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du

　　宋英宗趙曙(1032~1067)，北宋第五代皇帝，1063年至1067年在位，原名宗實，後改名趙曙，太宗曾孫，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無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宮撫養，賜名為宗實。1050年為岳州團練使，後為秦州防禦使。1055年立以為嗣。英宗在位期間，任用舊臣韓琦等人，不想改革，但與遼國和西夏沒有發生戰爭。1067年，病逝於宮中福寧殿。在位四年葬於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楊延昭等。
　　英宗不是仁宗的親生兒子，本與皇位無緣。作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繼承大統的皇帝，應該說，他很幸運。但不幸的是，他體弱多病，繼位之初即大病一場，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簾，後雖親政，不久便病故，在位僅5年，這在兩宋諸帝中也是鮮見的。英宗同他名義上的父親仁宗一樣，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執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與曹太后矛盾重重。親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場震驚朝野的追贈生父名分的鬧劇。等到這場爭議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終點，於是，振作國勢的改革大業只好留給他的兒子宋神宗去完成。廟號英宗，謚號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英宗親政僅半個月，宰相韓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議請求有關部門討論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當時仁宗逝世已有14個月，英宗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再議，也就是待到滿24個月再說，這顯然是英宗為了減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態。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於是，英宗出詔將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制以上官員討論。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18個月的論戰，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議」。結果，以王珪為首的兩制認為，濮王於仁宗為兄，英宗應稱其為皇伯，而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則認為，英宗應稱其為皇考，他們還請求英宗將兩種方案，都提交百官討論。英宗和宰執們原以為，大臣中一定會有人迎合他們的意圖，誰知情況恰恰相反，百官對此反應極其強烈，大多贊同兩制官員的提案。一時間，議論紛紛。就在這時，太后聞訊，親自起草了詔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為不當稱濮王為皇考。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於己不利，不得不決定暫緩討論此事，等太后回心轉意再說。
　　這樣，經過長時間的爭論，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的勝利，曹太后的態度是關鍵，只有爭取太后改變態度，釜底抽薪，才能給兩制和百官以致命一擊。治平三年，中書大臣共同議事於垂拱殿，當時韓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將其召來商議，當時即議定濮王稱皇考，由歐陽修親筆寫了兩份詔書，交給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時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將一份封好的文書送至中書，韓琦、歐陽修等人打開文書，相視而笑。這份文書正是歐陽修起草的詔書，不過是多了太后的簽押。曹太后一直與養子英宗不和，這一次竟不顧朝廷禮儀和群臣的反對，尊英宗的生父為皇考，確實令人費解。於是，便有了諸多傳言。有人說，這一關鍵性的詔書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後誤簽，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詔書內容，但後悔已經晚了。另一傳說則稱，太后手詔的出台，是大臣韓琦、歐陽修等人交結太后身邊的宦官，最終說服了太后。但無論如何，白紙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賴的。
　　不管曹太后的詔書是否出於情願，卻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詔停止討論。同時又將宰執們召來，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緒，以穩定時局。韓琦對英宗只說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歐陽修更是非常明確地對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觀點，御史既然認為其與臣等難以並立，陛下若認為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為臣等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再三，最後還是同意了歐陽修等人的意見，將呂誨等三名御史貶出京師。英宗明白這三個人無過受罰，心中也很過意不去，特地對左右人道：「不宜責之太重。」同時宣佈，濮安懿王稱親，以塋為園，即園立廟。英宗的這項決定，遭到了朝臣的堅決抵制，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台諫官員全部自請同貶，甚至英宗在濮邸時的幕僚王獵、蔡抗均反對稱親之舉，這是英宗萬萬沒想到的。在嚴厲處分呂誨等人的同時，英宗又不得不拉攏反對派主要人物王珪，許以執政職位，可以說是軟硬兼施。為了生父死後的名分，英宗絞盡腦汁，用了各種手段，耗費了18個月的光陰，才最終達到目標，英宗篤孝的品行就以這種奇特的方式體現出來。其實，「濮議」並非單純的禮法之爭。司馬光等臣僚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無能為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英宗，因為畢竟英宗是皇權的現實代表。
　　英宗雖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剛即位時，還是表現出了一個有為之君的風範。仁宗暴亡，醫官應當負有責任，主要的兩名醫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宮，送邊遠州縣編管。其他一些醫官，唯恐也遭貶謫，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說：「先皇起初吃這兩人開的藥還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醫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聽說這兩個人都是由兩府推薦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這樣，我就不管了，都交給兩府去裁決吧。」眾醫官一聽，都嚇得魂飛魄散，暗暗驚歎新皇帝的精明與果斷。顯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厲風行的風格，與濫施仁政的仁宗有著很大的不同。不僅如此，英宗也是一個很勤勉的皇帝。當時，輔臣奏事，英宗每每詳細詢問事情始末，方才裁決，處理政務非常認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繼續任用仁宗時的改革派重臣韓琦、歐陽修、富弼等人，面對積弱積貧的國勢，力圖進行一些改革。一次，英宗問歐陽修，近日屢有天災，言事者多稱是因為朝廷不能進賢任能，不知這是為何。歐陽修回答，近年進賢之路的確太窄，他自己也常常與韓琦討論此事。可見歐陽修是有備而來，乘機進行勸諫。英宗很是驚訝，忙問道，此話怎講？中書經常推薦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嗎？顯然英宗對自己的用人政策還是比較滿意的。歐陽修卻指出了問題的另一方面。他認為，自陛下親政以來，自己和韓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選內外官員，而陛下也用人不疑，這是過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選之人多為擅長於錢糧刑名的強幹之才，並非文學之士。歐陽修的這番話，先對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贊，轉而指出了以前所選人才過於單一的問題。英宗聽罷深有所悟，決定廣泛招攬人才。韓琦、歐陽修等人舉薦了20人以應館閣之職，英宗令均予召試。韓琦等人開始還認為選的人太多，英宗道：「我既然要你們舉薦，為的就是從中選賢，豈能嫌多？」從中可見英宗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的迫切心情。他對以前舊的選任體制進行大膽的改革，甚至走得比當時勸說英宗力圖改作的歐陽修等人還要遠，還要快。
　　不僅如此，英宗還非常重視書籍的編寫和整理。治平元年，司馬光寫成了一部《歷年圖》進呈給英宗，英宗對此大加讚賞。治平三年，司馬光依據《史記》，參以他書寫成《通志》八卷，大約即是後來的《資治通鑒》的前八卷。英宗對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勵司馬光繼續編寫下去，等書成之後再頒賜新書名。他還同意司馬光自己選聘助手並組織編寫歷代君臣事跡的書局的請求，批示將書局設在崇文院內，特允許其借調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書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國家圖書館，下設秘閣與三館，三館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這些都是皇家藏書之處。秘閣所藏尤為精品，有從三館中挑選出的萬卷珍本書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跡。龍圖閣、天章閣是太宗、真宗的紀念館，所藏除二人的真跡、文集外，還有圖書、典籍等重要文物。不僅如此，英宗還批准提供皇帝專用的筆墨、繒帛，劃撥專款，供給書局人員水果、糕點，並調宦官進行服務。英宗的批示，極大地改善了司馬光編修史書的條件，使編寫《資治通鑒》的宏偉事業自一開始就有了堅實的後盾。司馬光為了報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後漫長的19年里，將全部精力都耗在《資治通鑒》這部巨著的編纂上。應該說，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的最後編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勞。.
　　英宗雖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卻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歲，空有一番抱負無從施展。英宗本人對於北宋中興抱有極大期望，相對其子神宗，政治手段也更為成熟。無奈壽短，使得北宋過早進入神宗朝，從而失掉了可能的中興計劃，為神宗朝王安石的變法提供了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