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嚴嵩，賢多於奸

　　嚴嵩（1840—1567年），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曾在嘉靖朝內任首輔大臣、內閣大學士，是歷史上著名的奸相，在《明史·奸臣》中有列傳。所謂“奸臣”，在史書中的解釋是“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生陰賊者”。然而，翻看記錄嘉靖朝事的正史、野史，嚴嵩似乎不應列入“奸臣傳”。

　　其實，從嚴嵩下台後，就有人認為他被定性為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時，寫作班子對於嚴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爭論。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

　　“竊弄威柄”的真相

　　嚴嵩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但很快病休歸里，讀書八載，後因詩文峻潔，聲名鵲起。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還朝復官。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嚴嵩奉命祭告顯陵，回來後大說吉祥話，說得嘉靖眉開眼笑，嚴嵩因此快速陞遷。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可以專權了。

　　嘉靖是明朝歷史上少有的幾個不勤政的主兒，在位四十五年，竟有二十七年不上朝。但是別以為他對朝政大事撒手不管了。他雖深居大內，卻是緊握皇權，任中不曾出現權臣專政的局面。《明史·嚴嵩傳》載，嚴嵩任首輔後，皇帝雖然非常親近嚴嵩，但是對他的意見也不全信，有時候會讓他獨斷專行，有時候又會故意表示反對他的做法，目的是殺殺他的氣勢。這說明嚴嵩不但沒有機會弄權，連自己的位置都隨時可能丟失。再如《賓退錄》卷四上說：都察院左都御史歐陽必進與嚴嵩為兒女親家，嚴嵩欲安排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經嚴嵩哀求再三，嘉靖僅讓歐陽做了半年的吏部尚書即斥去。試想，嚴嵩想安排一下兒女親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談把持朝政、結黨營私！由此看來，說嚴嵩“竊國柄政”實不可信！

　　嘉靖繼位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這讓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于果斷革除鎮守中官。鎮守中官之設是明成祖利用宦官強化皇權背景下的產物，《明史·張忠傳》記載，嘉靖在位四十幾年，不設鎮守內臣和掌管京城倉儲的官員，此舉讓長期猖獗的宦官勢力得到了強有力的控制。此外，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可以想象，嘉靖有鼎革之力，與世宗廝守了那麼多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嚴嵩與嘉靖的關係

　　《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這個結論概括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嚴嵩並非一意媚上，他得罪嘉靖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

　　嘉靖是個極難侍候的皇帝，他生性猜忌、多疑、嗜殺。不僅如此，他待人冷漠，對自己的妻兒、侍婢、臣僚無不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因為無法忍受他的殘暴，要將他勒死。這就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的“宮婢之變”。嚴嵩任首輔十五年，與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殺的皇帝能相處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嚴嵩一向被人譏為“青詞宰相”，說得是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熱衷于玄修、煉製丹藥。在那些頗為神秘的儀式中，經常需要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青詞是一種賦體文章，需要文筆華麗，而嚴嵩正好深諳此道，所以頗得皇帝喜愛。人們認為嚴嵩就是因為以此拍皇帝的馬屁，才得以步步高陞的。可是，當時力贊玄修、進獻青詞几乎是所有閣臣的要事，嚴嵩並不見得比別的閣臣更諛媚，只不過他的文采更好一些而已。嚴嵩並不熱衷于奉承，相反，他還曾非常剛正。

　　正德十一年（1516年），嚴嵩還朝復官。復官之初，嚴嵩對朝政多持批評之論，他多次提到，“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對於武宗的許多其他做法，他也持批評態度，例如反對運楠木北上。或許是因為為官剛正，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即位幾個月之後，嚴嵩才升為南京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到嘉靖四年（1525年），又升為國子監祭酒，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為止，嘉靖對他並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有不清白的行為。

　　進入北京後，嚴嵩在為官做人方面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將利祿看得重了，常說起“祿不逮養，學未有成”之類的話，也有人批評他，任祭酒時就不清白了。

　　儘管如此，嚴嵩也並非一味諂媚，對嘉靖不正確的做法也會據理力爭。例如“宮婢之變”後，嘉靖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嘉靖欲重修宮殿。嚴嵩考慮嘉靖久不上朝，營建又要花費巨額資財，會引起民怨，故不同意重修宮殿。而另一位閣臣徐階竭力主張重建。對此，時人支持嚴嵩，認為徐階太過于阿諛了。可見，嚴嵩也有剛性的一面。關於這一層，嘉靖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因此，嘉靖對嚴嵩也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名為“瓊翰流輝”，奉玄之堂名為“延恩堂”，賜字幅“忠弼”等。即使是嘉靖令他辭官之時，在諭旨裡他還是說“嵩小心忠慎”，並且允許他乘驛車回家，每年還給他百石祿米。（《世廟識余錄》有載）能得到嘉靖這樣一位薄情寡恩的皇帝的優待，並非只是會拍馬屁就可以得到的。而嚴嵩卸任賦閒在家時，生活也未見比其他首輔優越。

　　關於貪污

　　“貪鄙”與“專權”是令嚴嵩聲名狼藉的兩大主要原因。“專權”的問題已在上文有所闡述，這裡再來談談“貪污”。

　　嚴嵩到底貪污了多少？

　　據《明史》、《世宗實錄》等記載，查抄嚴嵩家時，一共查出來三萬多兩黃金，兩百多萬兩白銀，以及其他珠寶珍藏幾千件，還有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田地山塘近三萬畝。

　　嘉靖下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奇怪的是，當時僅有十萬兩入庫。嘉靖也覺得奇怪，於是問道：“從嚴嵩三月被處決到今天已經十個月了，抄沒的財物尚未至，尚不見。巨額資財既不在犯家，國家亦未收，也未隱匿流失，它們真的存在嗎？在哪裡呢？”（《世宗實錄》有載）嘉靖的懷疑很有道理，而對此唯一的可能就是，所謂的嚴氏巨額家產根本就不存在。

　　當時主持籍沒之事的是首輔徐階。徐階是嚴嵩的政敵，是不是他故意虛報，以誇大嚴嵩父子的過惡呢？從史料來看這是有可能的。

　　嚴嵩徹底被扳倒就是徐階設的圈套。

　　嘉靖崇尚道教，他經常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裝神弄鬼一番後說：“今日有奸臣奏事。”接着嘉靖剛好看到嚴嵩的密札，於是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產生了疑問。這時，正在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於是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之事。結果，嚴嵩被勒令致仕，即告老還鄉，兒子嚴世蕃先是發配戍邊，後以通倭罪被殺。嚴家隨即被抄沒。

　　退一步講，嚴嵩雖背着貪名，其家產卻遠比不上素有廉名的徐階。徐階光田產就有四十萬畝。根據史書記載，嚴嵩和徐階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任了十五年首輔，徐階僅任了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家的十幾倍。僅以田產相比，孰貪孰廉已昭然若揭。何況徐階還有縱容子弟侵佔民田，誣陷清官海瑞被罷官的劣跡。至于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雖是無法統計，但從當時任應天巡撫的海瑞的感嘆中可見一斑：“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

　　如此說來，把“巨貪”的名頭加諸在嚴嵩頭上太名不副實了。

　　嚴嵩之為人

　　《明史·嚴嵩傳》稱嚴氏“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其中“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在上文中已證明並不完全正確，“無他才略”則更不符合實情。

　　嚴嵩的文采是有史可循的，而他也正是憑藉一手青詞得到嘉靖的喜愛，向有“青詞宰相”之稱。與他同時代的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文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

　　嚴嵩出生於寒士家庭，自小學習聲律，少年聰慧，善於作對。有一次地方官口占一聯：“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他隨口應對：“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對得很是工整。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中了進士，以二甲第二名的身份入翰林院就讀，當時包括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咸偉其才”，都對他的才華歎為觀止。

　　嚴嵩的書法成就也很令人敬佩，北京百年老店“六必居”的金字招牌就是他寫的。什剎海、景山公園、北海、故宮等地都有他的書法作品，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也是他的手筆。

　　關於他的人品，也非《明史》等正史中所說的心胸狹窄，熱衷于打擊報復，相反卻是極有度量。《罪惟錄》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有個叫林一新的官以僉事的身份外出巡查，恰有嚴嵩的家仆有不法行為，被林一新抓住打了一頓。後來，林一新回到京師，嚴嵩非但沒有報復，還對他禮敬有加。嚴嵩能夠約束家人，顧及大義，這與徐階縱容子弟橫行鄉裡，何啻天壤之別。

　　史料中還記載了嚴嵩擢選人才以為國用的事蹟，如《列朝詩集·尹耕傳》中說：“分宜（嚴嵩）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當他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國史唯疑》中還記錄了一段頗耐人尋味的對話：徐階曾對張岳的兒子說：“嚴氏把持朝政二十年，你父親鎮守一方卻沒有給他送過一錢。嚴嵩垮台後，忠貞之士只有你父親一人得完其身。”張岳是明代有名的賢臣，為人剛正不阿。徐階此話雖然有攻擊嚴嵩貪婪、排除異己的意思，但也隱隱透出推崇之意。黃景昉隨後發表評論說：“能讓賢者得完身名，可見嚴嵩並非全毒。嚴嵩擅長詩文，喜好收羅名士，偶爾也能夠抑制私慾，可見此人還是值得可憐可恕的。”萬曆年間的朱國楨在《湧幢小品》中也提到，江右人，特別是袁州人對嚴嵩尚有餘思。

　　事過數十年，鄉人還記得嚴嵩的好處，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談論嚴嵩時也有推崇之意，這是否意味着嚴嵩有一種特殊的人格魅力？

　　《列朝詩集·胡瓚宗傳》還記載：嘉靖二十九年，王聯誣陷胡纘宗一案，株連一百一十餘人，當時，皇帝的意思不明朗，身為大學士的嚴嵩敢於挺身而出排解這件事，使得皇帝的怒意消解不少。這類頗值嘉許的事，在《明史·嚴嵩傳》中竟沒有記載。

　　嚴嵩在陞官過程中與朝中兩位大臣進行過政治鬥爭，雖然用了些手段，但至少算是就事論事，打擊範圍較小，比起徐階羅織“嚴黨”逼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搆陷嚴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嚴嵩所參與的這場政治鬥爭是從與夏言的爭鬥開始的。

　　嘉靖十一年（1532年），嚴嵩升任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任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年），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嘉靖對儀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嘉靖的好感，並且成為皇帝的親信之一，時任閣臣的夏言也是親信之一。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比嚴嵩早發達。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係迅速惡化。恰在此時，夏言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嘉靖不滿。嚴嵩適時地攻擊夏言，更使嘉靖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輔夏言被革職賦閒，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鬥爭所取得的結果。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任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是世宗仍對夏言有眷戀之情，他曾在案几上寫下“公謹”（夏言的字）二字。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召回夏言。有人說，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覺得嚴嵩有些貪婪、傲慢。不管怎麼說，反正夏言再次成為首輔。複位的夏言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皇帝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的趾高氣揚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嘉靖感到他在獨執朝政。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這種情況嘉靖看在眼中，自然會有一番想法。

　　隨後的“復套”事件直接導致了夏言的失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陝西三邊總督曾銑提出收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持。嘉靖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就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時，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卻及時抓住了這個機會。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藉機攻擊夏言擅權。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再次被迫辭官。接着，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以及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于死地。

　　夏言死後，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後，仇鸞受寵，他不甘心為嚴嵩掣肘，於是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嘉靖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嚴嵩受到冷淡，有一次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向皇帝彙報了仇鸞的不軌行為。嘉靖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才告消除。

　　從上面的過程來看，嚴嵩非但不是搞政治鬥爭的高手，還差點在陰溝裡翻船，比起歷史上不可勝數的朋黨之爭，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關於嚴嵩“屠害忠良”

　　嚴嵩入閣後，彈劾他的大臣甚多。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

　　沈煉，嘉靖十七年（1538年）進士，《明史》中稱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然頗疏狂”。沈煉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經常跟嚴世蕃一起喝酒。嚴世蕃喜歡以酒虐客，沈煉心中不平，久而久之兩人反目。此事可以看出沈煉的性格有些偏狹。嚴嵩曾說過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他怕前途無着，於是上疏彈劾嚴嵩，疏中曆數嚴嵩十大罪狀。但後來的人認為，沈煉所列的嚴嵩十罪，並不屬實，“俱空虛無實”（徐學謨《世廟識余錄》）。世宗閲疏後，大怒，廷杖之，而後將其謫貶到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分，常常說嚴嵩父子的壞話，當地不明事理的民眾也跟着起鬨。沈煉大喜，整天以罵嚴嵩父子為樂。這還不解氣，他又紮了幾個草人，代表李林甫、秦檜及嚴嵩，喝醉了就聚集子弟射着玩。這種“遊戲”似乎不是君子所為。後來，沈煉常與地方政府閙糾紛，被總督楊順所殺。反對嚴嵩的人稱是嚴嵩授意殺害沈煉的。事實上楊順根本不是嚴黨，沈煉之死，完全是其性格上的弱點所致。

　　楊繼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在國子監時，是徐階門生。《明史》稱他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楊繼盛的性格與沈煉頗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也就是沈煉上疏兩年後，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楊繼盛指責嚴嵩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並且說“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這讓嘉靖認為是影射他的，因為嚴嵩做的許多事是按他的旨意去辦的，至于“或召裕、景二王”之言無疑是認為嘉靖昏聵，只能請已經死了的君王來主持正義了。這等於戳了老虎屁股，結果，嘉靖一看此疏，大怒，將楊繼盛下獄，派人去責問他為什麼要提到二王。然後，打了他一百杖，令刑部定罪。楊繼盛上疏後，嚴嵩一再請求辭職，世宗輓留再三，說楊繼盛上疏是衝他而來的。可見，楊繼盛之死與嚴嵩何干。

　　明末清初史學家查繼佐在所著的《罪惟錄》中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大意是說，皇帝在位很久，事事都出於皇帝自己的意思。嚴嵩當了首輔後，很少敢有違逆，偶爾提出不同意見，也只敢小心翼翼地說幾句而已。他的過失在於，身為首輔，皇帝要殺人時，他沒有及時勸阻。結果，本來是皇上想殺人，大家都認為是嚴嵩出的主意。這段話一語道破了嚴嵩“屠害忠良”的真相。

　　嚴氏一族所做的惡事，更多的來自嚴嵩的家人。

　　嚴嵩對獨生兒子嚴世蕃極為寵愛和放縱，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嚴世蕃的長相非常醜陋，“短項肥體”，還瞎了一隻眼。但他奸猾機靈，通曉時務，熟悉國典，而且頗會揣摩別人的心意。嚴嵩任首輔後期，已經年近七旬，精力不濟，所以票擬多由嚴世蕃擬定。票擬就是內閣在接到奏章後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審定，是閣臣權力的重要體現。世蕃的票擬多能迎合嘉靖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嘉靖的嘉獎。後來，嚴嵩乾脆就將政務都交給兒子，嚴世蕃一時間權傾天下。嚴世蕃雖然有些才學，但貪酷成性、生活糜爛，掌權後自然招人忌恨。

　　至于對其他家人，嚴嵩並非一味放縱。但是，由於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仆隷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對象。例如，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遊者，自謂榮幸”，而這個萼山先生不過是嚴府的管家。

　　當然，對於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再加上嚴嵩還有一些如趙文華之流的乾兒子，給他的罪名添磚加瓦，嚴嵩大禍臨頭是意料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