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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爆發的那場愛國民主運動﹔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是指從1915年發端，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那場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即“五四新文化運動”。

　　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遷，始自1840年。1840年後，在西方列強的沖擊和歐風美雨的侵襲之下，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也開始從不同層面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從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到發動政治變革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再到後來呼籲思想文化、倫理道德更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文化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思想文化”層面被逐步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時，是中國人的文化空前失敗，文化自信心空前低落，文化認同空前虛無的時期。因此，新文化運動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屢經挫敗、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該如何重建？而這場運動本身給出的答案是：徹底向傳統文化告別，全面學習以“民主”和“科學”為核心價值的西方文明。

　　但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期，對於這條全面學習西方的文化建設道路就開始出現質疑的聲音。首先是1922年1月，東南大學的梅光迪、吳宓、胡先?等教授在南京創辦了《學衡》雜志，揭櫫“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反對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要求發揚民族文化，重建民族自尊。隨後在1923年，學界又發生了“科玄論戰”，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等人為代表的“科學派”提倡科學萬能，認為科學方法和科學觀念能夠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而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則反對科學萬能，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

　　當然，“學衡派”反對的並不是學習西方文化思想，而是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全面西化﹔同樣，“玄學派”否定的也不是科學本身，而是認為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在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後，文化復古派早已被趕下歷史舞臺，要不要學習西方思想文化已經不再是問題。此時問題的焦點變成了五四的道路該如何繼承？如何發展？西方文化要全面學習，還是有選擇地學習？傳統文化中還有沒有值得現代人守護的價值？中國文化建設的立足點應該放在哪裡？這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思想界、知識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重大問題。

　　19世紀30年代，擁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自由派和反對把傳統文化全面打倒的文化保守派就上述問題進行了一次大論戰：以胡適、陳序經、梁實秋等人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主張中國應全方位、無保留地學習西方，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以王新命、何炳鬆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而得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派”則強調必須保持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和主體性。對於上述雙方的大論戰，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是關注的，而且也積極表達了自己不同於爭論雙方的意見。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全盤西化派”隻看見文化的世界性，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派”隻看見文化的民族性，他們沒有把兩者辯証地統一起來。“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顯然是不可取的，而“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也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表現而已。

　　19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建設理論：新民主主義文化觀。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將之表述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當然是堅持民族本位﹔“科學的”，繼承的是五四的道路﹔“大眾的”，毛澤東解釋說“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依然是向五四致敬。新民主主義文化觀，是在吸納綜合前人主張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表達的是一個力圖融合中西，兼顧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建設思路。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也全面確立。同一時期的台灣，除了國民黨政權的意識形態之外，以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一批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自由中國派”則在繼續弘揚五四傳統。而此時在台港地區和海外，還出現了接續文化保守主義傳統的新儒家，主張返本開新，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在20世紀中葉的中華文化圈中，並存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這三種不同的文化建設思路。

　　文革之後，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之路。在國門打開、思想解放的同時，文化取向、價值觀念的多元沖突日益鮮明，思想界再次出現了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全面擁抱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西方價值體系？還是重新回向傳統文化尋求醫治現代化病症的靈丹妙藥？是否可能通過融合中西而達成中國文化的更新？

　　在19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知識界的主流是面向西方尋找啟蒙和現代化的思想資源，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則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思想障礙。1986年之後，在知識界影響力巨大，被尊為青年思想導師的哲學家李澤厚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西體中用”思想。李澤厚認為：“體”是社會存在、生產方式、現實生活以及生長在這體上的理論形態。所謂“西體”，就是通過現代化（即西方化）來改變中國的社會本體，即小生產的經濟基礎、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謂“中用”，即如何把西體適應、運用在中國的各種實際情況和實踐活動中。實體與功能即“用”本不可分，因此，如何把“西體”用到中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創造性的歷史進程。首先不要使西學被中國本有的頑強的體和學所俘虜改造或同化掉﹔進而，要用現代化的西體來努力改造轉換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西體中用”之說，實為一種“溫和的全盤西化”主張。

　　與“西體中用”論者鮮明對立的則有以杜維明為代表的新儒家。新儒家力圖在現代中國恢復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重建儒家的價值系統並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現代化。杜維明追求的是從中國的本土經驗出發，對儒家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重建其內涵，以便從中尋找一種普世化的價值觀以回應西方近現代以來的啟蒙價值觀。與海外新儒家的上述主張相呼應，則有國內學者蔣慶、陳明等學者力倡“儒學復興”。

　　此外，以張岱年、方克立為代表的學者則力圖超越上述中西之爭，追求一種融會貫通、綜合創新的文化建設之路。在19世紀80年代的中西文化爭論中，張岱年就提出了“綜合創新”說，主張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優點“綜合”於一體，以“創新”中國文化。其後，方克立在繼承吸收“綜合創新”說的基礎上提出“馬魂、中體、西用”說，並總結為“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五句話。方克立認為：所謂“馬學為魂”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堅持中國新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所謂“中學為體”就是以有著數千年歷史積澱的自強不息、變化日新、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的中國文化為運作主體、生命主體、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堅持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原則。所謂“西學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對主體文化有學習、借鑒價值的東西為“他山之石”，為我所用，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

　　從五四以來至今，關於中國文化建設的思考、討論已經一路走過了將近百年，世界和中國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知識界、思想界關於“全盤西化”，還是“民族本位”，抑或“融合中西”的思考和爭論一如其舊。中國文化該如何建設？中國文化將向何處去？中西融合的道路是否可行？這成為貫穿20世紀中國的思想史主題。一代又一代學者關於上述問題的爭論，充分說明五四提出的“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一直未能解決，至今還在拷問現代人的智慧。

　　今天我們紀念、思考五四運動，回顧那一段激蕩澎湃的歷史，首先是表達後人對於先輩的尊敬和懷念，表達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一種溫情與敬意”。同時，紀念五四運動最好的方式，就是闡揚、繼承、完成先輩們曾經為之奮鬥但未竟的事業。五四時代提出的文化建設任務直到今天還沒有完成，五四的文化遺產還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思考。在不可逆轉的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如何應對外來文化的挑戰，如何吸納綜合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精華，如何在整合的基礎上實現創新，創造出新的文化中心和新的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文化的百年難題，也是當今文化建設中繼續要探索的中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