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袁世凱
武昌起義爆發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在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反映了革命形式的迅速發展,加速了清朝的滅亡。然而不久,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歷史進入了袁世凱北洋軍閥的統治時期。直到護國運動推番了“洪憲”帝制,袁世凱在唾駡聲中死去。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不管是作為最大反派的袁世凱,還是作為幫兇的汪精衛,都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袁世凱是近代中國臭名昭著的反動人物、竊國大盜,沒有任何可取之處,而汪精衛則受了袁世凱的蒙蔽,被其利用,成為其走狗,似乎已成為歷史的公論。但是,任何歷史現象的出現均與特定時代有關。袁世凱的升沉敗亡與汪精衛所選擇的妥協退讓,既有他們個人的政治應上因素,也與當時複雜而深刻的社會主的諸多因素分不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歸來。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2日,孫中山再次致電袁世凱擁護共和,他一定“讓位”。孫中山於1月22日提出解決時局的無項協議,罷兵談判,重申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真正贊成共和,和談成功後,保袁為大總統,自己“辭職”。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袁世凱的逼迫下宣佈退位,2月14日,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然而袁世凱之所以接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看中的並不是大總統這一名氣,而是透過大總統背後統治國家的權力,是為了奪取全國政權因而1913年3月,他派人暗殺了國民黨代理董事長宋教仁。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稱帝。成為歷史的敗類、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然而在討論袁世凱與汪精衛的關係時,結合當時的局勢是十分重要的。有助於我們瞭解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的歷史。
清朝政府為了鎮壓革命,重新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武昌起義後,清政府迫於形式,為收買人心,宣佈解除黨禁,釋放了汪精衛。剛被釋放汪精衛,聲名大震,在同盟會中的聲望和影響是極大的。汪精衛一出獄,就捲進了南北和議的歷史旋渦中。當時在革命派內部,由於害怕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以汪精衛為代表包括孫中山、黃興在內的同盟會上層領導人,主張實行“舉袁以實行共和”的方針,即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就選他當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在這一問題上,實行共和,建立民國,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標,也得到初步實現。這與袁世凱贊同和接受共和(哪怕是暫時的),有著密切的關係。推番腐敗的清王朝,是革命黨人發動辛亥革命的首要目標,也得到袁世凱的認可和參與。袁世凱及其部屬順應時代潮流,借助革命大勢,採取“逼宮”的行動,才使清廷順利讓了位。如果袁世凱死保清朝,則是另一種局面,甚至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革命黨人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吧希望寄託于袁世凱,並付出極大的代價去爭取袁氏反正,投入反清陣營。縱觀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要推番封建王朝,並奪取政權,無不借助各種力量,無不需要暫時妥協,無不經歷反復多次的鬥爭。革命党正是爭取和利用袁世凱實力派,才順利達到推番清朝,完成“第一次革命”的目的。
而初建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應該由誰出任?從革命的立場出發,從政治威望方面說,非孫中山莫屬。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尤其在一個封建半封建的國度裏誰當總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除了政治威望,實力和政治、社會基礎起了重要作用,還在於他能否穩定政局和社會秩序,能否實現國家的鞏固和統一。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惟有政治、軍事強人方可問鼎總統職位。
千千萬萬民眾不懂憲政和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還不被廣大民眾,尤其是從舊時代過來的農民和官紳所理解和接受,對於民國,對於孫中山還是陌生的。
以後,由於袁世凱在和談中一再拖延承認共和,加以同盟會內部反對妥協勢力的影響,孫中山一度產生“不願妥協”的想法。所以1月11日,孫中山自任北伐總指揮,以黃興為陸軍參謀長,舉行北伐。對此,汪精衛竭力反對,堅持其南北議和的主張。他認為:“權力為天下之罪惡,為政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
其實當時,孫中山的北伐遭到帝國主義的強烈反對,軍事干涉和經濟封鎖雙管齊下。而革命政府內部,同盟會領導人意見不一,立憲黨人消極破壞,財政經濟困難,又缺乏正確的政策,軍隊無餉嘩變。臨時政府的命令根本執行不了。汪精衛這一主張是有利於維持和平,維護臨時政府的利益。
刺宋案發生後,汪精衛奉孫中山之召返國,致力於“調停”活動,避免戰爭的爆發。當時的國民黨並不具備打敗袁世凱的實力,而袁世凱表面上仍實行民主制度,短暫的和平能夠保存實力,為二次革命與護國運動打下基礎。
“歷史上起過重大反動作用的人物,由於他身居要津、擁有權力,處在發號施令的關鍵地位,往往能左右事態的發展,影響歷史的命運。”而順應時代潮流,利用時局,把握有利條件,正是汪精衛的做法。而他與袁世凱兩人的關係簡單地說也應是相互利用,汪精衛順應時代潮流,利用袁世凱這一起重大反動作用的人物來左右事態的發展,維護民主;而袁世凱則利用汪精衛達到其掌握政權,進而復辟帝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