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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武帝司馬炎稱帝后便著手準備滅掉吳國。晉泰始五年(269)，晉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他操練士兵，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同時經常與晉武帝商量盤算滅吳的大計，羊祜為晉滅吳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晉咸寧四年(278)羊祜病逝，司馬炎任命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繼續羊祜未竟的大業。279年，杜預和王濬上表晉武帝請求發兵征討吳國，朝廷中張華等主戰派也努力排除賈充、荀勖等人異議，奉勸晉武帝發兵，司馬炎同意了請求，任命張華為度支尚書，主持伐吳大計，掌管漕運糧餉，同時，下詔伐吳。晉咸寧六年(280)三月，晉龍驤將軍王濬自武昌直取建業，吳軍望旗而降，王濬兵甲滿江，旌旗遮天，威勢甚盛。三月十五日，率領八萬士兵，百里船隊進入石頭城(今江蘇南京北郊)。吳帝孫皓向王濬投降。至此，吳國滅亡，全國復歸統一。
　　晉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的冬季九月，東吳的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舉城向晉王朝投降。類似這樣的叛亂，這些年來並不少見。北方的政權，不管是原來的曹魏，還是現在的晉，一向注重對東吳官員的宣傳和策反工作。從東吳內部來說，政府缺乏凝聚力是老問題，幾個大家族一直帶有半獨立的性質，利益從來沒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現在尤其糟糕的是，新的東吳主孫皓性情暴戾，擅殺大臣，在他的治下，很多人都缺乏起碼的安全感。於是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叛亂就可能發生，兩年前，孫皓的堂弟，都督夏口的前將軍孫秀，就帶著老婆孩子和幾百親兵，連夜逃到了晉朝。
国国但是步闡降晉，還是具有特別的嚴重性。西陵地理位置險要，是東吳的西大門，名將陸遜曾經斷言：「一旦西陵有失，吳國將失去整個荊州。」果然，晉政府顯得對西陵志在必得。它兵分三路接應步闡，荊州刺史楊肇直奔西陵與步闡會和，車騎將軍羊祜統率步兵主力進攻江陵，而巴東監軍徐胤的水軍，則順流而下攻打建平。而東吳方面，第一個要面對這一緊張態勢的，是剛剛接手整個國家西境軍事不久的鎮軍大將軍陸抗。作為陸遜的兒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陵的重要。然而陸抗的應對措施，在他麾下諸將看來，毋寧是遲鈍和軟弱的。他沒有立即對西陵發起進攻，相反卻抽調大量人力物力，從赤溪一直到故市，修築包圍西陵的工事。
　　諸將顯然認為，現在三軍銳氣正盛，應該乘勢一舉攻克西陵。但陸抗更瞭解自己當年在西陵親手打造的防禦體系，問題不是這樣容易解決的。如果一時攻城不下，而晉軍已經趕到，吳軍就處於被內外夾擊的局面。為了使諸將心服，陸抗聽任他們按照各自的意圖發動了幾次攻擊。果然，在西陵堅厚的城牆下沒有任何斬獲。於是，眾將才開始齊心協力築圍防守。這時，羊祜率領的五萬晉軍，已經迫近了江陵。圍繞這座城市，近幾十年來，各股政治勢力已經進行過無數次爭奪。所以有一種意見認為，陸抗應該把奪回西陵的任務交給屬下，而親自到江陵城佈置防禦。但陸抗仍然堅持，西陵的重要性大於一切。
　　當初，陸抗因為江陵以北的道路平坦開闊，曾命令江陵督張咸修築大水壩截流，使河水漫上平地，外可以阻敵入侵，內可以防止叛亂者出逃。這時，羊祜揚言說將破壞大壩，讓自己的步軍通過。陸抗聽到這個消息，反而傳令張咸迅速拆除大壩。諸將都迷惑不解，屢諫不聽。謎底很快揭開了，羊祜的真實目的是想利用大壩阻住的水流運送糧草，掘壩的情報，僅僅是一個煙幕。等羊祜到了當陽，聽說大壩已毀，只好改用車輛來運糧，效率大為降低。於是，陸抗可以集中力量，憑借新築好的長圍對付接應西陵的西晉楊肇部。一個月的相持之後，楊肇力屈計窮，乘著夜色敗走。羊祜、徐胤兩路晉軍見無利可圖，也只好撤退。
　　於是，陸抗攻下了西陵，誅殺了步闡和同謀的文武官員數十人，夷滅了他們的三族。其餘的人陸抗都請求吳主孫皓赦免，因此免罪的有數萬人。陸抗向東撤回了自己的駐地，臉上沒有驕矜的神色，謙和沖淡如同平常。羊祜則遭到了晉政府有關部門的彈劾。作為這次戰役西晉軍隊的總指揮，他可以調度的有八萬之眾，陸抗卻僅三萬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滯留在江陵，從而導致楊肇的失敗。於是楊肇被免為庶人，羊祜也被貶為平南將軍。国国
　　西陵之戰以陸抗完勝而告終。這是陸抗與羊祜之間的第一次交鋒，眾所周知，這不是最後一次。接下來的故事成為美談。西陵之戰後，羊祜從江陵回軍，從此致力於建立恩信，以讓吳人歸心。每有戰事，一定要約定日期才開戰，不作奇襲、突擊的打算。將帥有想獻計出奇制勝的，羊祜總是灌他們的酒，讓他們喝醉，沒機會把計謀說出來。羊祜在吳境內行軍，收割了吳人的糧食，都計算其價值，送絹匹過去補償。逢到與眾人在江、沔遊獵，總是只到晉國邊境為止。有已被吳人射傷的鳥獸而落入晉兵之手的，都送回去。於是吳國邊境的人都心悅誠服。羊祜與陸抗兩軍在邊境對峙，常互通使者。陸抗送酒給羊祜，羊祜飲之不疑。陸抗生病，向羊祜求藥，羊祜把配好的藥送過去，陸抗當即服下。
　　很多人都勸陸抗加個小心，陸抗說：「豈有鴆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這種禮尚往來的較量，頗具上古貴族之風。然而，無論羊祜還是陸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兩國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這種風度背後心理戰的含義。陸抗傳令戍邊將士說：「如果對方專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們的人心就將不戰而自服了。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細微的利益。」發佈這道命令的時候，陸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單純比較軍事才華，也許他比羊祜還是要勝上一籌，可現在的局勢，卻好像一個劍宗高手，被逼上比拚內力的境地。羊祜背後，是中原國家強大的國力，而自己的背後呢？
　　西陵之戰的兩年之後，陸抗病重，臨終前上疏，向孫皓談到了吳國的政治局勢，字裡行間充滿了憂慮。當然，陸抗重申了西陵的問題：「西陵和建平兩地，是國家的屏障。地處長江上游，又兩面與敵境接壤。如果敵人乘舟順流而下，就好像星馳電掣一樣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別處來應援的... ...我曾經請求屯精兵三萬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卻至今沒有同意派遣。」陸抗在憂慮中去世，羊祜卻也並不感到揚眉吐氣。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敵如賈充、荀勖、馮紞之徒。也許相對不那麼重要，但更著名的敵人，則是兩個同族兄弟，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和後來的名士領袖王衍。
　　王衍是著名的清談家，他去見羊祜的時候，照例是辭甚俊辨。然而，有當代顏回的聲譽的羊祜，看到這種表現，只會想起「巧言令色，鮮矣仁」的古訓，自然不會表示欣賞。表演欲受到挫傷的王衍因此發怒，竟至於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戰中，羊祜按照軍法，幾乎將王戎處死。被文人懷恨，那往往意味著你的任何作為，都將受到振振有詞的非難。所以當時的輿論評價說：「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羊祜可以並不在乎王家兄弟攻擊言論，但謀劃的大事受到阻撓，則不能不令他感到壓抑憤懣。晉武帝咸寧二年(276)，羊祜上書請求伐吳，雖然晉武帝本人支持，卻還是因為朝臣的反對而作罷。羊祜於是發出了那聲著名的歎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寧四年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請求回洛陽朝見，得到了批准。司馬炎再次向羊祜咨詢伐吳的計劃，深表讚賞，並提出了讓羊祜在病車上指揮諸將的設想。羊祜表示推辭，他很清楚，這已經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到了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舉薦杜預代替自己的職務。辛卯日(二十六日)，晉武帝任命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在《晉書》當中，羊祜和杜預的傳記被放在了一起。這不僅僅是因為二人都在滅吳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還有其他的相似之處。羊祜不喜歡王衍，但他的氣質和當時的名士，也有許多相通之處，比如對日常行政事務顯出某種程度的不耐煩，而愛好《老子》和自然風光。登上襄陽城外的峴山，羊祜置酒言詠，想到自從有宇宙以來，就有了峴山，而登山遠眺的人，卻大抵湮沒無聞，心中湧起悲傷。杜預要揚名於後世的心態則表現更加直接，後來，他略顯誇張的刻了兩塊石碑記錄自己的功勳，一塊沉於萬山之下，一塊立於峴山之上，杜預說：「誰知道將來深谷會不會變成高山？高山會不會變成深谷？」
　　這樣的情緒和行為，顯然帶有文人情調。看起來，他們也確實都不像軍人：羊祜在軍隊裡，也輕裘緩帶，不穿盔甲，他的辦公區附近，僅用十幾名衛士；杜預不能騎馬，射箭不能穿透鎧甲的表現，更差不多成了典故。羊祜和杜預擔任地方官員，都稱得上澤被一方。杜預善於進行大型的政策規劃，水利建設方面尤其業績卓著。羊祜的事跡，甚至被金庸寫進了《神雕俠侶》：「... ...三國時襄陽屬於魏晉，守將羊祜功勞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澤很厚。他平時喜到這峴山遊玩，去世之後，百姓記著他的惠愛，在這峴山上起了這座羊太傅廟，立碑紀德。眾百姓見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處，往往失聲痛哭，因此這碑稱為『墮淚碑』。陳六弟，一個人做到羊太傅這般，那當真是大丈夫了。」国国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深諳官場的遊戲規則。羊祜以低調和謹慎知名，凡是他參與謀劃的事，他一定會焚去草稿。杜預在外居官，則往往會向中央的要人行賄。別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的回答是：「只求免禍，並無什麼額外的追求。」而滅吳的第三個關鍵人物，王濬，則與他們完全不同。王濬從小就並不是一個被輿論好評的人。即使是所謂的浪子回頭之後，他所重視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矚目的功業，而不那麼在意更長遠的聲名。王濬還籍籍無名的時候，為自己修築宅院，將門前的道路開闢得特別寬闊。他說：「我要在這裡放置將軍的帥旗！」王濬做過羊祜的參軍。羊祜的侄子對羊祜說：「王濬這個人，好大喜功，奢侈鋪張，不可以讓他獨當一面，而應該設法限制他。」
　　但是羊祜的看法剛好相反，很多時候，恰恰應該放手讓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羊祜確信，攻打吳國，應該憑借上游的地勢。所以早在西陵之戰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書晉武帝，讓王濬繼續擔任益州刺史，並治理水軍。於是，晉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隊，而大造戰船。屯田軍的人數之少，顯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這五六百人打造伐吳的主力艦隊，無異於天方夜譚。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即從益州各郡，抽調一萬名士兵前來修船，而王濬並無調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權限以內。這時，王濬充分表現出了他的膽大妄為。沒有經過任何上級的批准，徵兵造船的集結號就這樣吹響了。他的設想是，既成事實之後朝廷也只好追認。當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諸意圖割據謀反之類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王濬所造的大船連舫，方圓一百二十步，可容納二千餘人。船上以木為城，甲板上可以馳馬來往。史書上說，「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船削砍下來的木片順流而下。吳國的一位地方官員拿著木片向孫皓稟報說：「晉一定有了攻吳的計劃，應該增兵建平。」也許是漠不關心，也許是無能為力，孫皓沒有理會這個意見。這時吳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鐵索橫攔江面，阻住航道。
　　很多跡象表明，晉武帝司馬炎是一個優柔寡斷，很容易被不同意見左右的人。他對滅吳計劃顯然十分熱衷，但卻始終未能發佈總攻的旨意。積極謀劃伐吳的羊祜去世，晉武帝哭得十分哀痛。但旋即，滅吳的計劃再次被擱置起來。咸寧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孫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吳國的政治局勢可能會好轉；第二，自己已經造了七年的船，每天都有朽敗；第三，他本人也已經年近七十，來日無多。總之，任何一點變故，都可能導致錯失伐吳的良機。差不多所有主張伐吳的觀點，都會把吳主孫皓本人，當作一個重大有利條件。史書上孫皓的形象，確實是一個典型的亡國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並且極度的神經質。當然，史書上的亡國之君，大抵也總是這麼一個形象，很少會有什麼創意。由於所能見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斷定孫皓就是一個單純的變態殺人狂，還是由於企圖加強政府的權力，從而有意在殺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但總之，吳國的內部矛盾因他而激化，從而給了晉朝可乘之機。
　　王濬的上疏一度似乎讓司馬炎拍板了伐吳計劃，但不久之後吳軍即將北上的謠言，卻又讓他覺得此事還是再緩一緩更好。歸根結底，司馬炎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朝庭之中，反對伐吳的意見始終佔據著主流。這些意見往往並不針對問題的具體細節，但理論層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無比的正確性。例如山濤說：「自古以來如果不是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現在放過吳國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嗎？」
　　杜預也不斷的上表，在前一道奏本一個月沒有得到批復之後，杜預終於忍不住把話說得十分直接伐吳的利益顯而易見，阻撓伐吳的大臣實際上也無法指出現在的作戰計劃有什麼缺陷。他們之所以總是在提不同看法，只是由於伐吳不是自己謀劃的，成功了他們也沒有利益。寫到這裡，史書上提供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表章送到晉武帝面前的時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學者張華在下圍棋。張華於是推開棋盤說：「現在討伐吳國，將不勞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猶豫了。」於是，晉武帝終於下定決心。
　　這一年冬十一月，晉軍大舉伐吳，派遣鎮軍將軍琅邪王司馬胄出塗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由東至西，總共發兵二十餘萬。這時，距離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也許，杜預這道上疏的另一個作用是，提醒司馬炎要給自己身邊一向阻撓伐吳的重臣也分潤一些好處。於是，正如我們所看到，伐吳最大的反對派賈充，被授予符節、黃鉞和大都督的職務，率領中軍駐紮在襄陽，在名義上負責各路伐吳軍隊的總調度。国
　　戰爭的過程幾乎毫無懸念。太康元年(280)的頭幾個月裡，在長江中游發起進攻的各路晉軍都取得了很大的戰果，來自益州的戰船尤其勢不可擋。吳人設置於江中的鐵錐鐵索幾乎沒有構成任何障礙。據說，王濬用巨大的火炬使鐵索溶解斷開，又紮了數十隻大筏，鐵錐都釘在筏子上被一起帶走。大概是認為這個鐵索橫江的法子工程浩大而又過於無效，羅貫中拋開史書的記載，在《三國演義》中宣佈，這是孫皓身邊一個奸惡的宦官想出的主意。於是，王濬攻克西陵，殺了吳都督留憲等。緊接著，樂鄉(這是當年陸抗親自鎮守的地方)、江陵也落入了杜預手中。大軍挺進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於東吳將領感歎說：「北方來的軍隊，好像是飛過了長江。」国国
　　吳國西部防禦迅速崩潰的原因顯而易見。鎮守西境的名將這些年來大多謝世，接任的少年人不論能力還是威信，都還遠非足夠。更致命的問題是，吳國國力早已衰退，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東的地區，一旦試圖向西部增兵，變得空虛的首都建業附近，就將直接面對晉安東將軍王渾的攻擊。王濬、杜預節節勝利的時候，東吳丞相張悌率領三萬軍隊，經牛渚渡過了長江。張悌可以有其他選擇，比如斂眾固守，但是在張悌看來，這和坐以待斃也沒有什麼區別。吳軍的士氣本來不振，一旦看到王濬和王渾兩支晉軍會合，人心將徹底渙散。而如果能搶在王濬到來之前擊潰王渾，也許還有最後一線希望。
　　這線希望看來是如此渺茫，也許，即使張悌本人也並不指望真能抓住它。只不過，既然吳國已經注定滅亡，那麼如果百年基業竟沒有一個為它死難的人，才是最大的恥辱。渡江後，張悌包圍了一支七千人的晉軍，對方請求投降。張悌的軍師諸葛靚提議屠滅他們，張悌沒有同意。然後，兩軍的主力在版橋正面交鋒，張悌的精銳部隊沒有衝破晉軍的陣腳，吳軍開始潰散，原本投降的晉軍，這時在背後發起了攻擊。張悌推開了諸葛靚拉他逃離戰場的手，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裡，反而似乎帶著一些如釋重負的意味：「在我還是孩童的時候，就被你家丞相賞識提拔。我常常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負了名賢知遇。今天以身殉社稷，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張悌是襄陽人，他的童年，正是諸葛亮在襄陽的時候。張悌渡江作戰失敗，晉軍斬首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此時，王渾的部下中已有人意識到，最好的選擇是直取建業。但王渾是一個老練的官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知道，違命出擊，勝利了也不值得讚賞，敗了，罪責卻很嚴重。於是王渾吩咐部下說：「根據詔令，王濬應歸我指揮，你們所做的，僅應該是準備好戰船，等他到來一起前進而已。」
　　確實，晉武帝最初的安排，是王濬攻下建平後，歸杜預調遣；如果能一直打到建業，那就接受王渾的指揮。但戰場上的形勢，隨時會發生變化，鐵一般的官場規矩，有時也並非顛仆不破。顯然，王渾不瞭解王濬這個人。和羊祜一樣，杜預也深知，應該放手讓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杜預已經主動放棄了對王濬的指揮權，反而寫信鼓勵他直取建業。王濬大喜，把杜預的信上奏朝廷。於是，王濬的水師從武昌順流而下，直取建業。吳國的正規水軍萬餘人望旗而降。孫皓還試圖組織最後的抵抗，在一位口出大言的將軍的倡議下，又臨時招募了兩萬人，此事成了一場鬧劇，當夜士兵全部逃光。
　　此時的孫皓，已經陷入極度的煎熬之中。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員顯然都不介意吳國滅亡，只等晉軍一到，就正好投降。這種局面可能並不十分讓孫皓意外，但糟糕的是身邊的人甚至更加不可靠。他們在自己面前揮刀大呼，做出忠勇的表情，可是領到賞賜之後，就飛奔然後消失。接下來，人們把一切罪責都歸結於自己和自己寵信的大臣，建業城裡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首先，一位部長級官員被憤怒的群眾抄家並殺死，隨後孫皓髮現，自己的財寶和女人，都成了人們打劫的對象，再然後，為了銷毀罪證，這些人開始放火焚燒皇宮。
　　據後來王濬的描述，孫皓在宮中連坐下的地方都沒有，已經到了逃身竄首，恐不脫死的地步。他很可能已經比任何人都更急於向晉軍投降。有蜀國後主劉禪的先例，他知道這樣的話多半不會有生命危險，可留在這座混亂的皇宮裡，那就什麼都難說了。然而，王渾的軍隊仍然屯紮在長江北岸，觀望不進。直到這時，西晉朝庭中，以名義上的伐吳總指揮賈充為代表的大臣們，仍然不斷宣稱伐吳是一個錯誤的決策，王渾有理由為自己這個政治上深得中庸之道的選擇感到得意。国
　　三月十五日，王濬的水軍經過三山，即距離金陵已不過五十里。王渾派人邀請王濬到自己那裡商談，但王濬正意氣風發，他揚帆直指建業，回復說：「順風順水，船無法泊岸。」王濬很清楚的知道，立下滅蜀奇功的鄧艾很快死於冤獄，但是，建立不世功業的雄心，這時壓倒了一切。這一天，王濬戰士八萬，戰舟百里相連，鳴鼓吶喊著進入石頭城，接受了孫皓的投降。自己圍守差不多不設防的建業城已有百日，最終卻被別人輕而易舉摘取了勝利果實，王渾顯然嚥不下這口氣。違命出擊，勝利了也不值得讚賞，這是王渾的信條，現在，他要讓王濬也明白這一點。
　　王渾出身於第一流的豪門太原王氏，又與晉武帝是兒女親家，他在朝廷裡的能量顯然不容低估。不服從指揮調度，私吞吳國寶物，乃至於意圖謀反... ...各種罪名迅速被製造出來堆積到王濬頭上，有關部門也積極配合，一再要求將王濬移交司法機關(廷尉)。以至於王濬在一道奏章中發出這樣的感慨，「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但王濬運氣畢竟要比鄧艾好。無原則的寬容，差不多是司馬炎一貫的脾性，在二王爭功的問題上，他既絕不追究王濬，也不斥責王渾誣陷，大家一概陞官。
　　吳國被滅，一直激烈反對伐吳的賈充十分恐慌，到宮裡去請罪，晉武帝撫慰了他。不久之後，賈充發現自己被列在封賞名單的第一位，食邑增加了八千戶。聽到吳國滅亡的消息，票騎將軍孫秀不但不向晉武帝道賀，反而南向流淚，懷念當年孫策如何創業，並背誦「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這樣表達亡國之痛的詩句。孫秀是早年流亡到晉的東吳宗室，他以這樣敏感的身份，卻敢於公開發表這樣的議論，是個人的勇氣，也很能說明環境的寬鬆。
　　孫皓被押解到洛陽。晉武帝顯然想把對孫皓的接見舉辦成一個莊重同時又具有親和力的盛典，並盡可能擴大影響。所以當天列席的，不但有文武官員和四方來使，連最熱衷對政治發表五花八門意見的太學學生們，也被允許參加會見。晉武帝對孫皓說：「朕設了這個座位等你，已經有很久了。」有點出乎意料，孫皓當即接口：「臣在南方，也設了這個座位以等待陛下。」對這個階下囚的口頭便宜，司馬炎也沒有計較。国国
　　當初，吳丞相張悌殉國的時候，他的軍師諸葛靚流著眼淚從戰場上逃生。諸葛靚本來是北方人，他的姐姐是琅琊王司馬胄的妻子，他本人則和晉武帝是少年時的朋友。司馬炎很念舊情，知道諸葛靚逃到了姐姐家裡，就去那裡找他。諸葛靚拒不相見，躲進廁所，而皇帝居然也一直追到廁所裡面，說道：「想不到今日復得相見！」
国国諸葛靚再次流下眼淚：「我不能像豫讓、聶政那樣做盡忠的刺客，再次面見陛下，實在是羞慚的事情！」司馬炎想任命諸葛靚為侍中，諸葛靚堅持不接受。他回到故鄉，終身不向朝廷所在的方向就坐。大多數吳國的臣子和士人則不必有這樣的節操。事實證明，望風歸降是一個正確的抉擇。晉武帝下詔，吳國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員，一概不予更換，吳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據才能安排官職。將吏隨孫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賦役，百姓則免除二十年。
　　然而，寬容結果，顯然並不總是這麼美好。西晉的政治體系，本身已經面臨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