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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明史的人，很可能因清楚明朝有特殊機構“錦衣衛”的存在，就誤以為大明王朝是「特務機構」最多、特務活動最猖獗和社會最黑暗的時代，誤以為是朱元璋開創了利用特務秘密刺探消息、監督官與民的先河。其實不然。朱元璋及大明王朝不過是學習古人的一些做法罷了。讀過《三國誌》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三國時魏國的奠基人曹操設置的“校事”，就是一個類似明朝東西廠的特務機構。世人皆知，曹操儘管是一代梟雄，有能力有作為，但卻疑心病很重，對誰也不放心。為了及時掌握群臣和民間對他是否忠心，便廣佈耳目、刺探隱秘，這跟他詭詐殘忍、善用權謀的心理是十分吻合的。
　　據《三國誌》記載，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三年，回到許昌，初置軍師祭酒(這是司空的僚屬，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後來魏國出現一種特殊的官員，其職司類似明之東廠、近代的密探(也即秘密警察)，這就是校事。第一任校事的頭目是盧洪、趙達。至於他們如何為所欲為、濫用權力、殘害無辜，古典古籍裡著墨不多，卻記有當時軍中流傳很廣的諺語：「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這些人的來歷，正史上都沒有記載，常常是忽然出現，當初史官想必也是用秘密方式搜羅到的。他們的情報靈通，身手輕捷，對人主絕對忠誠，人主也給他們以特殊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予取予求，然而朝廷的正常職權也就必然被他們破壞了。只要一提及他們，與大明王朝時期之官員或百姓聽到魏忠賢、劉瑾等惡名所產生的恐慌和懼怕的心理是一樣的，足以說明曹操的特務也皆是鬼見愁一般的手段、一般的人物。
　　曹操時的法曹椽(相當於現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嚴重破壞朝政與體制等問題向曹操進諫：「設法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法曹掾管的是司法上的案件，自然會與校事的活動發生衝突，曹操卻回答說：「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事無大小皆能偵悉)，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曹操的話倒很坦率，似乎也不算錯，例如將全副精力用在“刺舉”上，賢人君子能做得到麼？這中間還有一個德操問題，賢人君子不能不考慮，校事卻什麼都不放在心上。這表明，這些校事雖是在曹操默許下行事，但曹操卻根本沒把他們高看，至少是沒把校事跟賢人君子同等對待。曹操的這種做法，與大明王朝統治者過分寵信特務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否則像高柔那樣的正直法官不可能不會遭特務暗算。就這個角度看，曹操還不至於對身邊大臣下毒手，存有幾分節制和理性。
　　高柔長期以來，感覺校事的所作所為不公開、難公正，故對校事一直在鬥爭著。數年間，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多達萬計，高柔估計其中必有誣陷，便上表要求核對虛實，還民公道，對那些僅因過失而犯禁的，高柔通過罰金處分，以避免用刑過度、濫殺無辜。假如不是這樣做法，曹魏的特務機構製造的「冤假錯案」，可能並不比明王朝東、西廠和錦衣衛誣陷的案件遜色。
　　在特務的設置上，曹操的後代跟朱元璋的子孫也是一樣的，越往後越猖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校事的權力絲毫不比明代東、西廠小，他們上察宮廟、下攝眾司。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直到司馬氏專權之後，考慮到校事都是曹魏舊人，才下旨撤銷校事一職。這是論校事罪惡最痛切的一篇，也是密探史上的重要資料，一般讀《三國誌》的人不一定注意到。我們今天探討這段歷史，並不是說曹魏是唯一使用此方法者，據史料記載孫吳也有校事(亦名典校郎)一職，在此就不多說了。
　　至於為什麼要設立這個職位，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秘密活動，效果自然比公開的強，光憑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的官員們能夠得到多少情報？特別是對大臣的隱事，更要用秘密手段，便於最高統治者監督監控監管。
　　何謂特務，我們已經一目瞭然了。它是指服務於政治集團，經過特殊訓練並執行特殊任務的特殊群體。它無疑是階級存在的產物，是鬥爭形勢的需要。只要國家、民族、階級還存在，特務這個特殊職業也許就會長期存在。只不過時代不同、形勢不同、環境不同了，其工作職責任務目的手段會有所改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