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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一書中，最有趣的史料之一，莫過於英王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書信：「我們由於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種兄弟般的情誼永遠建立在我們之間，我們會極為愉快。」阿蘭·佩雷菲特不無譏諷地寫道：「自稱是乾隆的兄弟和朋友。這位惟一的天子難道會有兄弟和朋友嗎？寥寥數語中竟有如此多無法原諒的失禮之處！」他的解釋並沒有錯，因為乾隆皇帝在聽說了這封書信後的反應是憤怒：「朕意深為不愜。」
    禮儀上的誤解，正如佩雷菲特想要表明的，顯然只是表面現象，而非深層原因。然而兩百多年後，讀者或許有興趣問，僅就這封信而言，喬治三世對乾隆稱兄道弟，是否因為他太輕率了？佩雷菲特這本書面對的讀者是西方人，所以他認為沒有必要再解釋什麼；而中國讀者不得不研究一下西方的風俗禮儀，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文藝復興後期，歐洲各國的文學逐漸從拉丁文學中獨立出來，拉丁語越來越局限於天主教會的通用語言。各國君主之間的通信，稱呼一般是「表親，兄弟」。這在倫理上大致說得過去，因為歐洲王室之間彼此通婚，君主之間姑表姨甥的連帶關係之錯綜複雜，不啻一張大蜘蛛網，常叫研究家族史的人暈頭轉向，摸不著頭腦。總之，兩個君主之間的親戚關係是免不了的，不同只在遠近以及家族的貴賤有別。
    而在政治上講，各主權國家的君主彼此獨立，雖然許多小國受幾個強國影響，政治上為其操縱，然而禮儀上卻講究彼此平等。作為一種貴族的頭銜，「國王」這個稱號永遠不變，就是國土已經喪失了也是如此，伏爾泰在《老實人》中就曾經寫過七個丟掉了國土的國王。只有君主逝世時沒有後繼者，或自己同意退位，國王的頭銜才可能丟掉。例如，拿破侖在打敗奧地利後，就曾強迫哈布斯堡家族簽署同意放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位繼承權的協議。這一協議在拿破侖敗亡後仍然有效，所以後者不得不建立一個奧匈帝國來過過皇帝的癮。
    那時國王給臣子寫信，通常的稱呼是「親愛的某某爵爺」；「親愛的朋友」已進了一層，最尊貴的稱呼，就是「親愛的表親」了。喬治三世為了突出馬戛爾尼的地位，用的就是這種稱呼，因此完全可以按中國的習慣譯為「王舅」。國王不會隨便稱一位臣子為「表親」，這意味著對臣子地位的拔高，彷彿臣子具有與自己同等的地位。這一稱呼當然不是在向中國皇帝炫耀馬戛爾尼的權勢，而是暗示馬戛爾尼是國王的親信，乾隆皇帝因而可以放心與之打交道。
    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名義上由帝國七位選帝侯選出，但實際上通常由哈布斯堡家族的男子繼任。但歐洲各國國王與之通信時，除德意志各諸侯國外，稱呼並沒有自降一級為臣，仍是「表親，兄弟」。因此英王喬治三世並沒有輕率，而是按他所知的歐洲風俗盡了十足的禮儀，熱切地表示了一位歐洲君主對中國皇帝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