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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戰國時代，正是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時代，諸侯爭霸，群雄並起。社會的轉型需要思想學說做理論指導，諸侯之間的激烈競爭又導致他們極力招攬人才。時代的需要，寬鬆的學術氛圍，孕育了中國最樸素而燦爛的思想文化。一時諸子興起，百家爭鳴，互相借鑒又互相詰難。討論的問題之廣，涉及題材之多，發掘的深度之遠，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之深遠，都是空前絕後的。燦爛的文化成果構建成了中國古文化的基本框架，而後中國文明兩千多年的發展，儘管也受到一些外來文化影響，但總是被中國文明消化和吸收(如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唐朝後期開始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宋代以後開始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晚清時期開始影響中國的西方思想哲學體系)，主流文化還是這個時期奠定的。這期間形成的對後世較有影響的學說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所謂東方人的智慧，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都離不開這幾家的範疇。
　　墨子，戰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年代正好在孔子和孟子之間。墨子早年學儒家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來他看到儒家學說的種種弊端，於是獨立門戶，開創了墨家學派。畢生為之身體力行，言傳身教，為墨家學說的發揚光大和實施濟世而奔走呼號。在其晚年和身後，墨家漸漸成了最有影響的學說，與儒家學說分庭抗禮，並大有凌駕其上之勢。以至於孟子哀歎：「墨翟之言盈天下。」荀子更是說：「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韓非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墨家學說成於道、儒之後，為什麼能夠異軍突起而盛行一時呢？在於它提出了一些當時儒道兩家學說沒有提出的社會學說和政治方案，如王天下，正諸侯，尚賢能，等貴賤等思想。尤其它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和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得到了很多小國的支持，反映了廣大下層民眾的呼聲。
　　先秦諸子的學說，主要是圍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展開的，墨家也是如此。墨子注重品性的完善，認為有四種品行是君子必須具備的：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他認為，君子必須意志堅定，言而有信，言行如一，表裡一致，敢於捍衛真理，善於明辨是非，並要經常審視自己。他不但注重本身的修行，還注意到了結交朋友的重要性，說道：「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即我們所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墨子跟道家儒家還有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他但注重言傳，還注重身教，身體力行。墨家的人全部葛衣短衫，親自勞作。墨子不像老子孔子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他甚至鼓勵弟子們以自苦為樂。正因為如此，墨子才深知民間疾苦，才對儒家提倡的繁文縟節深惡痛絕。也是這個原因，墨家才迅速得到廣大平民的支持，具備廣泛的民眾基礎，成為一時之顯學。
　　春秋戰國時期，尚武、養士之風盛行。歷史上著名的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人府中食客數千，其實食客就是所謂的「士」。士分文士和劍士。文士即謀士，劍士即武士。劍士好勇鬥狠，但也講究知恩圖報，經常有劍士為了報答主人的知遇之恩而不惜以身相殉。墨子看到了這一情況，加以總結和分析並疏導道：「任俠，損己而益人矣。」並給這種任俠注入新的血液，那就是「義」。墨子說：萬事莫貴於義。墨子說的「義」，就是正義，大義。那麼什麼是正義大義呢？他認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才是真正的大義。
　　墨子用自己的行動為義做了最好的詮釋。楚惠王年間，公輸盤幫楚國造雲梯準備攻打宋國。墨子知道後，從齊國起程，日夜不停，歷經十天，奔走千里，廢了三雙鞋子，腳底重繭，趕到楚國見公輸般和楚王，阻止其攻宋。說服公輸盤後，再見楚王。楚王不聽，墨子讓公輸盤為攻，自己為守，演示戰爭。公輸盤九攻之，墨子九拒之。公輸攻已盡，而墨子守有餘。公輸欲殺墨子以絕其患，墨子置生死於不顧，坦然說道：「你殺了我也沒有用，我的弟子禽猾離已經帶著守城器械和三百弟子到宋國去了。」楚王無奈的說道：「吾請無攻宋矣。」當時楚是大國，宋是小國，可以想像楚國如果攻打宋的話，宋肯定是滅國之災，肯定是生靈塗炭，血流千里。墨子以一己之力，直言說楚，不但體現他膽識過人，而且還表現了他為了大義而不顧個人生死的英雄氣概。這種精神正是任俠精神的起源，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可見始於墨子。
　　後來，墨子又多次說服齊國不要攻打魯國，說服楚國停止攻打衛國。墨子之後，有個墨家弟子叫孟勝的，是墨家鉅子(墨家領袖)。他有個好朋友叫陽城君是楚國人。他讓孟勝幫他守城。有一次楚國內亂陽城君出逃，楚國收回了陽城。孟勝即因此自殺以殉朋友之義，同時赴死的有墨家子弟83人。至於《史記．遊俠列傳》上記載的郭家朱解，也有人考證說是墨家弟子，但實際不足信。不管怎麼說，他們在任俠精神上和墨家精神是一致的，即重一諾而輕生死。當然，墨子崇尚任俠，但不一定就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因為他清楚的知道，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不可能通過一兩個人的力量實現。只有通過有組織有信仰的的形式，培養能人義士，遊說天下諸侯，逐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什麼是任俠？一言不和血濺五步不是俠，一時的意氣之爭不是俠。真正的俠者，大到為國為民，小到見義勇為。真正的俠者具備悲天憫地之心，有愛心，愛百姓，愛眾生，愛萬物，兼相愛，交相利；他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苦為苦；俠者即仁者，俠者愛人。因此即使在危難之中也奮不顧身，捨生取義。俠者貴義，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義之所棄，雖萬金將於我何干？這就是墨子給我們定義的任俠。在這個人情冷漠，麻木不仁的年代，重讀墨子，重溫俠義精神，是有必要的。
　　在墨子的思想體系中，「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命」，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尚賢就是任人唯賢。墨子反對任人唯親的宗法血緣用人制度。尚同就是在一個國家中政令體制賞罰刑治從中央到鄉里上下一致，做到令出必行。尚賢是尚同的根本，尚同是尚賢的體現和延伸。墨子認為，只有上下一致，尚賢尚同，才能實現國家的大治。在墨子看來，無論是鄉正(向長)里長(村長)，還是國家的高層甚至元首，都應該由賢能的人(聖人)擔任，都應該由大家推舉產生。這就有點像現代的民主制度了。現在看來，只能說墨子的眼光太超前了。其實也不是不可行的，古羅馬共和國不就是這樣的嗎？不過古羅馬共和國還有奴隸，奴隸們是沒有選舉權的，只有平民才有選舉權。墨子的思想比古羅馬共和國更超前，春秋戰國時期還有很多貴族擁有奴隸，在墨子看來，不分貴族奴隸，不分貧富貴賤，用人只有一個標準：賢或者不賢。
　　墨子為什麼在兩千多年前就那麼進步的思想呢？其實不奇怪，墨子思想本來就是建立在平民思想基礎上的，其來源主要就是參照堯舜時代。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賢能楷模就是堯舜禹湯文武，與此想對的就是桀紂幽厲。眾所周知，三皇五帝堯舜禹時代是原始社會晚期，氏族頭領的產生都是禪讓或者推舉產生的。最著名的就是舜通過了堯好幾道嚴格的考驗才被指定為繼承人的。而大禹更是因為治水艱苦卓絕且富有成效才得到擁護的。世界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後，民主得以重新確定發展，用人制度也回到了唯賢是舉。歷史饒了一個圈，我們回頭再看看墨子，就不得不佩服其眼光的前瞻性和思想的深邃性。相對於儒家的宗法血親，墨子的進步豈止以道里計？
　　兼愛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就是愛人，愛百姓而達到互愛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損。不用說，這也是墨子根據堯舜時代設計出來的大同世界的模型。兼愛還表現在大國不侵略小國，國與國之間無戰事，和平共處。現在看去，倒有點像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則了。非攻就是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對防禦戰，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經帶人參加過好幾次幫人守城的戰爭。兼愛和非攻是體和用的關係。兼愛是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而非攻則主要表現在國與國之間。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利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人與人之間的互怨互損將激發矛盾引發禍亂。儒家甚至孟子竟以此攻擊墨家，說墨家無君無父，無異禽獸。由此可見墨家的進步和儒家的狹隘。
　　節用就是反對鋪張浪費，反對窮奢極欲，崇尚節儉。凡事以夠用即可，而不要追逐奢侈。節葬就是提倡安葬從簡。眾所周知，儒家提倡的葬禮也是有很多講究的。父母妻子逝世，均要服喪禮三年，兄弟叔伯姑姨一年，晚輩或者更疏親戚半年。並且在服喪期間要簡居少食，人餓的臉發青眼發黑身子不能走路才算孝道。墨子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這三年不僅浪費時間，荒廢耕作，而且因此妨礙人丁增長，造成生產落後，國力削弱。他認為，人死後往土裡一埋就可以了，恢復正常的生產勞作，這樣才有利於人民本身和國家。儒家的是講究厚葬的，對於各個等級的人制定了不同的厚葬標準。墨子反對厚葬，認為人死後有三件衣服三寸棺木埋在土裡不讓屍臭飄出來就可以了，所有的陪葬殉葬奢侈陵墓都是浪費人民的財產。毫無疑問，墨子的這些觀點即使放到現在也是正確的。兩千多年過去了，繁文縟節，鋪張浪費，還在像蛀蟲一樣危害著我們。
　　關於禮樂，墨子認為也是不必要的。他認為，當時的生產力低下，而各國戰爭連年，人民的生產根本滿足不了需要，卻要養著這麼一批不事耕作的人，完全沒有必要。當然，墨子的這個觀點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是正確的。至於以後生產力發展了，完全可以修正這一觀點，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某些觀點不都一直在修正嗎？不過這樣做也還有一個負面影響，就是很多音樂可能會因此而失傳。曾經就有人以此攻擊墨家。
　　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明鬼就是確信鬼神的存在。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墨子借用上天和鬼神的說法來教化民眾要兼相愛，交相利，非攻止戰，實現天下大同。這其實只是墨子實現其政治目標的一個手段而已，像很多宗教一樣，墨子也祭起了上天和鬼神的大旗以迅速擴大自己的學說影響。至於墨子本人信不信鬼神，還真值得懷疑。因為他又提出了一個獨樹一幟的觀點：非命。
　　非命就是反對命運之說的意思，也就是不相信命運。墨子認為，人們必須打破命運之說，強調事在人為，施仁義，行忠孝，兼相愛，交相利，這樣生活才會提高，社會才會穩定，天下才能大治。若信奉命運之說，無所作為，聽任各種邪行盛行，坐看各種惡行滋長，只會使人民受害，社會禍亂，乾坤顛覆。墨子在此也提出了用憲法法規和賞罰制度來規範人們行為的主張。這一主張，跟以後的法家有著某種血緣關係。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為反對命運之說，墨子特意提出了檢驗理論和言論的三個標準：本之，原之，用之。本之就是從哪裡來，即理論依據是什麼；原之就是現實生活中存在不存在，即現實情況怎麼樣；用之就是要經過實踐檢驗。這三個標準的提出，可以說了開了唯物主義的先河。特別是實踐，無論是治國還是治學，都有著無比重要的意義。由此也可以看出墨子的認識觀是建立在實踐的標準上的。
　　墨子以大義引導任俠精神，從而對中國幾千年的任俠文化起了主導作用。這一作用不可低估，抵抗外來侵略的慷慨赴死，路見不平的見義勇為，皆來源於墨家。注重實踐的認識觀，直接啟迪了後來的如荀子等人唯物主義的誕生。貴義的思想對孟子有著直接的影響。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生取義也。跟墨子學於儒而逃於儒相反，孟子是學於墨再逃墨從儒。雖然他有很多攻擊墨家之詞，但他的很多觀點深受墨家影響。例如他接受墨家等貴賤的思想，提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接受墨子減輕百姓負擔發展生產的影響，提出「輕徭薄賦」的主張(這一主張在漢文帝時被人再度提出，終於被採納，造就了有史以來的初次盛世之治「文景之治」)。等貴賤這一思想，受影響最大的就是平民了。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就是來源於墨家。《呂氏春秋．當染篇》中，直接引用《墨子．所染》中的原話，說明結交朋友相處環境的重要性。
　　墨家提出的非攻思想，不符合戰國時期大一統的趨勢。在當時的條件下，不通過戰爭不可能真正結束分裂而使天下穩定。墨子及其後來的弟子沒有弄清楚，最少來說沒有把這樣的觀點形成文字：戰爭，有時也是和平的一種手段。因此非攻思想不可能被那些實力強大的諸侯國接受。而兼愛非攻是墨子的主流思想所在，因此墨子思想不可能被大國接受並施行。墨子奔走呼號一生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他的弟子更是如此。主要原因就是非攻不合時宜。
　　墨家內部嚴格的半軍事化的紀律，准宗教式的信仰，慷慨赴死的精神，對大義的執著追求，導致在戰國時期幫助守城時死難很多，喪失了大批精英。墨子為勸楚惠王而親自赴楚，不把生死當回事，其後來者可想而知也是如此。墨子思想在很多地方跟儒家直接針鋒相對，一直互相攻擊。當儒家成為正統思想後，墨家思想就被視為異端，遭到封殺。在墨子之後，墨家沒有出現一個天才的集大成者，進一步完善其思想，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要求。道家先有老子，後有莊子和劉安；儒家自孔子後有孟子荀子董仲舒。特別是在西漢初年，國家大治，統治者在尋找治國良策時，董仲舒及時奉上《春秋繁露》，劉安也獻上《淮南子》，而墨家作為當時的顯學卻在學術和治國思想上無所作為。結果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學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正式跟皇權結合，成為正統思想，墨家淪為雜家。
　　西漢初年，遊俠成為一種風氣。疑為墨家弟子的郭家朱解之流對民間影響非常之廣。加之墨家內部有一套完整的賞罰制度，墨家弟子犯了法，自己處罰，完全不理官府。作為封建集權的統治者。怎麼可能容忍有人的影響比官府比皇帝還大？又怎麼可能容忍有別的組織可以在法外立法？因此漢景帝時開始彈壓墨家。到漢武帝時，儒家思想成了主導，郭家朱解之流又以武犯禁，藐視權貴，殺人於千里之外；更有一些墨家子弟參加當時的七國之亂。漢武帝震怒之下，先後三次重拳出擊鎮壓墨家。墨家子弟的活動從此走向地下，逐漸衰落。遊俠之風也因此衰落，直到大唐才又漸漸興起。
　　墨家是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矩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