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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殉難」是指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攻破京師，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伴隨著明王朝的滅亡，朝中文臣紛紛以死明志，以各種方式殉君一事。在甲申殉難中為國殉節的文臣不計其數，僅《明史紀事本末》一書就記載了40多人，下面僅就幾位典型介紹如下：
　　首先是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當得知農民軍入城，大勢已去之後，慨歎道：「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無奈地向代表皇權和國家尊嚴的皇宮做最後的跪拜，自經而死。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聽聞消息後說：「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於是整理衣冠，向北跪拜天子，向南跪拜母親，自縊而死。所謂「狐死首丘」，他們二人此時的跪拜也許是因為沒有完成保家衛國的使命，盡到朝中臣子的職責而感到的慚愧，也許更多的是為了表明靈魂的歸宿以及對大明忠貞不二、誓死不渝的忠誠。大理寺卿凌義渠聽聞之後用頭撞門柱不止，以至於血流滿面，在極度傷心絕望之下燒燬了平生所著，整理衣冠自縊而死，死前留下：「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的遺言。這句遺言顯示了明代文臣所理解的「忠」即「孝」的價值觀念，這與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程朱理學是極其吻合的，而明代程朱理學的鼎盛和備受重視與明代文臣氣節的養成和提升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進士孟章明殉國之前的行為很值得我們探究：其妻王氏表示願意為其殉節，孟章明對妻子的這一做法感恩戴德並提出夫人應先死，在確定妻子自縊氣絕之後，自縊而亡。他的這一行為並非個案，在甲申事變中的許多文臣身上都出現過，這種支持妻子殉節的行為與崇禎皇帝臨死前盡殺其嬪妃、公主有著相同的動機：保全女性的清白。在明代，女性「貞操」與男性的「氣節」同等重要，這與程朱理學的普及和教育有關，也與明統治者大力推行的「旌表制度」密不可分。丈夫死後，女子若能為其守節終身便可獲得一塊滿載著榮譽「貞節牌坊」，這對於目不識丁、足不出戶，無法通過自身能力光宗耀祖的明代女性們來說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譽，為了這遙不可及的光環無數女性在喪夫之後孤獨寂寞地度過了自己餘下的時光。明代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逐漸的形成了重貞操的思想意識，而作為封建禮教忠實捍衛者的明代文臣們對於女性貞操更為看重，這樣也就容易理解部分文臣死前的殺妻行為。
　　如果說孟兆祥的做法還可以理解，那麼兵部郎中成德的做法就有些偏激，因為他在殉國前將其年僅六歲的兒子也殺害了。與成德有著同樣做法的還有太傅惠博安舉家自焚，宣城伯衛時春舉家投井，錦衣衛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盡。可以說這種舉家殉國的做法已經排除了前面出於對女性貞潔的顧慮，而是純粹的以死報國，將明代文臣的殺身成仁推向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左都御史李邦華聽聞城陷的消息後，慨歎道：「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庶可死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在文丞相祠中自經而亡。通過李邦華，我們除了感受到文臣的忠義和報國無門的遺憾之外，也會發現他們將君主與社稷等同的價值觀，這種視君主如國家的封建君主專制價值體系是不可取的，也是明代文臣氣節上的瑕疵。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在這次浩劫中，殉國的文臣不計其數，而他們在臨死前留下的絕命詩也可以成為我們感受其忠烈的一份有價值的史料，摘錄部分如下：
　　「憒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左都御史施邦曜
　　「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左中允劉理順
　　「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左庶子周鳳翔
　　「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檢討王偉
　　時至今日，透過這些凝結的文字，我們仍舊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在國破家亡、山河淪陷之時，明代的文臣那種深深的自責和揪心的痛楚，但同時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那以江山社稷為己任、以「忠」「節」「道」「義」為核心的道德準則和生死觀以及獻身理想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