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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是一個宦官集權亂政的年代，又是一個太監損國害民的時期。可以說，明朝的太監帝國幾位有代表性的大宦官，分別是正統時的王振、天啟時的魏忠賢和正德時的劉瑾了。
　　劉瑾，陝西興平人。武宗即位之後，原來在東宮伺候的太監都以舊恩得幸，時稱八虎，劉瑾即為八虎之首。劉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宮裡日進鷹犬、歌舞、角牴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得志後的劉瑾最後做到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這本來是秘書腳色，權力可大可小，視皇帝勤政或倦政與否。就猶如高級領導的秘書一樣，若領導對身邊工作人員缺乏監督、放鬆管理的話，秘書這個身份就可能儼然是領導第二一般。
　　按說，劉謹剛開始也不敢擅專，但每有請示，武宗輒叱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自是不復奏，事無大小，任意裁斷，悉傳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也就是說，劉瑾偏偏遇見一位耽於玩樂、怠於政事的武宗。這武宗樂的清閒，搬出皇宮，在西華門建造所謂「豹房」，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使劉謹得以代替皇帝硃筆票旨而取得大權。
　　於是，當時內外章奏，主管官員「先具紅揭投謹，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白本是送給武宗看的，這只是履行一個程式、決定權全由劉。因此，內閣撰敕，或「逆探理意為之」，或「至理處請明，然後下筆」，最後，劉索性拿回去「自於私宅擬行」，儼然如民間所諷的「立」皇帝。如此這般，劉瑾大權在握，自是可以獨斷專行，肆意妄為，打擊忠良，扶持親信，中飽私囊。從整體情況看，他確實幹過不少禍國殃民的醜事壞事惡事，但鑒於看問題的全面性、兩分法原則，我們也需要看到劉瑾鮮為人知的另外一面。
　　實事求是地說，劉謹並非無能之輩，也未曾將國事全當兒戲。史載，劉謹將奏章帶回私第後，都與他的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及華亭人張文冕商量參決，再由大學士焦芳潤色，內閣李東陽審核之後頒發。如此看來，他還是頗為慎重的。用事期間，他針對時弊，曾對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動，推行過一些新法。即所謂「劉謹變法」。據《明史》，「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另據《明通鑒武宗》「『辛丑，兵科給事中屈拴，請頒行劉謹所定《見行事例》，按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下廷臣議行。』」不過，對於專權太監，正史從不可能有絲毫正面評價，所以其《見行事例》所擬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如何，史料基本不載。
　　不過據《明史列傳192》有載，「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可以看出，其措施大概涉及四部，包括人事、民事、軍事方面共85項措施。由於正史沒有詳細介紹劉瑾的變法內容，現在只能從一些相關的記載裡面，粗略瞭解劉謹的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有：
　　一是建立內廠鉗制東西廠的權力。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儘管後來內廠也演變為比東西廠更加殘暴的特務機關，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劉瑾建立內廠的初衷是好的，或比較好的。
　　二是實行「瑾峻刑」，執法很嚴，頗有朱元璋之風。對於打擊官員失職和貪污腐敗不遺餘力，以獨特的「罰米例」，對失職官吏以罰米為單位的俸祿為手段。「丁末，工科給事中吳儀核寧夏、固原等處倉場秋坯虧折之數，劫歷任巡撫都仰史徐廷薄... ...等十六人，侍郎碩佐及管糧郎中、副使、金事徐鍵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劫巡撫寧夏全都御史劉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及苑馬寺卿、全事、知府、間知及管屯衛宮十餘人，皆入罰米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丑，給事中白思誠、御史儲珊等，復參遼東倉庫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後各任椰移虧折之數，遂及都御史王宗彝... ...及郎中、給事中、御史等凡數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罰米輸邊，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罰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鑒武宗》)
　　三是降低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三月，甲辰，振浙江饑... ...又停止本年應解雜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
　　四是建立官員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宮不必以時。」為避免戰事發生時各鎮守將領擁兵自保或各自為戰，邊防方面，乃請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達，鎮、巡以下皆受節制，對於屯制，劉謹下令作重新的全面勘查，清理了一些假冒的不法之事，整頓鹽法亦有成效，秋，七月，戊戌，劉復矯旨造御史喬岱等往核兩浙鹽課，追論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賠償商課，自數千兩至數百兩，按歷年深淺及大課多寡以定陪納之數，皆令輸京師內承運庫。(《明通鑒武宗》)另據史載，劉謹用事期間，還組織編纂了《通鑒纂要》。
　　五是對科舉、民俗也有規範。劉瑾曾調整各省的科舉錄取名額，增加西部地區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錄取人數，降低了江西錄取人數。還有一些不拘禮法，在當時看來很奇怪的舉措，如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 ...等，為時人所側目。
　　六是禁止太監干政，限制宦官權力。很值得一提的是，劉謹雖為宦官出身，但他專權期間卻推出了一些禁止太監干政、限制宦官權力的規定與做法，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且他的親信都是外臣，如內閣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尚書畢亨、朱恩等，並無一個宦官，以至遭內廷嫉恨。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竟成了他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史書記載，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劉謹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之。 叛亂平定之後，張永回京，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就這樣，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時候，造成了一個既成事實。不過武宗還不想嚴懲劉謹，次日晏朝後，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到抄家的時候，因為太監們事先作了手腳，結果「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明史列傳192》)
　　我們知道，此時的劉瑾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說謀反，恐也是心有餘力不足罷了。畢竟，因為他專權亂政時(雖專權時間不長，只從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數年而已)確實幹過不少損害國家、侵害社稷、傷害民生的事，導致不得善終也是咎由自取、實至名歸。
　　《明通鑒》說，剛開始謹初通賄，望不過致百金，(劉)宇首以萬金贄，謹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倒了後來，則發展到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從這一軌跡看，無疑是所有不受監督的掌權者必經之路、必得下場。所以，那怕劉瑾即便是曾經做過一些有利於國家基業穩固、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變法，後來變為成昌敗亡的權力鬥爭犧牲品，既是封建皇權政治的必然，更是其自身不正的結局，不足為奇，不存可惜。
　　不過，我們倒是可以從劉瑾的人生軌跡汲取失敗教訓，學會辯證評價，真實瞭解歷史，避免工作失誤。這就是筆者探討劉瑾變法的初衷，但願能有些許啟發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