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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說，歷史記載當秉承實事求原則，以歷史原貌記錄真人真事，但中國古代皇帝卻多有對自己不利的記載，命人重修和篡改之現象。在這種條件下修纂的歷史還有多少史料價值？明成祖朱棣就是這樣一位皇帝。
　　據史料披露，戰國以來，不少君王對不合聖意、直筆寫史的史官和他們所寫的史書，不是貶殺就是焚燒。這種做法，雖可達到洩憤和毀書的目的，但記載君王功績的部分也隨之蕩然無存，顯然此做法有些愚蠢。故自唐朝中晚期始，皇帝們一改以往野蠻做法，開始命人按照自己的意圖和標準，對史官己經修成的史書進行篡改。大文學家韓愈在唐憲宗朝任過史官，在編撰《順宗實錄》時，由於對宮禁中事，直筆實錄，被叱之為「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被憲宗令人刪改。直至唐文宗上台，仍下詔，令宰相路隨修改，理由是「《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實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舊唐書.路隨傳》)。到了宋代此種情況尤甚。宋哲宗紹聖年間，文豪黃庭堅執筆撰修《神宗實錄》，因「誣謗不實」而獲罪，被貶為涪州別駕。就連主編呂大防與參預修史的范祖禹、趙彥若等人，也被牽連獲罪。
　　明成祖朱棣是通過搶班奪權才得以繼承皇位的，故他對修改篡改史書尤為上心特別重視。朱棣想要擺脫篡奪之嫌疑，堵住天下人之口，自然是要對歷史資料加以粉飾才能讓自己的形象正大光明、名正言順起來。
　　下面，我們看看他到底都在哪些方面下了苦功夫呢？
　　其一，否前朝。朱棣深知，假如前朝建文帝接班很正統、業績很突出，那麼自己推翻建文就是違背祖制、違反常規的不合法不合理行徑了。故坐上了帝位的朱棣，既不給建文帝應有的謚號，甚至不承認建文的年號，把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是為了表示他這個帝位不是從建文帝那裡繼承來的，而是直接繼承自太祖高皇帝。
　　他甚至還多次暗示，老皇帝在世之日，就很喜歡他，和大臣動議過易儲一事，想讓他燕王取代皇孫承續大統，當時只因考慮到秦、晉二王在世，且比他年長，這才沒有堅持。在朱棣的一再「努力」下，建文帝在靖難之變後不僅一直下落不明，就連皇帝應有的謚號也空缺，直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與顯皇帝廟號復，改上廟號惠宗，謚號為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到清朝乾隆元年上謚號為恭閔惠皇帝，後世有人以其年號而稱建文帝。
　　其二，改出身。在封建社會，皇位繼承，十分講究嫡長之分。朱棣為了讓自己的皇位顯得合法，他將建文帝時代所修的《太祖實錄》修改了兩次，稱自己是太祖高皇帝的元配馬皇后所生，與懿文太子朱標及秦、晉二王同母，因他的這幾個兄長已經亡故，諸王中自己居長，所以從倫序上說，入續大統是理所當然。至於修《永樂實錄》時，更是直接把「高皇帝生五子」寫了進去。後來修《明史》者不知是疏忽大意還是有意為之，在好幾處都透露出朱棣並非嫡出，才讓我們今天得以知悉真相。
　　明成祖為實現淡化、弱化建文帝的目的，將建文時期的政府檔案大量銷毀，宮廷檔案和皇帝起居錄等塗寫和修改，對一切記載靖難之變的私家記述和文獻都被禁止，正如後世歷史學家所說：「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實記載，已為永樂時毀滅無遺... ...成祖以為罪則罪之，既篡之後，誰與抗辯？」。在皇帝授意下，經一班文臣的遮掩粉飾，正統的官方歷史把明顯的一場政變，演繹為一次意外；把一場逼宮奪權，說成是無顏自焚，實在是卑鄙至極：洪武三十五年六月，靖難的軍隊打到了南京金川門外，「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
　　在這裡稱「建文君」而不稱建文帝，暗示他不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又說他因無臉見人，慚愧而自殺，御用史家的春秋筆法顯露無遺了。在他們的筆下，「今上」的姿態則要高得多，他摒棄前嫌，即命太監前往援救，施救不及，太監只好把「建文君」屍體從火中找出來，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果然如此癡呆？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走上了絕路！」這假惺惺的眼淚能蒙世人一時，血的事實卻任誰也掩飾不了。城破後，建文帝的幾個弟弟無一倖免，小兒子圭甫，當時只有兩歲，朱棣派人把他幽禁到安徽鳳陽老家，直到三世以後明英宗時，這個廢皇子才重新得見天日，那時他已五十有七，智力水平卻像個孩子一樣，連大街上在走的牛馬都分不清楚。此是後話。
　　其三，殺逆者。對一班主張和支持削藩的儒生，朱棣更是恨之入骨，大兵一入南城，就「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對他們展開了毫不手軟的屠殺，這些人多遭族誅，株連甚廣，人稱「瓜蔓抄」。南京陷落後，尚書齊泰被燕兵逮住，押往京城處斬，他的從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才六歲的兒子免死為奴。黃子澄還想圖謀起事，被人告發抓住後，朱棣親自審問，不屈，被磔死。族人無論年少年長全都問斬，姻親全都發配戍邊。
　　其中最為酷烈的，莫過於方孝孺因不肯為朱棣撰即位詔，「夷十族」，誅殺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留下一首絕命詩，慨然就死。學生廖鏞、廖銘檢其遺骸，把他安葬在聚寶門外山上。方孝孺的兄長方孝聞，先他而死，弟方孝友與他一同就戮，妻子鄭氏，兩個兒子中憲、中愈自刎死，兩個女兒皆未成年，投秦淮河死。一門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方孝孺被處死，朱棣命翰林院侍讀樓璉起草登基詔書。樓璉是浙江金華人，也是宋濂的學生，文才出眾。樓璉戰戰兢兢勉強寫完了詔書，回到家，對妻子說，我死了倒也罷了，只怕不承命的話還要連累你。妻子說：「你還好意思回來？面對九泉之下宋濂先生的靈魂，你真的能問心無愧嗎？」樓璉羞愧難當，左思右想，到了傍晚自縊了。
　　本來，方孝孺是錚錚鐵骨之人，後來竟也被朱棣授意下的御用文人在寫明史時，將他刻畫成為一介膽小怕死之形象，真是悲劇。
　　歷史在政治家、在統治者手中變成了可以隨意圓扁的橡皮球，真相還有多少本來的影子？史書還有多少借鑒的價值？對此，我們只能歎一聲，悲劇再也不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