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sir

　　五四運動的領袖是誰，是一位還是幾位，長期以來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毛澤東在1942、1945年先后兩次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文革”剛結束不久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五四運動回憶錄》一書中，則隻承認李大釗是領袖，對其他人一律採取否定的態度。再過十年，即五四運動70周年時，人們的認識逐漸接近歷史。在當年舉行的“紀念蔡元培誕辰12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有人提出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與李大釗應同是五四運動的領袖。這一認識很重要，但散見於一些文章中，缺乏系統論述。時至今日，五四運動過去近百年，關於五四運動領袖問題，我想把它作為一個重要歷史問題提出來，還歷史本來面目，確立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為五四運動“四大領袖”的歷史地位。

　　四大領袖在五四運動時期，各有貢獻

　　四大領袖在五四運動時期，各有貢獻，展現了我國近代歷史上少有的五彩繽紛的歷史景觀。現依他們登上歷史舞台的順序分敘於后。

　　蔡元培 他的突出貢獻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與保護，並提出了著名的、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方針。在這一方針下，他首先集中力量改造舊北大，把它建成科學與民主的陣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特別重要的是，上述方針為北大開啟了一片自由天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想、流派，可以在北大自由地傳播，民主主義甚至馬克思主義趁機發展起來。蔡元培支持李大釗在北大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設宣傳唯物史觀與社會主義的課程與講座，使馬克思主義首次在中國大地上發芽、生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新北大﹔沒有新北大就沒有五四運動，即使有也不知要推遲多少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導人之一許德珩回憶說：在這個運動中，蔡元培先生“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指導者，簡直是實際上的行動者。”

　　陳獨秀 五四時期陳獨秀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幾乎無人不知。其一，這和他主編《新青年》有關。《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輿論陣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革命青年的向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二是在他的呼喊倡導下，民主與科學成了五四運動的主要口號與運動主調，影響極其深遠。其三是他的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他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既深刻又尖銳，是當時的人無誰可比擬的。

　　正因為如此，一大批進步青年都團結在陳獨秀周圍，紛紛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一些革命青年甚至還直接與陳獨秀和《新青年》聯系，爭取支持，並仿效《新青年》在各地創社團、辦刊物，形成一股龐大的全國新文化力量。較有名的為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惲代英、林育南在武漢組織“新聲社”，出版《新聲》雜志等。他們都以陳獨秀為領袖，以《新青年》作向導。如1919年3月，惲代英等致函《新青年》說：“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裡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地醒悟過來，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五四時期的陳獨秀確如毛澤東后來所評價的那樣，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胡適 五四時期的胡適幾乎與陳獨秀齊名，常被人們簡稱為“陳胡”，其地位與影響力僅次於陳獨秀。胡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最大貢獻就是積極鼓吹“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他的倡議得到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支持與並力提倡，隨之，“文學革命”的口號風行全國。“文學革命”的最大功績是把文學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還原給廣大平民百姓，使廣大人民群眾迅速接受了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提高了認識水平與思想覺悟，使新文化運動很快形成全國性的運動，並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

　　李大釗 如果說蔡、陳、胡主要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起領導作用的話，那麼在五四愛國運動中，起主要領導作用的則是李大釗與陳獨秀了。李在運動中的主要貢獻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由於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宣傳，使中國人開始從進化論史觀中走出來，以唯物史觀武裝自己。這便從根本上扭轉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方向，即中國革命由此轉向了社會主義范疇，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如鄧中夏、毛澤東、惲代英、趙世炎、楊賢江、張聞天、高君宇、何孟雄、羅章龍等，他們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骨干作用。李大釗還號召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促進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這一切為隨后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准備了干部條件。這些偉大功績，炳彪史冊，是任何其他“五四”領袖都無法比擬的。

　　四大領袖的領袖作用、影響與感召力主要體現在思想精神方面

　　五四運動“四大領袖”，主要是指思想領袖或曰精神領袖而言。他們的領袖作用、影響與感召力主要體現在思想精神方面。五四時期的主要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潮有四大類：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

　　民主主義的旗子蔡元培高舉著。五四時期，民主主義運動在南方由於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受挫而暫處低潮中。在北方，民主主義卻有上升之勢。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民主主義運動。蔡元培本來就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民主與自由。在后來的革命過程中，他多以教育家身份出現，走教育救國之路。因而他的民主主義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民主教育實踐中。在近代中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總是以社會主義為盟友。蔡與其他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樣也歡迎十月革命，同情社會主義，甚至在五四運動中還高喊“勞工神聖”的口號，這使他的民主主義思想進一步升華，民主主義的旗子亦更加鮮艷奪目。

　　社會主義大旗由李大釗高擎著。五四時期是中國先進分子關於中國應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大辯論、革命觀大轉折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先進分子都追尋民主主義，向往西方資本主義。但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強權擊敗公理，國人開始覺醒，開始對資本主義產生懷疑。這時正值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宣布廢除沙俄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人們的視線轉向俄國，轉向了社會主義，不少先進分子認為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出路。於是五四時期，在中國大地興起了一股不小的社會主義思潮，什麼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社會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托爾斯泰不抵抗社會主義、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社會主義等，五花八門。這些思潮激發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興趣與關注，但也攪亂了人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視線。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批判了各種改良型社會主義，糾正或扭轉了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的一些錯誤認識。比如，針對社會上一些人對社會主義搞階級斗爭的疑慮，李大釗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不存在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只是“階級社會自滅的途徑”﹔社會主義建立后，階級斗爭即將“熄滅”，而代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是一個協合、友誼、互助、博愛的社會。在李大釗看來，協合、友誼、互助、博愛，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是社會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和諧社會。在李大釗有關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從而擴大了社會主義隊伍，增強了社會主義力量，保証了五四運動的勝利及其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激進主義的代表是陳獨秀。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與現代人理解的激進主義不同。近代的激進主義是包括革命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內的革命主義。五四時期的陳獨秀對封建主義的批判特別猛烈，常被稱為是一員“闖將”。當然，這種激進主義在實際運行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偏激，以感情代替理性，說了一些過頭話，如他在批判舊道德時，一概否定為“奴隸道德”﹔反對舊文學，一律斥之為“貴族文學”﹔在對比中西文化時，認為中華民族一切都是“卑劣”的，西洋民族一切都是“高尚”的，主張“歐化”﹔等等。當然，這些言論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是一些“恨鐵不成鋼”的激憤之詞，也有一些“重病需猛藥”之意。

　　自由主義的旗手是胡適。胡適自稱“我們是愛自由的人”。他提倡自由、崇拜自由，認為“自由主義運動是愛自由，爭取自由，崇拜自由”的運動。他把自由提到相當高度，幾乎達到自由就是一切，一切為了自由的程度，陷入自由拜物教的迷霧中。他把爭取自由與提倡個性解放與女子解放聯系在一起，嚴厲譴責社會對個性的摧殘、限制其自由發展的罪惡，希望建立一個“真正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決不能迷失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知識女性在胡適女子解放、女子自立的號召下，紛紛走出封建家庭，走上社會，爭做與男子一樣的“自立”新人。胡適等的自由主義思想在后來的革命戰爭時期，企圖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追尋所謂第三條道路（或稱“中間路線），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搖擺。但其多數最后都拋棄了自由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四大領袖的一大特點，就是“和而不同”

　　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你與《新青年》有不可分的關系，以后我們決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的人結合起來……在這團體中，固然也有許多主張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個團結這樣顏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這裡，李大釗指出了兩點，一是他們“顏色相同”，一是“許多主張不同”。這集中反映在四大領袖的關系中。

　　所謂“顏色相同”，即上述四面旗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都爭取中國獨立、民主、自由、平等。這一愛國主義信念，把他們團結在一起，構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他們相互間組成了一個優勢互補的有機整體，誰也離不開誰。單有蔡元培不會有新文化運動﹔同樣，單有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也不會有新文化運動。蔡元培為陳、胡、李等提供了北大這樣一個大平台，使他們有機會有條件發揮各自的聰明才干﹔而沒有陳、胡、李對蔡的眾星捧月，蔡也不可能使北大有如此輝煌的歷史成就。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甘願冒風險去保護朋友、援救朋友。他們之間的真誠友誼與他們的歷史功績一樣，值得大書特書。然而他們四人的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當然不同，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當然也有極大差別。而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一些矛盾逐漸顯露，分歧也越來越多。這便出現了《新青年》編輯部的分化，出現了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然而這一論戰的性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被夸大了。現在，學術界已大致取得了共識，即認為這一爭論不是敵我性質的問題，而是統一戰線內部的路線、道路、思想之爭。

　　四大領袖之所以長期不被承認，有歷史方法與歷史觀點方面的原因

　　一是對五四運動的歷史不夠全面了解。五四運動分前期與后期兩個發展階段。前期是新文化運動，后期是五四愛國運動。前期是民主主義運動，后期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新文化運動、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准備階段，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也就不可能有五四愛國運動。五四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發展。在新文化運動中，主要領導力量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蔡元培、胡適甚至陳獨秀、李大釗都屬這一類型。但隨著新文化運動轉入五四愛國政治運動，隨著社會主義的傳播與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無產階級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我們今天所以在“五四”領袖問題上產生分歧或有模糊認識，主要是未能把五四運動的兩個發展階段嚴格區分開。以五四愛國政治運動代替整個五四運動，擠掉了新文化運動，從而隻承認李大釗、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領袖，而否認蔡元培、胡適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袖。這種割斷五四運動歷史的方法，必然得出一些錯誤歷史結論。

　　一是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以其晚期的歷史問題否定其前期的功績，否定胡適、陳獨秀為五四運動領袖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否定胡適主要是因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了四年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做了國民黨的官。其實胡適一生主要還是文人，從事文化學術工作，做國民黨的官時間較短。何況他做國民黨的官恰逢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做大使時期的主要工作是拉美援、宣傳中國抗日業績，為抗日戰爭作出了一定貢獻。這不僅不是過反而有功。陳獨秀的問題比較復雜，突出的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與“托派”問題。陳當然有錯誤，但這些問題又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左”傾機會主義攪和在了一起，他成了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錯誤的替罪羊，成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重要打擊對象。總之，對個人歷史問題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與評定，對其一生的評價，前期的就是前期的，后期的就是后期的。不能採用減法，用錯誤去抵消功績，或用功績去抵消錯誤。陳、胡問題，用后來的歷史問題去抵消其在五四運動中的偉大貢獻與歷史地位是不科學、不可取的。

　　一是把歷史問題政治化。在極左思潮與“唯階級斗爭史觀”盛行的時期，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甚至民主主義，都成了反對與打擊的對象。蔡元培、胡適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怎麼會承認其為五四運動領袖呢？在極左思潮下，歷史被當作階級斗爭工具，強調歷史要為現實政治服務。於是，歷史就隻講革命性，不要科學性﹔不講學術性，隻講政治性。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功績也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誰要是正確評價五四時期的陳獨秀，則謂其為“叛徒翻案”，必在政治上被打倒。極左思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歷史，搞民族虛無主義，不僅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犯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不能承認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就是作為無產階級代表、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也被扣上“民主派”的政治帽子，否認其為五四運動領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唯階級斗爭史觀”，是否定或不承認蔡、陳、胡，甚至李大釗為五四運動領袖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