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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社會最底層爬上權力頂峰的朱元璋，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反之，失人心者就要失天下，元朝的滅亡，便是鏡鑒。因此他坐上龍椅之後，便詔諭各級政府：「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而已。」他改革元朝弊政，制定新法，以猛治國，澄清吏治，發展農業生產，鼓勵軍民墾荒屯田，減免稅賦，出台了不少惠民政策，使戰後的經濟得以復甦，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可以說，朱元璋為安邦治國「戴星而朝，夜分而寢」，傾注了全部精力；但他在為鞏固龍椅、保護皇權帝制搞盡了陰謀陽謀，殺人無數。今天我們且不說朱元璋如何作為一代「明君」幹出一番轟轟烈烈偉業，只想談談他為何靠文人治國，卻仇視知識分子，把文人的腦袋當作春韭亂割的一段令人乍舌的歷史。
　　儘管我們知道，歷代皇帝對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識分子，向來不會手軟。罵娘的有之，羞辱的有之，流放的有之，砍頭的有之，誅滅九族的也有之。但把一個柔弱的文人「截為八段」的腰斬方式，卻只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並做得出來。當時明代著名大詩人高啟就是這樣死的。
　　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長洲縣(今蘇州市)人，元末明初詩人。高啟出身富家，童年時父母雙亡，生性警敏，讀書過目成誦，久而不忘，尤精歷史，嗜好詩歌，與張羽、徐賁、宋克、王行等十人經常在一起切磋詩文，人稱「北郭十才子」。同時，他還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也稱作「明初四傑」。雖然同為「十才子」，雖然並列「四傑」，但高啟的文學成就要遠遠超過其他人。
　　在文學方面，高啟可以說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文壇「超級模仿秀」，而且學什麼是什麼，用紀曉嵐的話說就是「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之所長無不兼之」。不過，高啟的這種模仿，絕不是流於形式和外表，更不是簡單的拷貝和刪減，而是「兼采眾家之長」，取其精髓，自成一體，絲毫沒有「偏執之病」。高啟在文學上的最大成就，則是在元末明初這段以演義、小說為主流文化的不利環境下，獨樹一幟的挑起了發展詩歌的重擔，並改變了元末以來縟麗不實的詩風，從而推動了詩歌的繼續向前發展。
　　鑒於高啟在詩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不僅後人尊稱他為「明初詩人之冠」，而且歷代詩評家也都對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大清第一才子」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讚譽高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推崇他為「(明代)開國詩人第一」；一代偉人毛澤東乾脆把高啟稱作「明朝最偉大的詩人」，曾手書過高啟梅花詩。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才思俊逸，風格多樣，為中國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詩人，卻被朱元璋一聲令下施行腰斬酷刑，而且是殘忍的截成八段，這在中國歷代被屠殺的詩人中，可以稱得上是最慘無人道的一幕。
　　說起來，高啟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為本兼受釋、道影響。他厭倦朝政不羨功名利祿。因此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中秋，朱元璋擬委任他為戶部右侍郎，但他固辭不赴。雖被賜金放還，卻讓朱元璋對他產生忌恨。人才不為我用，必為他用，這也許就是朱元璋痛恨高啟的發端。
　　高啟返回吳淞江畔的青丘後，以教書治田過著文人嚮往的那樣自由自在的生活。洪武六年，即公元1373年，蘇州知府魏觀修復府治舊基，請求當地資深文人高啟出面為其寫一篇紀念性的文章，以記盛事。高啟念在家鄉父母官的份上，推辭不過，便躬逢其盛，揮筆撰寫了一篇《郡治上梁文》。誰知就是因為這一篇文章，不僅把蘇州知府魏觀推向了斷頭台，而且也株連了自己，使自己身陷「文字獄」的死囚泥潭。
　　為什麼我們說是高啟的一篇《郡治上梁文》把自己送上刑場？原因有二：其一，魏觀修建的知府治所選在了張士誠宮殿遺址，而張士誠正是朱元璋當年的死對頭；其二，高啟寫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龍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邏輯，「龍蟠虎踞」之地當為帝王所居，你高啟把張士誠住過的地方也稱「龍蟠虎踞」，豈非大逆不道？豈不是另「有異圖」？用現在話說，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圖」。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那麼，朱元璋為什麼會抓住高啟的「小辮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於死地呢？據《明史·高啟本傳》透露：「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就是說，《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啟被殺的導火線，而真正的禍根其實早就已經埋下了。朱元璋以此為由磨刀殺人，很明顯的是在「秋後算帳」。
　　朱元璋殺高啟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為高啟不願意聽命於己。這除了高啟不肯接受戶部右侍郎一職，不給皇帝面子、不願順從、不肯合作外，還在於他寫得詩多次有意無意中觸動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啟曾寫過一首《題宮女圖》的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這本是一首針對元順帝宮闈隱私的閒散之作，與明初宮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對號入座，認為高啟是在借古諷今挖苦自己，所以記恨在心。再者，高啟在《青丘子歌》有「不聞龍虎苦戰鬥」的詩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強烈厭惡。因為高啟寫這首詩之時，正是朱元璋率軍與元軍、陳友諒、張士誠三方強敵在「苦戰、苦鬥」之際，在朱元璋看來，你高啟作為詩人不來吶喊助威倒也罷了，竟然表示不聞不問，你的政治、思想、行動與明政府是怎麼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啟在詩中還有「不肯折腰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對做官毫無興趣，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在封建皇權高於一切的環境裡，在帝王意志一言九鼎的語境下，朱元璋哪裡受得了文人不服管、不「安分」的無顏結局，自然龍顏大怒之際就是人命關天之時。朱元璋在專權統治期間，特別熱衷於消滅文人。遠的不說，單說「明初四傑」，就都無一倖免的落入他的黑手。楊基被莫名其妙的罰作苦工，最後死在工所；張羽被糊里糊塗的綁起來扔到長江餵了魚，屍骨無存；徐賁因犒勞軍隊不及時，被下獄迫害致死；高啟則被活活的腰斬成八段，死得最慘。一個被皇帝忌恨和惦記了好久的詩人，遲早是會走上生命絕路的。
　　據有關史料記載，高啟被行刑時，是朱元璋親自去監斬的，這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朱元璋大概是要親眼看著這位不合作、不給面子，多次用詩文來諷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樣一點一點死去的。歷代「屠夫皇帝」的凶殘程度，莫過於此。高啟被腰斬後，並沒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著自己的鮮血，一連寫了三個鮮紅而又刺眼的「慘」字，表達了對眼前這個當過放牛娃、和尚的農民皇帝的強烈蔑視。
　　高啟，這位當時年僅三十九歲、最有聲望的詩人被腰斬處死，絕不只是一個一般意義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個政治事件，無疑是朱元璋向那些不願順從的文人學士發出的最為明確、也是最為嚴重的高壓警告。也正是這種警告使明初「文字獄」越演愈烈，以致造成長達十三年之中人人自危、不敢提筆的局面，結果文官們不得不請求設計出一種標準的文牘的措辭，以免犯忌。這也成為了明代文壇最黑暗的時期。
　　說到此處，我們不能不回顧一下「文字獄」的涵義。《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 通俗地說「文字獄」，是指舊時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冤獄。皇帝和他周圍的人故意從作者的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嚴重者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以至於所有家人和親戚都受到牽連的「誅滅九族」慘劇等。
　　可見，「文字獄」是政治黑暗、吏治腐敗時期的特有產物。任何政府要建設清明社會、富強國度、法制國家，都必須力戒和杜絕「文字獄」的出現與氾濫。否則，民主法制的政治體系政治制度就僅僅是一句空話、一個泡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