張昭是孫策的首席謀臣，諸葛瑾與其子關係不錯，即使是生活困難，理所當然會得到資助。而且，儘管步騭和衛旌屢遭羞辱，也未必同諸葛瑾有關，這兩者之中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不過，不管諸葛瑾的生活狀況如何，沒有得到孫策的任用，生活沒有著落，對於還要帶上一個繼母的諸葛瑾來說，肯定是不如意的。更何況當時的諸葛瑾已經是「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見《三國誌‧步騭傳》注引《吳書》)，兩個字概括諸葛瑾此時的心情：鬱悶！這種狀況直到孫策死後才得以改觀。建安五年(200)，由於孫權姊婿弘咨的推薦，諸葛瑾才正式成為孫權帳下的一員，從而邁上仕途。
　　從他所歷任的職位上看，似乎有點文武全才的味道，比弟弟諸葛亮還要強。文職方面，諸葛瑾擔任過長史、地方太守，武職則有中司馬、綏南將軍、左將軍、大將軍等等。從官職來分析，似乎諸葛瑾還是個大將之才。我們先來看看諸葛瑾都參與過的一些戰役《三國誌‧諸葛瑾傳》：「(219)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三國誌‧夏侯尚傳》：「黃初三年(222)，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三國誌‧明帝紀》：「(227)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
　　《三國誌‧吳主傳》：「(234)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晉書‧帝紀第一》：「二年(241)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帝請自討之。。。。 。。。六月，(司馬懿)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通過這幾段史料可以發現：諸葛瑾的後半生似乎在軍事方面涉足較多。不過，通過對史料的分析得知，雖然諸葛瑾打過的仗的確是不少，但是在軍事方面的能力其實是不怎麼樣的，雖然說不上是個常敗將軍，但屬於軍事能力低下。正如《三國誌‧諸葛瑾傳》注引《吳錄》中所說的那樣：「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軍事非其強項。既然諸葛瑾在軍事上沒有什麼建樹，那麼在文職方面的才能如何呢？史料上沒有這方面的蛛絲馬跡，倒是在一段時間內，諸葛瑾似乎充當了一個孫吳的蜀漢事物專員，處理過孫吳集團與劉備集團的相互關係。《三國誌‧吳主傳》：「(214)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這一個時期正是孫、劉圍繞荊州展開爭奪的複雜時期，諸葛瑾最多不過是個信使，傳遞兩方的消息，作用自然也有限。筆者淺見：這僅僅是由於他有個諸葛亮的弟弟，要不然也許還輪不到他出馬呢。從以上的兩方面的資料看，諸葛瑾的個人能力一般。田餘慶先生曾經在《秦漢魏晉史探微》一書中指出：孫權為了完成政權的江東化，改變淮泗人入侵者的形象，經過了三個年代交錯的三個階段：一，群吏爪牙兼用江東人，在建安末年以前；二，顧、陸先後成為當軸主政人物，在建安末年至黃武年間；三，全面的江東化，在黃武年間及以後。在這一場長達幾十年的江東化過程中，像張昭這樣的「淮泗入侵者」逐步被淘汰，而諸葛瑾的命運卻同張昭迥然不同，一直平步青雲。
　　諸葛瑾精通為官之道，方方面面應付自如，算得上是個孫吳政壇的不倒翁。《三國誌‧諸葛瑾傳》記載，(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我們可以對比孫吳的另外一位重臣張昭對待孫權的態度就可以發現其中的差異(參見拙作「論張昭」)，可以說諸葛瑾深諳君臣之道，同時掌握了孫權的性格特點，所以「權意往往而釋」，難怪他深得孫權賞識，成為股肱之臣(儘管孫權對諸葛瑾的信任也是通過不斷的試探中逐步提升的，關於這個問題，下文再詳述)。從中也可以證明一點：對於如何應付孫權，諸葛瑾做的是游刃有餘再來。《三國誌‧諸葛瑾傳》中所記載的關於朱治及殷模事件的處理，諸葛瑾都表現的十分老練，尤其是在殷模事件中，他回答孫權的話就充分體現出圓滑的一面。諸葛瑾不僅與君主孫權的關係良好，同時其他的皇室成員也是關係密切。《三國誌‧孫皎傳》中就提到：「(孫皎)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這些關係，都能為諸葛瑾地位的穩固打下良好的基礎。其次，諸葛瑾同孫吳草創時期的主要勢力---淮泗人士的關係十分密切。《三國誌‧魯肅傳》中提到魯肅曾經對諸葛亮說過：「我，子瑜友也」，說明魯肅與諸葛瑾的關係良好。《三國誌‧張昭傳子承附傳》：「(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同傳還提到，張昭後來和諸葛瑾還成為了兒女親家。
　　魯肅和張昭都是孫吳早期的重臣，而且二人的關係本有隔閡，而諸葛瑾同他們都能和睦相處，足以說明其高超的平衡關係的能力。如果說原本就為外人的諸葛瑾僅僅和淮泗人士關係良好的話，那麼就未免小瞧了諸葛瑾。他與江東世族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三國誌‧諸葛瑾傳》、《三國誌‧吳主傳》及《三國誌‧陸遜傳》中都記載：在很多政治事物、政治觀點上，諸葛瑾和陸遜等江東大族是一致的，為此，諸葛瑾還遭到孫權的警告。這就說明諸葛瑾同江東大族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因此才能保持一致。政治立場和觀點相同，自然會帶動個人關係的融洽。諸葛瑾不但同孫氏家族關係良好，善於理解君主的意圖，而且又同淮泗人士、江東大族十分密切，能夠把握各種勢力的想法，因此，諸葛瑾成為了溝通君主、淮泗人士、江東大族三者關係的一種紐帶，自然會獲得孫吳各種政治勢力的交口稱讚，這是諸葛瑾能成為孫吳政壇不倒翁的最重要的原因。另外，諸葛瑾還有一個叫諸葛亮的弟弟，這也為自己地位的鞏固提供了一個條件。蜀、吳交惡的時間不長，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同盟關係。考慮到諸葛亮這一層關係，孫權把諸葛瑾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也是理所當然的。
　　諸葛瑾由於有諸葛亮的這層關係而獲益。不過，這層關係，也為諸葛瑾帶來了麻煩。但是由於諸葛瑾的小心謹慎，早就避於無形了。《三國誌‧諸葛瑾傳》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建安二十年(215)，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這段故事，後來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劉備不信任諸葛亮的鐵證之一。王夫之曾經在《讀通鑒論》中說：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對於這個評論，筆者不敢苟同。很多學者都把責任推到劉備身上，但是卻忽略了這事情的另外一個主角---諸葛瑾。諸葛瑾的性格，同諸葛亮有一個共同之處：小心謹慎。這從上面談過的諸葛瑾的生平已經可以得到一個佐證。而諸葛瑾的這種性格，到了諸葛瑾的晚年還是揮之不去、一直存在的。《三國誌‧諸葛瑾傳》中就說「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這種「憂戚」，正是其謹慎性格的一種體現。在這種謹慎性格的影響下，諸葛瑾自然也會採取一些常人所無法理解的行為。回頭說說「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的這件事。當時劉備已經得到益州，正處於冉冉上升的時候，這個時候劉備懷疑諸葛亮，時機不對，要懷疑也應該是在赤壁之戰諸葛亮出使東吳的時候，這才更加合乎情理；筆者認為：這次諸葛瑾的出使，沒有對諸葛亮產生任何影響，反而對諸葛瑾帶來了不便。因為幾年之後，諸葛瑾就因為曾經出使過蜀漢，而且有個在蜀漢做丞相的弟弟，孫、劉交惡而受到孫吳部分人的懷疑。並且把小報告打到了孫權那裡。為了這件事情，陸遜還親自上表為諸葛瑾擔保，孫權也不得不站出來公開闢謠：「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見《三國誌‧諸葛瑾傳》)。看來這件事情在當時鬧的還挺大的。從這裡足見王夫之的評論是錯的，把方向給弄顛倒了。說完對王夫之評論的看法，再說說諸葛瑾的這封信。筆者估計也正是因為此次出使的影響，諸葛瑾才寫信給劉備勸和。這封信與其說是勸和，還不如說諸葛瑾向懷疑者們的一種公開表白。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先將《三國誌‧諸葛瑾傳》中該信的原文列明如下：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後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裴松之在作注的時候，就說這封信於理不合：臣松之云：以為劉後以庸蜀為關河，荊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回駐哉！載之於篇，實為辭章之費。對於裴松之之前的分析，筆者深感贊同，這封信的勸和內容從一個孫吳官員的筆下而出，實在是毫無道理(講的是歪理)，「實為辭章之費」，但對於諸葛瑾這個小心謹慎的人來說，卻是很正常的，裴氏同樣沒有從諸葛瑾的身上尋找原因。基於同樣的原因，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對裴松之的反駁也是毫無意義的：及昭烈之時，以達意討賊，則人心尤易於聳動，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虧，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謂孫權亦漢賊也，則誠如裴氏所論。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同好棄惡，告諸天地，騰書遠近，為文祭於羽，暗示士眾，旋師北向，身出秦川。若克關中，漢業可復，權亦稱藩矣。和裴松之一樣，何焯僅僅是對文章的內容進行了一番辯解，卻沒有抓住這封信的本質。筆者認為：諸葛瑾通過這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堵住了懷疑者的嘴，同時也獲得了孫權的絕對信任。通過這個事件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出諸葛瑾的老謀深算。諸葛瑾能在孫吳政壇屹立不倒，一直身居高位，這與其性格上的小心謹慎、官場上的左右逢源、處事深謀遠慮，都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此，諸葛瑾才能成為孫吳政壇的不倒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