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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9月6日，陝西三原縣石橋鎮村外的田野上臨時搭起了閱兵台，我9000多名紅軍將士在這裡誓師出征，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129師”。三原誓師后，129師和先前整編的115師、120師一樣直接開赴抗日前線。一個月后，國民政府宣布南方各省（瓊崖除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然而，八路軍、新四軍番號的由來卻頗費周折。

　　西安事變結束了10年內戰，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質是兩黨的軍隊合作抗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國共搞黨內合作的教訓，確定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的方針，即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之下，“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壯大和發展人民武裝。紅軍要合法化，就要整編，整編就要有番號。蔣介石卻遲遲不願給番號。因為與孫中山主動實行國共合作相比，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卻是出於被逼無奈。雖然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等6項條件，但實質上，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決心一直沒變。他想通過“合作”實行軍令、政令統一，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人事權），達到收編紅軍，進而消滅共產黨的目的。紅軍整編后的領導權問題，始終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談判的焦點。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來等赴西安，同國民黨就紅軍改編和開赴抗日前線問題進行談判，提出：“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組成一路軍，設總指揮部，配正副總司令，下轄4個軍、12個師、36個旅、108個團，軍官由延安派。而國民黨隻給2個師、8個團的編制，不設軍和總指揮部，除師長外，其他軍官由南京配備，直屬國民黨軍政委員會領導。雙方圍繞人員編制和領導權問題僵持不下。此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隻要蔣介石同意改編紅軍，就是我們的一大勝利。”中共再作讓步。3月8日，談判達成5條意見，上報蔣介石審批。其主要內容是：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按國軍同等待遇。編為3個師，計6個旅12個團及直屬隊共4.5萬人。設總指揮部，干部由中共推選。史稱“三八協議”。但沒想到這個由蔣介石指導下產生的協議，蔣又反悔，不同意了，談判又回到了起點。

　　3月下旬至4月初的第2次會談、5月2日至14日的第3次會談，蔣介石依然從控制、取消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權出發，先是同意改編為3個師，設總部，軍官由延安派，但總司令由蔣委派﹔后又提出紅軍師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國重新安排，師副職由國民黨派。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到國民政府中“做事”。中共堅持對紅軍改編后的領導權，反對國民黨派人到部隊任職。

　　就在國共談判進行不下去的時候，盧溝橋事變爆發了。第二天，中共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當日，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請纓殺敵，“誓與日寇決一死戰”。7月17日，周恩來到廬山同蔣介石舉行第4次會談。由於蔣介石幻想日本人不擴大事態和再次媾和，談判無果，但全國的抗戰形勢使紅軍的整編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澤東在命令部隊雲陽集中做好自行整編准備的同時，積極開展統戰工作，他親筆給蔡元培等70余名學者寫信，通報兩黨會談情況和紅軍急於上前線的決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趕赴南京，絕食靜待3天，逼蔣答復紅軍改編。8月上旬，周恩來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並舉行兩黨第5次談判，期間拜會了馮玉祥等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闡明了共同抗日和改編紅軍的原則立場，使兩黨半年會談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馮玉祥以辭副委員長相勸蔣介石同意紅軍編3個師。蔣介石深知不同意共產黨的整編方案，紅軍上不了前線，自己罪責難逃﹔給了紅軍番號，讓其名正言順地抗日又無異於放虎歸山。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表面答應給紅軍番號盡快讓其改編，可肚子裡仍然盤算著如何消滅共產黨。談判伊始，國民黨軍政委員會部長黃紹竑和副參謀長白崇禧提出“黃白案”：八路軍以2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至代縣附近下車，到蔚縣一帶集中。另一師沿隴海路轉平漢路，在徐水下車，到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看后輕蔑地一笑：“胃口不小啊，他們這是想吃掉我的整個紅軍啊！” “黃白案”遭到拒絕。談判再被擱置。

　　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一直斷尾求生的蔣介石有點恐慌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華北喂不飽侵略者，這次日本直掐咽喉。江浙是蔣介石發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國在華重要利益所在地，非東北、華北可比。如今日本人打上海，要抄老家、斷后路了。蔣介石再三權衡后，終於放棄了“收編”的企圖，國共會談出現了轉機。蔣介石在調動國軍淞滬會戰的同時，同意“三八協議”。紅軍整編后的番號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軍，3個師的番號則是吃敗仗被撤銷的東北軍115、120、129師。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宣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設總指揮部，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指揮。115師師長林彪，120師師長賀龍，129師師長劉伯承，全軍編制4.5萬人。為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成立前方軍委分會，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書記。軍委強調：“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斗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証紅軍在改編后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斗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

　　中共中央在針對八路軍領導權的同時，對新四軍整編中的領導權也同樣重視。葉挺擔任軍長的過程和新四軍番號的由來就說明了這一點。

　　廣州起義失敗后，葉挺流亡國外，“九一八事變”后到澳門居住。“七七事變”后，他結束流亡回到國內。“八一三事變”后，葉挺向蔣介石提出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讓我來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改編這些軍隊”的建議，並說改編后番號叫“新四軍”。蔣介石接受了葉挺的建議，番號則得到了國共兩黨的認可。蔣介石認可“新四軍”，是他任總司令的北伐軍中有個第四軍。毛澤東認可“新四軍”，是他創建人民軍隊的第一個軍是紅四軍。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北伐的8個軍中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斗力最強。共產黨員葉挺任第四軍直屬獨立團團長。1926年8月下旬，在進攻湖北重鎮汀泗橋和賀勝橋戰役中，面對吳佩孚3萬余精銳主力，葉挺獨立團的2000多名勇士勇猛血戰。1927年1月15日，武漢的粵僑聯歡社將精心鑄造的一巨型鐵盾贈送給第四軍將士。該盾正面中央鑄有“鐵軍”兩個豎寫的大字，鐵盾右上方題“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全體同志偉鑒”。 因鐵軍“獨負盛名、戰績輝煌”，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后的第一支部隊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為中共第一軍。葉挺提議把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就是希望繼承“鐵軍”和紅四軍的優良傳統。

　　毛澤東雖認可“新四軍”這個番號，但對葉挺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卻不完全放心。因葉挺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沒有推選葉挺為軍長人選，而中共推薦的其他人選，國民黨反對。國民黨隨之提出由陳誠或張發奎指揮“新四軍”，中共不同意。國共兩黨在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后由誰指揮這支抗日武裝相持不下。9月28日，蔣介石突然單方面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在蔣介石看來，葉挺在國外過了10年流亡生活，已脫離共產黨且失去了共產黨信任，想乘機把葉挺拉過去，通過葉挺把紅軍游擊隊抓在自己手裡。

　　中共中央沒有立即同意葉挺就任新四軍軍長，因為葉挺長期寓居海外，雖然歸國后見到周恩來時有一個表態，但中央對他的政治態度和立場還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個考察了解的過程。10月9日，毛澤東致電正在南京同國民黨談判的博古和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恢復黨籍或完全接受黨的領導，而不受國民黨的干涉，並是否願意到延安來一趟。葉挺獲知后明確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決定赴延安。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中共認可葉挺任新四軍軍長，同時決定成立以項英、陳毅為正副書記的軍委新四軍分會，以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

　　11月3日，葉挺到達延安，受到熱情歡迎，毛澤東致詞：“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激動地說：“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現在又跟上來。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正確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11月9日，葉挺告別延安回到武漢。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移駐南昌，2月部隊開始集結整編。全軍1.03萬人，編為4個支隊：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

　　改編結束后，新四軍向皖南、皖中集結，整訓后開赴華中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

　　葉挺懷揣蔣介石的委任狀，身穿國民黨的將軍服，但一直白皮紅心，對共產黨忠貞不渝。皖南事變被俘，蔣介石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葉挺信念不改，出獄后的第一個要求是重新入黨，后因飛機失事犧牲。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

　　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兩黨共同組織北伐，北伐成功了，蔣介石卻背叛革命，殺了共產黨個措手不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既堅持統一戰線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使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合法生存發展。抗戰勝利了，蔣介石又故技重演，妄圖3個月消滅共產黨，但毛澤東早有准備，蔣介石的陰謀失敗了。可以說，沒有紅軍改編八路軍、新四軍的成功，就不可能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