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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托邦來自於英文「Utopia」，是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莫爾所著書名的簡稱。莫爾在書裡描寫了他所想像的沒有階級的幸福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並把這種社會叫做「烏托邦」，意思是沒有的地方，後引申為理想的地方。應當承認，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
　　明朝朱元璋作為草根出身的皇帝，確實也想建立一個他心目中的「烏托邦」，這是一個復古而又兼有創新的社會。畢竟，朱元璋幼年生活困苦，要過飯，當過和尚。每當想起本該發給自己父母的賑災糧食被官吏貪污，導致父母餓死的情景，他就會忍不住咬牙切齒，這些人統統該殺。因而，他立志要創造一個真正純淨的王朝，一個官員人人清廉、百姓安居樂業的王朝。所以他在位期間，可以說是在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夢想。
　　 據史料記載，朱元璋主要做了以下努力：
　　其一，制定嚴厲的肅貪法律。朱元璋頒布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肅貪法令：貪污銀子60兩以上者，立殺！這個命令顯示了朱元璋肅貪的決心。為了增加震懾力度，朱元璋還制定了一項駭人聽聞的政策：在縣衙設置一個土地祠。朱元璋命令將貪污官員處死後，要在土地祠內把皮剝下來，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眾人參觀，用以威懾貪官。朱元璋曾有位老部下名叫朱亮祖，是明朝開國大將，被封為侯爵，位高權重。但他倚仗自己的功勳，貪贓枉法，陷害清官。當他的惡行被朱元璋發現，毅然決然地將他處死，並真的將他的皮剝下，做成稻草人，懸掛於鬧市，供眾人參觀，以警戒官吏。
　　其二，歡迎百姓的監督舉報。朱元璋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於廣大人民群眾。洪武中葉，大明帝國裡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痛擊腐敗的官僚主義。
　　朱元璋賦予了百姓監督權。朱元璋首先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洪武十九年(1386)，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腐敗官員。朱元璋還賦予了百姓執法權。朱元璋在一則號令中規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那麼「全家族誅」。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就這樣，朱元璋創造了一個以往封建統治者聞所未聞、更不敢想的政策： 規定普通百姓只要發現貪官污吏， 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檢查站必須放行，若有人敢於阻擋，不但要處死，還要株連九族。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舉報監督保護的措施。試想，在這樣一種高壓政策下，還有幾人能夠明目張膽頂風違紀？還有幾人敢於大張旗鼓觸犯法條？在全國反貪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出現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裡，被親戚捉住，送到京師。於是，大明天下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一直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貪腐官員們要對百姓下跪求饒了。
　　其三，沒有貧富的兩極分化。在嚴懲貪官污吏的同時，朱元璋打擊的目標是富商和地主。他所遵循的思想是創造一個均貧富的世界， 他認為沒有大的貧富分化，就沒有很大的矛盾衝突，社會就能安定。
　　據史料分析，朱元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歧視商人的皇帝。他認為只有實實在在生產糧食和棉花的活動才是勞動。元代的商業比較發達，有錢的商人很多，他們是第一批被朱元璋清除掉的人，例如江南巨富沈萬三就是均貧富的犧牲品。朱元璋做皇帝後，沈萬三對朱元璋竭力貢獻，響應號召到南京投資建房、開酒樓，捐修了從洪武門到西水門的城牆，結果還是被抄了家，發配到雲南。為了貶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明朝建立後，開國功臣變成新興大地主，大肆兼併土地，使得農民流離失所。於是朱元璋大殺功臣，沒收土地後又重新分配給農民，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打擊這些新興大地主。儘管殺功臣在人情上顯得過於殘忍，但在客觀上卻使大地主階級兼併土地的速度減緩了。
　　其四，自給自足的軍隊建設。除了官員和地主，供養軍隊也是古代農民一大負擔，朱元璋很快將改革的觸角伸向這裡。但軍隊是國家的基石，不可以取消，建設一支自給自足的軍隊便成了朱元璋心目中最理想的目標。朱元璋很快在全國各軍事要地設立衛所駐軍，軍民分籍，實施「衛所制」。當時，全國總人口為6050萬，而兵員總數為200萬，平均30個百姓養一個兵，這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明朝初年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於是，朱元璋採取軍屯的辦法以軍養軍。他把衛所周圍的土地收歸國家所有，叫做「官田」，要求各衛所都要從事屯種。具體規定，邊疆地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屯種的士兵每人分給田地50畝，動員軍戶全家共同耕種，配備耕牛、農具，教種植技術，徵收租稅。應當說，朱元璋的努力確實收到成效，基本實現了他的設想。後來，他曾經多次不無自豪地和大臣說：「我養了百萬軍隊，卻不多費國家一粒糧食。」
　　其五，推行農村的自治管理。在千方百計降低了農民的負擔後，朱元璋想到了改造農民社會本身。他試圖以道德秩序來建立理想的農業社會，而不是用他在上層社會推行的嚴刑政策。朱元璋以村為單位，推行里甲制度，這項制度最核心的內容在於農村的自治。鄉村中的長官是由村民推選出來的德高望重的長者，並由他來仲裁村裡所發生的財產、婚姻、爭鬥等等糾紛，傳達朝廷的法令。村中需要定期舉行全村會議來商討事務及表揚近期有高尚道德行為的村民，並號召其他村民向其學習。德高望重者還要向村民們進行道德訓示，並對那些行為不檢的村民進行訓責，如果這些人屢教不改，就會以「頑民」的名義向朝廷申請將其充軍。這樣的農村社會是當時古人心目中的完美社會，即使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有其進步意義：基層的長官選舉制和鄉村的定期全民會議制度，這是很超前時代的兩項創舉。可惜這兩項創舉沒有建立在法制的規範之下，而使得它的進步因素無法全面凸顯，不能貫徹始終。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烏托邦」夢想將能實現，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夢想總是夢想，與現實還有遙遠的距離。
　　朱元璋儘管構思很好，但在封建帝制的大框架下，焉能真正實現所夢所想？我們且看看他的「烏托邦」夢想是怎樣破滅的... ...
　　對貪污的打擊，的確使得洪武時期遍地清官。但是當朱元璋臨死時，覺得經過自己的殘酷打擊，政治已經清明，國家需要文治，所以廢除了酷刑。而失去刑罰震懾的官員，像餓久了的狼一樣瘋狂剝削百姓，這是朱元璋所沒有想到的。
　　對百姓的監督權執法權的賦予，雖然收到了威懾貪官、處罰污吏的效果，但沒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保障的自發行為，帶來諸多弊端，不僅造成「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誤導，還使得為官者人人自危，根本無心理政。從洪武十八年(1385)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幾乎無日不殺人。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就連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不敢輕易步入政界。
　　我們不難發現，嚴酷的法律下，一方面確實淨化了政壇，另一方面卻不可避免地出現審理者務為嚴酷以邀上恩，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的現象。如洪武四年甄別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聲勢都極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與郭桓案的規模最大，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到十九年(1386)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
    朱元璋「均貧富」的努力給農民帶來了有益的效果，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對這種復古式的理想主義根本就不適應。市場交易已經被當時的人所接受，商品的流通已是人們必不可少的需求，用強制的手段把經濟社會重新納入到古代生產力低下的農業社會是行不通的。表面看，軍隊自給自足的政策，降低了國家與民眾的負擔，但卻由於忙於經商務農增加創收，疏於演兵習武，大大降低了軍隊的作戰能力，以致於明初依靠冷兵器把號稱史上最強的蒙古軍隊一路趕到漠北的明軍，在200多年後依靠火器再也抵擋不住來自滿洲騎兵的衝擊。同樣，明朝中期，土地兼併導致鄉村結構發生了異變，朱元璋苦心搭建的農村道德社會實際趨向於瓦解。至此，朱元璋的「烏托邦」夢想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破滅，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綜上所述，朱元璋的「烏托邦」夢想實踐，從成功走向破滅，絕非偶然，既有無法避免的社會制度的因素，也有政策制定實施的不足；既有內在基礎不夠堅實的原因，也有外在環境不夠適應的緣故。因此，在分析朱元璋的失敗教訓時，是否也能給我們今天的工作以啟示呢？我想，還是有許多值得研究和深思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