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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08年)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為秦朝丞相，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與趙高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為趙高所忌，腰斬於市。
　　李斯生於戰國末年，是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人，年輕時做過掌管文書的小吏。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廁所見到老鼠吃人糞，一見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嚇跑了。後來，他在倉庫裡看到老鼠很自在的偷吃糧食，也沒有人去管。於是，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糧庫裡偷吃糧食的老鼠，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的情況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幹出一番事業來。為了達到飛黃騰達的目的，李斯辭去小吏，到齊國求學，拜荀卿為師。荀卿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他是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樣墨守成規，而是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出發，對孔子的儒學進行了發揮和改造，因而很適合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張，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國家的學問，即所謂的「帝王之術」。李斯學完之後，反覆思考應該到哪個地方才能顯露才幹，得到榮華富貴呢？經過對各國情況的分析和比較，他認為楚王無所作為，其它各國也在走下坡路，決定到秦國去。
　　臨行之前，荀卿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回答說：「幹事業都有一個時機問題，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國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不愛名利，無所作為，並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國去。」李斯告別了老師，到秦國去實現自己的願望了。
　　李斯到了秦國以後，很快就得到秦相呂不韋的器重，當上了秦國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機會。一次，他對秦王說：凡是幹成事業的人，都必須要抓住時機。過去秦穆公時雖然很強，但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自秦孝公以來，周天子力量衰落下來，各諸侯國之間連年戰爭，秦國才乘機強大起來。現在秦國力量強大，大王賢德，消滅六國如同掃除灶上的灰塵那樣容易，現在是完成帝業，統一天下的最好時機，千萬不能錯過。李斯的見解是正確的，得到了秦王的賞識，因而被提拔為長吏。李斯勸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國收買、賄賂，離間六國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為客卿。
　　正當秦王下決心統一六國的時候，韓國怕被秦國滅掉，派水工鄭國到秦鼓動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國的人力和物力，牽制秦的東進。後來，鄭國修渠的目的暴露了。這時，東方各國也紛紛派間諜來到秦國做賓客，群臣對外來的客卿議論很大，對秦王說：「各國來秦國的人，大抵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來秦國做破壞工作的，請大王下令驅逐一切來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給秦王寫了一封信，勸秦王不要逐客，這就是有名的《諫逐客書》。他說：「我聽說群臣議論逐客，這是錯誤的。從前秦穆公求賢人，從西方的戎請來由余，從東方的楚國請來百里奚，從宋國迎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了這五個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國家富強，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國強大起來。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抗秦，迫使各國服從秦國。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貴戚力量，加強了王權，蠶食諸侯，秦成帝業。這四代王都是由於任用客卿，對秦國才做出了貢獻。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如果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會使國家沒有富利之實，秦國也沒有強大之名。李斯還說，秦王的珍珠、寶玉都不產於秦國，美女、好馬、財寶也都是來自東方各國。如果只是秦國有的東西才要的話，那麼許多好東西也就沒有了。李斯還在信中反問：為什麼這些東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來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東西，而對人才卻不能重用，其結果是加強了各國的力量，卻不利於秦國的統一大業。李斯的這封上書，不僅情詞懇切，而且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狀的實際情況，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見解。因此，這篇《諫逐客書》成為歷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斷地採納了李斯的建議，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為廷尉。這時，即將被殺的鄭國也向秦王進言：韓國讓秦國大興水利建設工程，當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國實力，但水渠修成之後，對秦國也是有利的。儘管興修水利，減輕了秦國對東方各國的壓力，讓韓國多存在幾年，但修好渠卻為秦建萬代之功。秦王覺得鄭國的話有道理，決定不殺鄭國，讓他繼續領導修完水渠，這就是後來聞名於史的鄭國渠，它對發展繁榮秦國的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經過這一次反覆，秦國仍舊堅持招攬和重用外來客卿的傳統，這些外來的客卿在秦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國大梁人尉繚也來到了秦國。當時的形勢是，秦王已經除掉內部的反對派呂不韋等，大權進一步集中，積極向外擴張，東方各國都個個自危。尉繚向秦王建議說：當前，以秦國的力量消滅東方各國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如果各個諸侯國聯合起來，合縱抗秦，結果就很難說了。因此，不要吝惜財物，向各國掌權的「豪臣」行賄，破壞他們的聯合，只用三十萬金，就可以達到兼併各個諸侯國的目的。秦王採納了尉繚的計謀，在同各國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勝利的。當然，秦國的反間計是以武力為後盾的，正如李斯所講：「不肯者，利劍刺之」。
　　秦國堅持接納、使用客卿的政策，對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迅速發展，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如秦始皇時代的客卿就有：王崎、茅焦、尉繚、王翦、李斯、王賁、李信、王離、蒙恬等。李斯的《諫逐客書》，對秦網羅天下人才是有功績的。
　　正當李斯步步高陞的時候，秦王卻十分喜愛韓非的才華。韓非和李斯是同學，他繼承了荀子的學說，並在此基礎上，把慎到的「勢」，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結合起來，並加以豐富和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專制理論。韓非是戰國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學問比李斯大得多。韓非因說話口吃，不善辯說，但善於著述。韓非回到韓國以後，看到韓國太弱，多次上書獻策，但都未能被採納。於是，韓非發憤著書，先後寫出《孤憤》、《五蠹》、《說難》等。他的書傳到秦國，由於講的都是「尊主安國」的理論，秦王非常讚賞韓非的才華，並說：「我要是能見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無恨。」不久，因秦國攻韓，韓王不得不起用韓非，並派他出使秦國。秦王很喜歡韓非，但還沒有決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韓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對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講韓非的壞話。他說：「韓非是韓王的同族，大王要消滅各國，韓非愛韓不愛秦，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決定不用韓非，把他放走，對我們不利，不如把他殺掉。」秦王輕信李斯的話，把韓非抓起來。根據秦國法令的規定，獄中的囚犯無權上書申辯。韓非到秦國以後，又得罪了姚賈。姚賈為秦國立過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為上卿。韓非卻向秦王說，姚賈出身不高貴，當過大盜，在趙國做官時被趕跑了，認為用這樣的人是很不應該的，使得秦王很掃興。事後秦王又向姚賈問起韓非，姚賈當然不會講韓非的好話。在李斯和姚賈的串通下，韓非沒有辦法，只好吃了李斯送來的毒藥，自殺而死。
　　從此以後，李斯沒有對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為秦王統一六國出謀劃策了。郡縣制與焚書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割據局面，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一個東到大海，南達嶺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內蒙古、遼東的空前的封建大一統國家。秦王，這時已稱為秦始皇了。為了鞏固這個封建統一的國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貢獻的。
　　另有一說，李斯一直想將韓非留在秦國，等秦滅韓之後再為秦國所用。但由於韓非之書《韓非子》對於帝王之術、統治之術的分析過於透徹，導致秦王趙政對其才華感到恐懼，加上韓非的三條不利於秦國發展的建議、姚賈的陷害，使秦王趙政將韓非下獄拷打。李斯實心欲救韓非，曾幫韓非呈韓非絕筆之作《初見秦》於秦王趙政，無奈秦王趙政鐵心欲除韓非。後秦王趙政以韓非書中《八經》之三中除「陰奸」之術施於韓非：令李斯去處理韓非一案，嫁禍於李斯，從而不背罵名。李斯無奈，只得從命而下毒於韓非飲食，使韓非暴斃而亡。
　　秦統一以後，丞相王綰首先提出全國地方太大，難以管理，要求象周代那樣，封秦始皇諸子為王。秦始皇召開群臣會議討論，群臣都贊同王綰的意見，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後來一個個都疏遠了，互相視為仇敵，經常發生戰爭，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現在天下一統，應實行郡縣，天下才得以安寧。秦始皇也認為，天下已經統一了，再立許多國，不利於統一，安寧也沒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見。於是，他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以下為縣。郡縣制比之分封制是一個進步，有利於國家的統一。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咸陽宮稱頌秦始皇時，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說：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為它把天下分封給子弟和功臣。現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沒有封地，和百姓一樣，萬一發生了田常、六卿之變，又有誰來相救呢？凡是不以古為師而天下能長久的，沒有聽說過。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場來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動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為不滿，把淳于越交給丞相李斯處理。李斯不贊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由於時代的變化，五帝三代的治國辦法也不同。三代時期的做法，也並不值得傚法。那時候諸侯並列，互相爭奪，現在天下統一，情況完全不同，不必傚法古代。現在的一些儒生總講古代如何如何好，這是以古非今，攪亂民心。對於造謠惑眾，不利於統一天下的言行必須禁止，否則將會影響政局的穩定，有損於皇帝的權威。最後，他又把這一切都歸罪為讀書的緣故，建議秦始皇下令焚書。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當殘苛的。凡是秦記以外的史書，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詩、書、百家語都要燒掉，只准留下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此後，如果有敢再談論詩書者「棄市」(指在鬧市區執行死刑，並將屍體暴露街頭，稱為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稱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檢舉者，與之同罪；令下後三十日仍不燒者，黥(意為用刀刺刻額頰等處)再潦上墨為「城旦」(一種刑罰，輸邊築長城四年)。有想學習法令的，要以吏為師。這次焚書的原因，是由於討論是否分封的問題而引起的，無論是主張分封還是反對分封的大臣，都是為了秦始皇長久統治打算基本上他們並無根本利益上的對立。李斯借題發揮，最後竟造成焚書的結局，也不是沒有緣由的。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一直是以法家理論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也是以法家治國的。在他當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專制政權，劃定全國疆域，統一文字度量衡，修築長城等，對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為秦始皇出謀劃策，是不利於秦的中央集權統治的。因此，善於領會秦始皇意圖的李斯，為了打擊儒家勢力，鞏固統一政權，提出了上述焚書的主張，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於是，秦始皇下令焚書，先秦許多文獻古籍都被燒掉了，使中國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在焚書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兩個術士暗地裡誹謗秦始皇，並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調查，審理下來，有四百六十餘人因此被坑殺。這就是歷史上的「坑儒」事件。雖然後世稱此事為「坑儒」，但其實被坑殺的是術士，與儒生無關。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已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可見，根本就沒儒生什麼事。但自東晉年間，梅頤獻《古文尚書》，附有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這時，坑術士第一次被變性為坑儒。後來，隨著《古文尚書》被定為官書，坑儒的說法於是沿襲下來，遂成定論。對於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及孔安國所作《尚書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偽書的身份已成蓋棺定論。偽造者將坑術士改為坑儒，其實也只是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從而表示《古文尚書》其來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偽，並無心向趙政潑髒水。後世卻據此將坑儒判為鐵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由於秦始皇的賞識，李斯不僅官運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著沾光。李斯的長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軍政大權，其他子女也都與帝室結了婚姻關係。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陽，李斯擺設家宴，百官都來赴宴祝酒。在這種熱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師荀卿告誡他的「物忌太盛」這句話，感慨地說：「我是個平民百姓，今天卻做了丞相，可以說是富貴到了極點。但是，物盛則衰，我還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由此可見，李斯並沒有完全陶醉於高官厚祿之中，他對現實的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
　　秦朝建立以後，由於秦始皇對廣大人民實行殘暴的統治，各地人民群眾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過。除了武裝鬥爭形式外，廣大人民還以歌謠的形式咒罵秦始皇，如說：「阿房阿房，亡始皇」等。人民群眾的不滿和反抗，使地主階級也很擔心。因此，秦始皇在統一後的十餘年間，先後進行了五次遠途巡行。其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揚威，加強對全國的控制。儘管秦始皇到各處巡行，殘酷鎮壓人民群眾，然而反抗還是不斷發生，如有人攔截皇家使者，有人公開咒罵秦始皇：「今年祖龍(秦始皇)死。」所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決定第五次巡行。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寵愛的小兒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線是：從咸陽出發，出武關，沿丹水、漢水流域到雲夢，再沿長江東下直至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南)。登會稽山，祭大禹，並刻石留念。在北歸之時，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鉅鹿縣東南)。
　　秦始皇死後，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亂，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飯，不讓外人知道死訊，按照慣例，應由秦始皇長子扶蘇繼位。扶蘇思想傾向於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當面提過意見，惹得秦始皇生氣，把他派到西北大將蒙恬那裡。這時，宦官趙高也正在進行陰謀活動，他曾是胡亥的老師，極力想讓胡亥稱帝，他就可以大權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攏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設法爭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趙高口才極好，善於雄辯，與李斯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趙高說：「皇帝臨死前，曾召扶蘇參加葬禮的這封信，沒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這封信沒有人知道，現在胡亥手裡。決定由誰來繼位；全由胡亥和我來決定丁，你認為如何？」這是探聽的口氣。李斯說：「這是亡國的言論，不是人臣應該議論的。」反映出李斯對趙高的不滿。但趙高早就對李斯的為人瞭如指掌，他讓李斯和蒙恬進行對比，李斯自覺不如蒙恬。於是，趙高乘機又說：扶蘇剛毅面勇敢善戰，他繼位後必將任用蒙恬為丞相，這話很能抓住李斯當時的心情。趙高接著又威脅說，現在天下實際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裡，扶蘇、蒙恬、李斯的命運也全都攥在我們的手裡。李斯見形勢不妙，就只好聽從趙高的調遣了。胡亥、趙高將秦始皇召扶蘇來咸陽送葬的書信，改為斥責扶蘇「無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殺；同時責備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殺。結果扶蘇乖乖地自殺了，蒙恬不肯自殺，後被囚禁，還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繼承了帝位，開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殘忍的統治。李斯與胡亥、趙高的結合，是為了互相利用，所以後來他們之間勾心鬥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李斯是個不惜一切代價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無能的胡亥，當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機，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規勸胡亥。一次，胡亥責問李斯說：過去韓非曾經說過，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勞苦的，難道君王管理天下是為了受苦受累嗎？這是因為他們無能。賢人有天下，就要讓天下適應自己，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滿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隨心所欲，而又要永遠統治天下，你李斯有什麼辦法嗎？這時，李斯的兒子李由鎮壓農民起義進軍不利，大將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責任，並譏諷李斯的無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懼，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責之術」。
　　李斯在上書中說：賢主若能行「督責之術」，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為君王服務；不能行「督責之術」的君王，如堯、舜等比百姓還辛勞，簡直是受罪。
　　什麼是「督責之術」呢？實際上就是嚴刑酷法和君王的獨斷專行。李斯說：「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對臣下和百姓實行「輕罪重罰」，使人人不敢輕舉妄動。君主對臣下要實行獨斷專行，要駕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響。李斯認為，只有這樣的君主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實行「督責之術」，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李斯關於「督責之術」的主張，既有取寵於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繼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書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韓非的話，來證實自己的看法。不過，李斯講得更加露骨而已。糊塗可笑的秦二世，不顧天下百姓的反抗，採納了李斯的「督責之術」。此後，殺人多者為「忠臣」，殘忍者為「明吏」，弄得天下怨聲載道。
　　在李斯，趙高的慫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為。為了鎮壓農民起義，不斷地從關中征發人民去打仗，給人民造成極大的負擔，秦二世胡亥為了修好阿房宮，征發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當時全國人民的反秦起義已經風起雲湧，為了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將軍馮劫勸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宮，減少一些徭役。當時，秦二世正與宮女宴飲作樂，見李斯等人上書十分惱怒，下令將他們逮捕入獄。李斯在獄中多次上書，都被趙高扣留。趙高藉機說李斯與其兒子李由謀反，對李斯嚴刑拷打，刑訊逼供。李斯被迫承認謀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殺死。
　　李斯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踐著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趙政的重用後，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輔助秦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秦朝建立以後，李斯升任丞相。他繼續輔佐秦始皇，在鞏固秦朝政權，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建議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又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之後又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為指導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後期，雖然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端化，但是他僅僅是一個提出者，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執行者。並且，此時的李斯，已經徹底蛻變，他寫《督責書》，很大的原因是為「阿二世意，欲求容」，此時的李斯，已經沒有了「依法治國」的志向。他已經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後期的思想是否應該歸入法家的體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法家的最完全的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