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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儒家思想妨礙了中國在20世紀實現民主轉型。他們認為，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民主制度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基於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或許對於儒家思想的本身已經有了歪曲與誤解。如果我們能夠跳出中國去看看周圍的世界，就可以發現我們的鄰國那些同樣受儒家文化影響頗深的國家在政治制度上已經走到了中國的前面。比方說日本，它從明治維新便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二戰後融入西方主流文明，90年代又開始從一黨獨大體制向政黨輪替體制演變。近十幾年來，韓國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區也相繼實現了向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新加坡則正在從足夠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體向更加民主的政體過渡。為何我們的鄰國紛紛改革著自己的制度，反而是中國這個儒家文明的發源地卻似乎被什麼東西給絆住了。
　　民主價值觀是自由主義、鄉土主義、憲法愛國主義、世界主義等多種價值的復合體。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長點都可以從儒學傳統中發掘出來。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產生主要是受「西學」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資源發掘自傳統的「中學」。康有為從公羊學平滑過渡到君主立憲思想，梁啟超則從黃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裡說的「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就是議院的思想基礎。「《洪範》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範》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就是議院的制度雛形。從清末新政到民國建立，儒學傳統並沒有對國人接受民主思想構成障礙，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奪取時，陳獨秀提出了「倫理革命」的呼籲，他斷言：「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
　　按照這種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國民性」，中國人就沒有資格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礙，不是從政治實踐上著手逐步的解決，而是在倫理思想上尋求根本的解決，這是五四時代的一個思想誤區。到了21世紀，中國人便有了一種「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陳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時「現在的人以為外國來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變就成了『凡是外國的都是好的』。」趨新大勢與尊西傾向的結合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20世紀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曲折，與其說是由於中國人的過於保守以及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不如說是中國人的過於趨新以及世界時髦思潮造成的負面作用。在政治領域，西方文明的長處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長處是「善治」、「良吏」。我們推動民主化進程，要從古今中外的進步思想傳統中吸取養分。儒家思想不是中國實現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礙，如果去蕪存菁，揚棄得當，它還可以成為有益的思想資源之一。真正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思想因素，並不是「三綱六紀」之類的儒家傳統觀念，而是各階層人士的一系列現實考量。21世紀，中國人應該學著妥善處理社會各階層間的關係，在各種力量的對抗與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轉型的契機，把「善政」與「善治」更好地結合起來，開創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儒家思想在21世紀人類的文化知識是一種傳承積累的運動。過去的知識日積月累，形成了新知識發展的基礎。古人告訴我們，要「通古知今」。這句話也可理解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發生的事情，就必須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情。否認過去，也就等於否定了現在。不瞭解現在，也就不能夠預測將來。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能夠傳承數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獨到之處。儒家經典文獻裡的許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闢的義理。過去的中國社會受益於儒學，今後的中國社會仍然應當向這一寶庫中去尋求智慧。自然，任何一種傳統文化都必須處於不斷的改造與更新當中，否則便容易僵化。儒家文化是古代的東西，與今天的社會確實會有不一致，不協調的地方。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學說都有其產生的背景和條件。時代變了，觀念變了，學問也需要調整。這就是繼承和創新的辯證關係。文化要繼承，但是，同時文化也需要創新。沒有繼承，就無法創新。沒有創新，知識就不會發展，社會也不會進步。所以，說「儒家思想過時了」是不正確的。只要能夠取其精華，剔其糟粕，不抱殘守舊，不照搬照抄，那麼，這一悠久的文明就能在現實生活中煥發出青春的光彩。
　　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更是文化上的優勢。對儒家文化發源地中國來說，它應該吸取歷史的教訓，既不能妄自菲薄，對孔孟之學全盤否定，又不能陶醉於歷史，在故紙堆中被束縛。至關重要的是，在各種不良思潮氾濫和衝擊的形勢下，中國必須保持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說，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傳統文化之間尋找一條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不能長期跟在西方國家的後面循規蹈矩，而應該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模式。只有這樣，儒家文化才能不斷地得到創新和發展，才能完全展現其超時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