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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刑事訴訟上的「對質」？

稍微對時事有點興趣的人，經常會在各種媒體上看到或者聽到「對質」這個名詞，尤其是參與電視上一些政論節目的討論者，被人尊稱為「名嘴」之輩，時常會把「對質」這碼子事掛在嘴上。在他們慷慨激昂的聲調裡，對質似乎是一種揭弊的萬靈丹，萬事一經對質，一切弊案都可水落石出，赤裸裸地呈現在公眾的面前，唬得那些一輩子都沒有進出法院對法律一無所知的人一楞一楞地，有如「鴨子聽雷」，不懂還是不懂！不免令人懷疑「對質」在證據上真的有如此神奇妙用的功能，因此有人很想瞭解「對質」在法律上的意義？

其實「對質」只是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時所用調查證據中諸多方法中的一種，所謂對質，光就文字的含義來說，應該是指相互對立的一方，向對方質問有關問題的意思。既然對質是法院調查證據的方法，則對質的特定意義就該從刑事訴訟法中去探求。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證人有數人者，應分別訊問之；其未經訊問者，非經許可，不得在場。」第二項規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這法條便是媒體經常提到的「對質」的法律上依據，由法條的規定來看，舉行「對質」共有二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審理案件的審判長命為對質：這種對質，是擔任合議審判指揮訴訟程序進行的審判長職權。審判長所作對質的決定，要基於發見真實的必要：在刑事訴訟中依照法定程序所取得的證人的證言或被告的供述，都可作為證據。依證據資料的性質來區分，這種證據被稱為供述證據。被告的供述除以言詞以外，也可以用文書來表達，像「自白書」之類的文書便是。至於證人的證言，則必須在法庭上以言詞來陳述。如果用書面替代言詞，因證人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別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這是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證人是到場陳述自己具體事實所見所聞的第三人，是釐清事實真相很重要的證據。不過證人的證言屬於供述證據的一種，供述證據的最大缺點是容易作假，尤其是證人的證言，因為絕大多數的證人都與當事人之間有相當情誼關係，由被告舉為證人的較多為被告有利的證詞。由自訴人或告訴人聲請傳喚的，也容易偏向不利於被告。如何發見真實，排除偏頗現象的發生，那就得靠承審法官的睿智判斷了！九十二年二月間公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這方面也修正和增訂若干新法條，幫助審判者能很快發現證言是假是真，那便是引進國外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下對證人交叉詰問制度，用來辨明供述證據的真實性。在修法以前，我國法院對於刑事訴訟的審理，採的是大陸法系的職權進行主義，訴訟程序都是法院依職權進行。例如由修正前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項的條文來看：「證人、鑑定人由審判長訊問後，當事人及辯護人得直接或聲請審判長詰問之。」證人經傳喚到場後，不問是由法院依職權或者由當事人聲請傳喚，有關證明事項，都是由審判長直接加以訊問，訊問完畢以後，當事人及辯護人方可直接或聲請審判長詰問。如果審判長認為證人所證明的事實已明，不再作無益的詰問而拒絕，當事人或辯護人也是無可奈何！修正後的這項法條則是這樣規定的：「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於審判長為人別訊問後，由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直接詰問之。…」由這條文的內容來看，證人經傳到場以後，審判長只能作「人別」的訊問，也就是調查所傳喚的證人有沒有錯誤，不能問及證明的內容，然後就交由當事人雙方作主詰問與反詰問，在詰問過程中，審判長只有聽的份。等到雙方詰問完畢，審判長認為事實未明，才得依新增的第一百六十六條之六第二項規定作「續行訊問」。經過詰問與訊問的程序以後，才可以決定有沒有必要對質。

第二種情形是依被告的聲請：這種聲請的對質，有沒有必要？也是由審判長來決定，並不是一經聲請就必須對質。由上面的敘述來看，對質的情形可分為證人與證人間對質及證人與被告間對質兩種，這兩種對質都是以發見真實之必要為前提要件，由於證人是先經過當事人與辯護人的詰問，與審判長的訊問，該說的話都已說了！有疑點的地方也都被澄清了！在這種情形下，顯然無再作對質的必要！只有在證人與證人之間或證人與被告之間，各吹各的「號」的時候，也就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雙方對口始終無法聚焦，無從判斷何者是真？何者是假？這才有必要對質。所以對質的時點必需落在詰問與訊問證人之後。

法官審理案件，通常都注重在聽！所以有「聽訟」之稱。但對質時除了要仔細地聽以外，還要觀察對質者的當時神態，把他們面對面的對話與反應，以及表露在外表的態度，例如被對方問得啞口無言、面紅耳赤、吞吞吐吐等狀況全都紀錄下來，作為判斷供述證據有沒有虛偽的依據，這才是對質的功能所在。文 / 葉雪鵬檢察官

來源：台灣法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