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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也的故事

江文也的故事

你知道台灣人第一面奧林匹克獎牌得主是誰嗎?他不是運動員,他是……江文也。

1936年第11屆柏林奧運會,承襲希臘傳統,同步舉辦國際藝術競賽,分別有繪畫、詩歌、雕刻、作曲等項目,江文也代表日本以〈台灣舞曲〉獲選,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林匹克獎牌的台灣人,也是亞洲首位榮獲國際大獎的音樂家。

這位才子一生背負了歷史悲情,日本人看他是殖民地台灣人、二等國民;中國人說他是日本人、批鬥為漢奸;而眾多台灣人卻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筆者有鑒於網路上,六、七百筆江文也的資料,多少誤傳,特重新研究各方著作,檢視江家親戚提供資訊,又閱讀歷史資料,並獲吳韻真女士補充與閱稿。雖遺憾由於特殊因素,無法親炙日本重要資料,只能先發表「小傳」,以紀念台灣之寶,但盼凝聚樂友之力,來日能呈現其生平全貌。

大稻埕出生

江文也的祖先是福建永定客家庄大地主,因逢饑荒,原是讀書人的祖父江國英渡海來台,開墾淡水附近三芝荒郊土地,並依故鄉埔頭之名,取名為埔頭坑。祖父墾荒有成,開始經商,除了收養的次子耕農,三個兒子都回福建應考,長子和三子為舉人,四子為秀才。日治以後,次子永生也加入家族事業,遷居艋舺,四子長生更大展鴻圖,遷居至大稻埕,商務還涉足船隻運輸,來往滬尾、基隆、廈門、橫濱等港口(家族史料為江明德提供)。

1910年6月11日,端午節這天,台北大稻埕街頭鑼鼓喧天,陣頭歡唱〈慶端陽〉,淡水河畔人潮擠著看龍舟競賽。江長生次子文彬(文也的本名)誕生了,遺傳了父親的文人特質,也繼承了母親鄭閨(花蓮商人之女)的音樂細胞。在母親為弟弟文光哼唱〈搖囝仔歌〉時,三歲的阿彬就能全曲哼唱,為母親代勞。四歲時,阿彬最喜歡高唱母親故鄉的一首〈山歌〉。五歲時,常常溜到住家附近,台灣哲人李春生創辦的「大稻埕教會」,趴在窗口跟著唱〈聖詩〉,令牧師教友驚訝不已。節慶日,當戲班唱戲時,大家也能聽到童音的〈百家春〉與〈卜卦調〉。除了音樂天賦,小阿彬也非常熱中塗鴉。儘管父親會說一點點客家話,但家住大稻埕,母親講閩南話,三兄弟都成了只會說閩南話的客家人。(註)

廈門少年詩人

日人治台後,引發台籍商人遷居福建沿海都市的風潮,這是因為清末列強瓜分中國,日本自1898年取得福建沿海「獨家租借權」,設有領事館、醫院、學校及台灣銀行分行,日本人及「台灣籍民」享有治外法權及免稅等優惠。廈門「台灣籍民」近萬,占人口十分之一,並有「戶口」及「出入境登錄」的管理。

江氏家族因應風潮,留下老二管理台灣產業,三兄弟陸續移居廈門。老大承輝走官場路線,老三保生靠著領事館的支持,創辦《全閩日報》,老四長生以別名江蘊均縱橫商場,繼續發展航運貿易事業,但戶籍仍設在三芝祖厝,「寄留地」仍是大稻埕。

江家大厝座落於水仙宮後崗三十六崎頂,是人文薈萃的港土乾區,往來都是騷人墨客,南音、北調、亂彈、戲曲,終年不斷,傭人即使不能出口成章,唐詩宋詞也能胡謅幾句。江長生交遊廣闊,各國人都有交情,他加入「台灣同鄉會」,往來如:大稻埕茶商陳天來、高雄人陳中和、台北實業家李高盛、金融專家出身台北師範的蘇嘉和及板橋人林木土,還有醫師,來自岡山的許恩錫,新竹的劉壽祺,彰化人陳宜方、陳新造,澎湖人楊依、李墨,高雄人曾曉等。1923年杜聰明訪問廈門,就曾拜訪同鄉會,並撰寫報告。這其中,往來兩岸的板橋林家大掌櫃兼外貿總管許丙先生,就是很貼心、能夠談論文化藝術的摯友。

文彬三兄弟就讀台灣總督府直營,專供「台灣籍民」子弟念的僑校「旭瀛書院」(等於台灣的公學校),人稱「港土乾三少爺」,尤其是文彬更有「少年詩人」的稱號,他除了用日文寫詩,還特別喜歡吟唱閩北、閩中、閩南不同腔調、饒富變化的〈天黑黑〉。

廈門東南邊的小島鼓浪嶼則是八國租借,三伯在這裡有洋樓,認識許多洋人與傳教士,阿彬在這裡啟蒙到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西洋文明,更在教會接觸到風琴、鋼琴、小提琴,學到五線譜,求知欲旺盛的少年經常賴在鼓浪嶼,不回廈門。

赴日求學1923年,聰明賢慧的母親病逝,父親深受打擊,加上事業繁忙,就安排次子繼長子之後與送到日本,由業務代理人光子女士,安排兄弟就讀她鄉下老家長野縣的上田中學。

阿彬初中時,是理工藝文全方位的優異學生,也是足球選手,他最崇拜詩人島崎藤村。文鍾還曾買一隻「嘴琴」(口琴)送給文彬,並見識到他無師自通,三兩下就能吹奏旋律的天分,〈櫻花〉、〈送別〉、〈晚霞〉、〈卡布里島〉等等「日西名曲」,他都琅琅上口,又擅長改編,加油添醋,饒富變奏情趣。

兄弟旅日期間,每隔一、二年都會返鄉探親,當時橫濱、廈門的往返航班常會停靠基隆,兩人回到大稻埕老家,探望二伯家人,偶爾也到三芝古厝祭祖。逛街時最愛購買民俗藝品,有次在購買「台灣古地圖」時,還遇到廈門就認識的父親友人許丙先生,當年阿彬赴日,許丙叔叔還曾致贈紅包當做獎學金。許丙告知,以後回台灣一定要通報,交通食宿他都會負責。

上田畢業,青年阿彬,幾經掙扎,還是遵從父命:「務必修備德意志式的生產技能」,於1928年3月考入東京的武藏高等工科學校電氣機械科,課餘到上野音樂學校夜間課外部選修。

暑假,阿彬很高興被派到台北錫口(松山)發電廠實習,就利用假期與上海同文書院唸書的弟弟文光,四處欣賞南北管戲曲、採集民歌,樂譜上都記著〈文光採譜〉。甚至遠赴花蓮探視舅舅、阿姨,他還拜託許丙叔叔買到火車票,深入阿里山旅遊,接觸到原住民的歌舞,埋下50年後,寫作〈阿里山歌聲〉的種子。

母親逝世後,父親的「兩岸航運」事業不順,臥病在床,由同文書院畢業的文光負責照顧,醫生囑咐吸食鴉片可以多活幾年,鴉片昂貴,終至家產耗損,賣掉大稻埕的房地產,1933年往生後,文鍾趕回廈門,文彬只得工讀,賺取生活費用。其實,在父親重病時,為阻止兒子玩音樂,就已經斷絕金援了。

文彬先是到餐廳酒家走唱,多次參加聲樂比賽獲獎後,有點知名度,旅日企業家楊肇嘉主動幫助,生活才有改善。後來兼任哥倫比亞唱片歌手,又進入藤原義江歌劇團,擔任男中音角色,先後演出《波西米亞人》及《托斯卡》,俊逸的扮相,吸引不少粉絲。

一直以來,文彬經常湧起創作欲望,卻感受到技巧不足,就跟山田耕筰學作曲,不過,兩人音樂氣質殊異,幾次後,就不再登門了,轉到東京音樂學校御茶水分校,跟田中規矩學鋼琴;也跟橋本國彥學作曲,一年後,橋本留學德國,課程也中斷了。他替管絃樂團抄總譜與分譜,還到出版社打工,同樣抄譜與編輯,自修習得和聲、對位等作曲技巧。

回憶故鄉台北城的印象,24歲的文彬正式創作第一號作品〈城內之夜〉鋼琴曲,為了慶祝人生的新里程,中文名字改為江文也,日文拼音用Bunya Koh。

返台表演

1934年8月,楊肇嘉先生倡議組織「鄉土訪問音樂團」,由旅日音樂家擔綱,返台巡迴演出──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共七場,同台的有高慈美、林秋錦、柯明珠、陳泗治、林澄沐、林進生、翁榮茂等人。穿著時髦白色西裝演唱的文也帥哥,最讓女性風靡。

演出空檔,除了回三芝祭祖,他盡興遊覽各地風光,參觀剛完工的嘉南大圳,這是八田與一設計監造,亞洲最大的水利工程。也買了正流行的78轉曲盤〈桃花泣血記〉,與就讀上海音專的弟弟文光(一年後病逝於盲腸炎)一起蒐集原住民歌曲,買了原住民服飾。

返日後,以原住民最典型的「無特定意義但有情緒的虛字詞」方式,寫成〈生番四歌曲〉,後來改名為〈高山族四歌曲〉,歌詞以羅馬拼音記錄的,發表會上江文也還穿著頭目裝獻唱。(大陸學者不了解,還誤解為:如天書般的拉丁文。)隔年4月21日台中大地震,《台灣新民報》主辦「賑災音樂會」,文也事忙,無法返鄉,但仍寫作〈賑災歌〉,共襄盛舉。

返鄉表演結束,回到東京,文也的故鄉情依然澎湃,他將〈城內之夜〉改寫為〈台灣舞曲〉,然後又改寫成管絃樂曲,為了掌握寶島精神,他常與台灣人交往,幾次應蔡培火之邀,到蔡氏經營的「味仙餐廳」聚會合影。

娶瀧澤乃ぶ為妻

1934年9月27日與相戀多年,小他一歲的瀧澤乃ぶ女士結婚,戶籍遷入大哥繼任戶長的三芝, 妻子冠夫姓為江乃ぶ(Nobu)。

瀧澤的祖先是日本戰國時代村上武將的部下,算是武士的後代,母親早逝,父親企業有成,大力反對女兒與殖民地台灣人交往,奈何敵不過愛情的力量,演出私奔故事。

乃ぶ小姐擅長繪畫,兩人蒐藏許多畫冊、唱片、詩集,經常赴日比谷公會堂欣賞歐洲名家的演出,魯賓斯坦、海飛茲、克萊斯勒,票價再高,也在所不惜。兩人最喜歡到TAD咖啡廳與文藝好友欣賞古典唱片,為了延長咖啡的啜飲時間,或讓咖啡不能喝,他們會加上五顆方糖,一邊讀總譜一邊聽音樂。結婚後,面對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丈夫,乃ぶ只能認命,經常變賣首飾度日。

柏林得獎

自稱生於「南方白鷺之島」的文也,第二號作品〈白鷺的幻想〉更是成功描繪了寶島田園風光,芭樂、龍眼、蓮霧、相思樹、竹林、水牛、土角厝、瑠公圳,維繫著無法割捨的故鄉情。其他佳作相繼問世後,他積極參加比賽,因為不參賽就無法被演奏,或許不是學院科班,或許是歧視二等國民,成績老是屈居第二,與冠軍無緣。為此,乃ぶ的父親顧慮到女兒的幸福,暗地裡拿出資金、運用人脈,推展女婿的音樂,只是文也並不知道有此大金主存在。

1936年第11屆奧運會在柏林舉辦,承襲希臘傳統,同步舉辦國際藝術競賽,分別有繪畫、詩歌、雕刻、作曲、建築等項目,江文也的管絃樂版〈台灣舞曲〉,通過作曲家聯盟的甄選,再由體育協會推舉,於3月代表日本參賽,台灣報紙曾有熱烈報導。

8月宣布結果,得到當時歐洲四位名作曲家評審的青睞,獲得「入選外的佳作」(入選三名,文也等於第四名),當「認可獎」(或稱特別獎)獎牌從柏林寄到東京的作曲家聯盟,卻遭受到聯盟刻意淡化,連返國的奧林匹克委員被報紙採訪,也只低調輕描淡寫。這是因為同時參賽的四位作曲家山田耕筰、伊福部昭、諸井三郎和萁作秋吉的作品都落選了,這四位樂壇知名人物,竟然輸給26歲的殖民地人,內心都不好受。樂壇議論著:「台灣舞曲沒啥技術嘛!只因東方風味引發歐洲人好奇而已。」文也當然不服氣,把獎牌拿給報社朋友看,《東京日日新報》馬上於9月11日大幅報導,刊登獎牌、照片及樂譜。當然囉!《台灣日日新報》亦馬上跟進,以頭條報導,文化人都開始注意這顆東方的彗星。 (待續)

【註】筆者大二時,在舊書攤買到1936年的〈台灣舞曲〉,以為江文也是日本人,後見許常惠著《台灣音樂史》,介紹江只有一、二行:「江文也,淡水人……」。謝里法、張已任、韓國金黃皆自然延用,直到吳玲宜碩士論文,查出戶籍資料,才改為三芝。筆者主編教科書,首度介紹江文也,及1995.6.12發表兩位夫人來台後的文章,均以「三芝出生、廈門成長、東京成名、憧憬北京、心繫蓬萊。」描述其一生。未料,只隔兩天,報紙報導虞戡平拍攝影片,江文鍾告知:「弟弟出生在大稻埕。」筆者始廣為宣傳。2003年12月24日,中央研究院「江文也研討會」,所有的論文皆稱三芝出生,筆者以聽眾身分提出資訊,馬上引起三芝鄉親抗議。感謝周婉窈博士深入調查,也感謝日本人的戶籍建構,更感謝三芝鄉公所人員,證實江家於明治39年,即1906年3月9日,將全戶戶籍從「艋舺」遷到三芝,但同年10月江長生一戶即「寄留」於大稻埕,且數度更改「寄留」地址,1922年之前都在大稻埕附近。因此大哥說弟弟出生在大稻埕,但戶籍確在三芝,兩地都可引以為榮。就像結婚後,乃ぶ冠夫姓,叫江乃ぶ,戶籍在三芝,寄留地卻在東京。

童年記事依據1934年江文也向訪問團同行鋼琴家高慈美敘述的回憶而推論。

台灣舞曲
江文也的故事-中

希特勒時代,許多猶太人跑到日本,音樂家也絡繹不絕,讓本就快速西化的日本,如虎添翼,更大量引進歐洲最新出版品。

恩師齊爾品

文也非科班出身的作曲成就,除了天賦,得感謝一位貴人,俄國貴族後代,旅居美國的齊爾品( 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他是應聘到中國,於1930年成立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任教,並於1934年首度訪日演奏後,愛上東方風情,經常往返兩國,主動關心中日樂壇的發展,特別提攜作曲人才,鼓勵民族特色,呼籲「歐亞合壁」,熱心在歐美演奏之外,還由龍吟出版社創立《齊爾品精選集》,發行日本創作曲,日本樂壇許多人及中國音樂家賀綠汀、老志誠、劉雪庵等都受到他鼓勵。他本身也創作,作品有一首五聲音階黑鍵的〈敬獻中華〉,更娶中國女子李獻敏為妻,李獻敏後來成為張已任在紐約的房東,是張已任研究江文也的動機來源。

江文也在作曲家聯盟認識齊爾品之後,就拜師學藝,斷斷續續有一年之久,直接深入探討、擷取歐洲最新的音樂手法,德布西、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語彙,都曾出現在江的作品中。

1936年6月下旬,齊爾品在北平與上海演奏,特別邀請他認為亞洲最有才氣的文也走一趟「追尋東方音樂寶藏之旅」。這是文也除了故鄉廈門、福建之外,首度到內陸旅行。中華文化給他重重的撞擊,將要改變他的後半生,這可以從他返日發表的〈從北京到上海〉一文得知:「我好似與戀人相會般,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魂魄也炙熱到極點。」與俄羅斯的淵源,還有一段故事;1 9 3 5年,知名的男低音夏里亞品(F.I.Chaliapin 1873-1938)訪日,文也曾在他面前演唱,夏氏說:「你究竟是作曲家還是聲樂家呀!」可見文也的藝術多麼受肯定。

透過作曲家聯盟的安排,文也的〈斷章小品〉、〈小素描〉獲威尼斯第四屆音樂節作曲獎,〈四首高山組曲〉等被送到義大利、法國、德國及巴黎萬國博覽會演出,奠定國際作曲家的地位。

戰爭國策總動員

1937年7月7日,日本啟動侵華戰爭,12月,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中南海成立,由王克敏任委員長(俗稱冀東政府),東北已是日本勢力範圍。隔年3月又在南京設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精衛政府),4月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展開「大東亞共榮圈」計畫,全民投入戰事,所有的音樂家,都要遵從國策來創作民族風格的音樂,大量改編民謠流行歌,不得再搞歐洲古典音樂及最新的前衛作品,當然也有人發起熱烈的音樂報國運動。

電影公司則仿德國模式成立「文化映畫部」,拍攝宣揚國威的記錄片,《南京》(秋元憲導演)、《東亞和平之道》(鈴木重吉導演)、《北京》(龜井文夫導演),及後來的《熱風》、《陸軍航空戰記緬甸篇》,大導演們都力排眾議,指定最有才氣,又具華人血統的江文也負責配樂與作曲。

只要有錄音或曲盤出版,文也就寄回廈門或台灣,濃濃的日本味,讓大哥大嫂罵他:「日本米吃太多,放的都是日本屎。」他也決意自我鬆綁東瀛繩索,準備到維也納泡「文化の湯」,可是,人生卻轉了個大大的彎。

白光熱戀才子

《東亞和平之道》開拍,東寶映畫到滿州國招考數位演員到東京培訓,芳齡十八本名史詠芬的白光是內定的女主角,她以就讀東京女子大學藝術系的名義來到日本,負責配樂的江文也,就是她們的音樂老師。清純秀麗的白光非常認真學習,一口酥軟京片子,唱起中國小調,慵懶的韻味,讓風流瀟灑的江文也迷醉了。〈釵頭鳳〉讓他埋首久違的中國古典文學,京韻腔的〈蕩湖船〉則讓他想起在台北聽過的同一首曲調,台語唱詞的〈八月十五〉。

白光獨特嗓音的建立,江老師有莫大的功勞,因為中國小調傳統,都是周璇式的戲曲高音調唱腔,鄉親們很難接受白光天生的低音音色,初到日本時,聲樂教授也曾要求她勉強擠出女高音的音質,只有江老師要她發揮自己聲音的本色,讓少女對江文也更加崇拜。

其實文也會從聲樂家轉型為作曲家,部分原因也是「對日本聲樂界不滿」,他認為義大利美聲唱法是歐洲古代劇場,尚未發明麥克風的時代,必須特別訓練才能將單薄的聲音傳遞大劇場的方法,不是自然人性的發聲。因此,他的唱腔是符合人體構造的,也可以說是比較像20世紀「音樂劇」的唱法。

白光的緋聞傳出,乃ぶ並沒有吵鬧,只盼白光回中國之後,婚外情即可結束。沒想到,北平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也是「台灣籍民」的柯政和提出邀請,要文也前往任教。這時乃ぶ已懷次女,卻不敢阻擋,她知道夫婿雖享有國際風光,卻依然受到歧視,況且,「大學教授」的職稱,以文也非學院的出身,在日本是不可能得到的,遂接受文也的安排,到日本占領的北京工作,寒暑假回東京的家。

中國帝都

在中國,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1937年之後,日本人又改回為北京。此地自元朝建「大都」至清朝仍為京城,數百年的帝都風華──宮殿、豪宅、庭園、寺院的宏偉大器,足以震撼所有的初臨者。

京城內在的漢文化,對所有在東瀛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人而言,也是孺慕之對象,尤其是從事創造的文化人,更熱烈盼望親炙其地。

和前文所提的福建的情況一樣,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以後,「台灣籍民」同樣享有跟日本人同樣的待遇,更因以漢制漢的政策,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就很容易謀職或就任官職。

到北京的台灣人,以擔任教職的人數最多。如北京大學任教的張我軍、蘇子蘅、林耀堂、洪炎秋;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林朝權、林朝啟兄弟、洪耀勳、柯政和;北京藝專的張深切;京華美術學校的郭柏川。

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則有吳敦禮、楊克培、李金鐘、謝廉清、王英石、彭華英、林文龍、辜炎瑞等人。商界則以楊英風的父親楊朝華最成功,他以戲院、電影院起家,後涉足木偶劇團等娛樂事業。還有原任經濟調查所翻譯,後來專心寫作的鍾理和。

「新民會」則是一個必須提的機構,這是戰爭國策下軍方主導,灌輸中日親善,號稱文化性的組織。新民會屬下的「新民學院」,則如國民黨的「革命實踐院」一樣,是專為培訓各級幹部的機構。

憧憬北京

1938年春,乃ぶ帶著長女陪伴夫婿到北京,但很快就回東京,隔年再去一次,從此就留在東京,讓夫婿兩邊跑。

文也帶著兩年前到中國旅行的文化憧憬,要更深入了解中國,河北人白光是最佳嚮導,從華麗的故宮、天壇、隆福寺、琉璃廠,從京韻大鼓到祭孔大典,文也跟白光一句一句學著北京話,有幾位學生到教授家,就看到白光正唱著文也編曲的〈鋤頭歌〉與〈春景〉等民謠。不過,戀情只維持不到一年,白光到上海追尋星夢,就斷線了。

戰後,因為《東亞和平之道》,江文也和白光都蒙受「漢奸」罪狀。白光努力有成,被封為「一代妖姬」,她曾對數位好友說:「我這輩子最心儀、最崇拜的男人,就是18歲的初戀情人江文也──他是台灣人。」晚年定居吉隆坡的白光,首次來台,是想看看初戀情人的家鄉,第二次來台,除了演唱,最想拜訪文也的哥哥,卻被拒絕。

與白光分手後,文也來回北京與東京,發表樂曲〈中國民歌集〉、〈北京萬華集──鋼琴〉、〈北京點點──管絃樂〉等作品,並將出版品寄回廈門、台灣。同時〈斷章小品〉、〈五首素描〉還在威尼斯國際現代音樂節獲獎。

追尋東方音樂的足跡,第一年秋天就到國子監孔廟參加祭孔典禮,並且研究古代音樂文獻,第二年春天又去祭孔,冬天完成「無喜無悲法悅境」的〈孔廟大成樂章〉,並回到東京,在日比谷公會堂,指揮交響樂團演出自己的作品。

這之前,大哥文鍾已經在台北廈門兩邊處理家族事業。戰後,兩岸中斷,他與兒子江明德(後讀師大美術系)滯留台灣,妻女都在廈門。228事件之後,從任教的淡水純德女中卸任,移居嘉義,改名江韻鏘,以推拿針炙中醫為業。

兩岸阻隔40年間,韻鏘透過朋友幫忙,從日本轉信到北京,讓弟弟文也知道家族近況與台灣情勢。

江文也在中國任教,雖然北京話不夠流利,但因學識豐富,熱情英俊,沒有教授的架子,又比日本老師貼心,很受學生愛戴,戰後到台灣的鄧昌國、史惟亮、計大偉都是其高足,也都非常推崇「愛穿中國服飾,有貴族氣質的江教授」。

江文也還指導軍方監督的廣播電台合唱團,認識了北平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修琵琶、二胡的吳蕊真(1920年出生),對她的中國古典美相當傾心,為她改寫〈蜻蜓點水〉與〈春江花月夜〉。當保定家人知道女兒跟台灣人教授談戀愛後,立刻讓姊姊帶她回家,要求分手,但文也拜託一位作曲高徒王克智帶著兩封信,一給蕊真之父,一封訴說真情,作詩:「為妳,消瘦了容顏;為妳,失興了世事。是妳,把我這龐大的樂器,震得粉碎。」20歲的蕊真難耐相思之苦,就趁著雙親午睡時,偷溜回北平,投入情人的懷抱。從此,北海的白塔、九龍壁,天壇的祈年殿,故宮的雕欄,都留下他們愛的足跡與許多高水準的攝影。(筆者詢問江師母,是哪個攝影家的傑作,答案就是江文也自己用萊卡相機拍攝的。)1940年10月,文也寫了一首〈小奏鳴曲〉,題寫「獻給韻真」,蕊真從此改名韻真。娘家眼看無法阻止女兒,便要求與日妻離婚,文也表明因妻子身體不好,不敢過度刺激,離婚須延緩。日後發現文也撒謊,韻真很自責,只能要求文也善待日妻。在戰前戰後日本非常缺乏物質的時代,韻真只能多少寄些物品到東京,以減少愧疚。

從被輕視的東瀛到正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北京,讀著韻真幫他選的巴金、魯迅、老舍、郭沫若、徐志摩與胡適,文也努力補修中國文學,開始嘗試中文寫作,閒來也參加台灣人活動。這期間大哥也曾到北京,看到他就算有訪客,仍堅持每天彈琴一小時的用功。

東寶映畫於1941年,拍攝山西大同雲崗石佛藝術記錄片,再度邀請文也作曲,他帶著韻真同遊,雖因經費不足拍攝中斷,但他已將石窟雄偉壯麗的美,寫成日文詩集《大同石佛頌》不久又完成〈支那音樂考──孔子の音樂〉。

1941年除夕夜,他和韻真的長子小文出生,剛好完成詩集《北京銘》,就將小文乳名叫阿銘,這三部書都送回東京三省堂及青梧堂出版。

古書店等等北京文化活水,讓文也佳思不斷,他感受到自己正處於「創造性來潮期」,下筆成章,寫成管絃樂曲〈為世紀神話的頌歌〉、〈碧空中鳴響的鴿笛〉、〈第二交響曲〉、〈一宇同光〉,又完成舞劇《香妃》。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航運不便,文也無法再回東京,三年後,兩顆原子彈讓日本投降,乃ぶ與四個女兒一夕之間成了「第三國人」,既非戰勝國國民,亦非戰敗國國民,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困頓的生活中,一人獨力撫養四個女兒,實屬艱辛,更難能可貴的是,用心妥善保管所有丈夫的作品與資料,真是令人敬佩的「偉大江夫人」。

坐國民黨的牢

日本投降前,物價飛漲,民不聊生,1945年6月,北京師大日籍系主任,竟然為了安置另一位日本教授,未發聘書給江文也。突然失業了,只好暫時到山區台灣人開的煤礦公司上班養家。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江文也欣喜若狂,好友老志誠勸他躲一陣子,他卻反而叫韻真把管絃樂作品〈孔廟大成樂章〉手抄總譜,寄給李宗仁轉呈獻給蔣介石政府,沒想到,不是新民會會員,卻因幫新民會譜曲〈會歌〉與〈旗歌〉(繆斌作詞),為電影配樂〈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楊再蚺作詞)等,反而被關到戰俘拘留所十個月。但是天性樂觀的文也在牢裡並不以為苦,反而利用大量時間研究中醫推拿,特別是家中一本中國已失傳,日譯的《針炙學》,讀到都背起來了。他把牢友當成實驗對象,幫人推拿治療,博得好評。獄外韻真則到台灣同鄉會上班,以免無米之炊。

天主教《聖詠》

出獄後,經獄友介紹認識雷永明神父,邀請他為北平方濟堂「聖經學會」譜寫中國風格的《聖詠》,非天主教徒亦非基督教徒的他開始做彌撒,完成了上下兩大冊《聖詠》。接著就頭痛了,戰後百廢待舉,根本不可能出版,文也想出一計,請印章店刻音符圖章,和韻真兩人一個一個蓋上音符,再由韻真用娟秀的工筆字,將歌詞填寫上去,送到印刷廠。

透過教會宣教,這些《聖詠》傳到南京、上海,廈門、香港,也傳到海南島、台灣,更傳至比利時(江明德曾在皇家圖書館遠東部,看到江文也作品目錄及聖詠)。在兩岸不相往來的年代,江文也的天主教《聖詠》是唯一在故鄉被神父、修女傳唱40年的聲音。其他大概只有1947年台灣省政府交響樂團由蔡繼琨指揮演出〈台灣舞曲〉而已,之後進入戒嚴白色恐怖年代,陷匪的人等同匪諜,江文也三個字消失了,第二次演出此曲已是相隔43年後,張己任指揮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無法回北京師大工作,江文也每天騎腳踏車到北平郊區的回民中學教書,直到1947冬天,才被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徐悲鴻及趙梅伯系主任聘請任教,他和校長是英雄惜英雄的知音,還以推拿治癒徐悲鴻的不適,獲贈《奔馬圖》。這一年,恩人楊肇嘉到北京時,就在江家聽了一整天,文也在日本灌製的唱片。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朋友們要他避難,有相邀回台灣的,也有擬聘任到香港的,文也卻決定留在北京,他天真地認為政治風暴就像颱風,一下子就會過去。

當年冬天,文也與藝專同事齊赴天津,參與「中央音樂學院」建院工作,每週往返京津兩地,在火車上完成許多作品;〈鄉土節令詩〉、〈廈門漁夫舞曲〉以及依據郭沫若長詩譜曲的〈更生曲〉。隔年,由謝雪紅的朋友楊克培介紹,加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會」。

中央音樂學院是中共總理周恩來力邀馬思聰創辦的(1958年遷校北京),當紅的國家首席音樂家,經常出國進行文化外交的馬思聰,非常敬重江文也,讓他在教學和創作兩方面都有穩定的發展,再加上廣東海豐人馬思聰,因為母語是閩南話,兩人相知相惜。

創作紀念屈原的〈汨羅沉流〉之外,音樂家江文也開始想念家鄉,焦點從中國游移到台灣,將謝雪紅的歌詞融入〈第三交響曲〉,又以鄭成功的故事寫作〈第四交響曲〉,這些作品融入豪放粗獷的北管樂,以及婉約細膩的南管樂,展現閩南風情。

反右與文革么女小艾在1957年初出生,秋天爆發了「反右派運動」,政治冷感的音樂家,竟然被畫為右派分子,撤銷教授職務,留用查看,先被調到函授部編寫教材,後來派去圖書館整理書籍。這幾年,小艾要到院子玩,都要先向同伴說:「我出身不好,你們可以跟我玩嗎?」令誰聽了不心酸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歷時十年,悲慘荒誕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6月爆發,因為認識謝雪紅,一開始就被列為主要的鬥爭對象。先是被罰,每天揹著籮筐打掃十幾個廁所,讓學生們印象深刻:「這老頭子把廁所掃得真乾淨。」後來又和院長馬思聰等人,被紅衛兵抄家,唱片、圖書、樂譜、手稿都被抄走,還被剃光頭,跪在地上向「偉大領袖」請罪。馬思聰投奔自由了,江文也卻動彈不得。

韻真也一樣,被亂刀剪髮,跪在家門口交代夫婿的罪狀後,吞金自殺,所幸被文也灌下「三兩香油」救活,文也要她珍惜二十多年的和諧感情,勇敢地為子女活下去。之後韻真被趕出北京,投靠湖南的次子江小也。60歲高齡的江文也則和全院師生,下放到保定勞改,因過勞而吐血,身體虛弱不堪,命運如此悲慘,他還說:「這是風神的惡作劇。」心繫蓬萊在「反右」的悲慘逆境中,音樂家更想念家鄉,拋開痛苦,埋首整理自己三十年來收集的一百多首台灣民歌,以「茅乙支」的筆名編曲,也改寫〈台灣山地同胞歌〉,自認是「盡了對台灣同胞的一份義務」。他懂得苦中作樂,仍帶著家人出外爬山、划船,也從不抱怨,只幽幽然說:「待知己於百年後。」文革末期,63高齡,終於回到北京,繼續圖書館的資料整理工作。

1976年,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命結束,江文也獲得平反,預感自己來日不多,立刻重拾創作之筆,開始構思管絃樂〈阿里山的歌聲〉,終因勞累過度爆發腦血栓,再加上護士拿錯藥,導致長期癱瘓。

江文也三個字已經消失四十幾年的台灣,於1981年突然出現了謝里法、張己任、韓國金黃三位教授的研究文章,平地一聲雷,帶來「江文也的震撼」。海峽兩岸,認識關切江文也的人開始撰文,也開始演奏他的音樂。1984年,旅居美國的文化醫師林衡哲出版了第一本專書;1987年,台灣政府宣布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及教科書,上揚唱片陸續出版了他的CD。

在北京,當文也從人民廣播電台聽到自己的作品,臥床無法言語的他,只有靜靜淌下熱淚。極少聽到父親作品的五個孩子們,捧著人民出版社剛出爐的樂譜,已無法與父親共享。

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終於如其手書便箋:「繼續奮鬥,用盡最後一卡熱量,然後倒下去,把自己交給大地就是了。」留下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聲〉,這部管絃樂曲分為五個樂章,〈出草〉、〈山歌〉、〈豐收〉、〈月夜〉、〈酒宴〉,其中〈山歌〉是幼年聽母親唱的,曠野風味的旋律深植心中70年,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情感糾葛,與作品第一號的〈台灣舞曲〉,顯現他的民族情感認同,創作始末都是心繫台灣,竟還有人忍心說他不是台灣人!另外,他用交響曲來寫作一生,〈第一交響曲──日本〉、〈第二交響曲──北京〉、〈第五交響曲──台灣〉,波濤洶湧、壯闊瑰麗,以現在流行的「無國籍料理」來比喻他是「無國籍音樂家」,似乎也是一個註腳。

九年後,1992年6月,台北縣文化中心主任劉峰松成功策畫「江文也紀念週」,出版樂譜、文集與CD,掀起第二波研究熱潮,除了兩岸學者研討會之外,並邀請兩位夫人來台,炎炎夏日的某天,下機後,乃ぶ女士與韻真女士各自直奔仁愛路福華飯店,首次見面的歷史性一刻,將江文也首度列入教科書的紀念週籌備委員,也是建議邀請兩位夫人來台的筆者,突然想起:「今天6月11日,是江文也的生日。」在場眾人都驚訝不已,雖然主辦單位並未特意選日,卻讓兩位偉大的江夫人,在首次旅台的飛機上,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因為她們都記得這一天(雖然不是農歷5月5日),是丈夫在美麗的福爾摩沙誕生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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