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倭寇之亂從何而起

　　說倭寇入侵，那真是從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筆綿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債。血債的源頭還在日本，從元朝中期開始，中國正“天下一統”的時候，日本卻進入了內戰不休的“戰國時代”，“天皇”成了擺設，諸侯們割據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又窮外帶戰亂，土匪強盜們更“放了羊”，就有大批海盜們結夥每年到中國沿海打家劫舍，這些人就是“倭寇”，他們窮兇極惡，每到一處皆大肆燒殺搶掠，到元末的時候中國也天下大亂，各處起義四起，元王朝疲於應付，海防自然也顧不上，倭寇們每次打劫也就越發“佔便宜”，便宜佔多了，不少日本諸侯也眼紅，紛紛組織自己麾下的正規軍來中國沿海“發財致富”，中國沿海的海盜們也紛紛與之勾結。於是從元末開始，倭寇侵擾的規模與破壞力都連年擴大，幾乎到了越演越烈的地步。
　　台灣自然也難倖免，台灣島位於日本列島南部，對於倭寇來說本身就是“近水樓臺”，起先台灣“原住民”多，經濟比較落後，外帶元王朝在澎湖地區有“巡檢司”，經常能截擊倭寇海盜船隊，“油水少”又“風險大”，倭寇起先也就很少來。後來元末大亂，原本駐在“澎湖巡檢司”的元朝軍隊，被陸續調往內地平叛，所謂“巡檢司”早就名存實亡，此時中原內地戰亂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紛紛遷至台灣避亂，人多了經濟也漸漸繁榮，“油水多”又“風險性”低，倭寇就漸漸來得多了。《元史》上關於倭寇第一次侵擾台灣的記錄，是元朝至正十三年(西元1353年)，數千倭寇竄犯澎湖列島，毀棄元朝“巡檢司”在當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錢糧揚長而去，此後倭寇對台灣的侵擾便日漸頻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開工點”又發生了變化，此時中國北方連年戰亂外加自然災害，“搶劫利潤”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廣東等省份成了倭寇首選，而台灣，卻是倭寇進入福建，廣東沿海的必經之地，如此一來台灣又遭起了“二茬罪”，倭寇來的時候遭一遍搶，倭寇在廣東福建搶完了，返航的時候還不忘了再到台灣搶一把，有時候倭寇在廣東福建碰了壁，更要回頭在台灣“撈一票”。台灣，因此既成了倭寇入侵道路的“中轉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災區”。
　　以至到明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平定了福建割據勢力方國珍後，大批逃難到台灣的鄉民聞訊後紛紛返歸大陸，見到明朝官吏後哭訴道：“我等渡海(去台灣)前遭兵禍，渡海後又遭倭禍，今終見太平也。”可回來才知道，“太平”，還早著呢。因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問題”卻更複雜了，東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據勢力，都有大批殘部流落海外，他們盤踞在東南沿海的海島上，堅持和大明王朝為敵，這些當年參與和朱元璋爭天下的“梟雄”們，而且卻成了殺人越貨的海盜。偏偏他們又與倭寇們相互勾結，甚至有不少人後來移居日本，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張士誠的舊部劉通，陳友定的舊部金子隆等人。這群人常年生活在東南沿海，對東南沿海各處的人口，地貌，城鎮分佈，都可以說瞭如指掌，更兼戎馬半生見過大陣仗，作戰經驗豐富，而今搖身一變當了“二鬼子”，那更是相當富有敬業精神，每次倭寇搶掠，他們都積極響應，辛勤帶路不說，碰到明軍更殺紅了眼朝上衝，掩護“日本友人”撤退，可謂是搶劫在前，分錢在後，相當的有“國際主義精神”。明朝洪武二年(1369)，劉通就曾作為嚮導，引著數千倭寇在蘇南，浙東一帶大肆搶掠，史載“大掠五府，飽掠而去。”
　　更可恨的卻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檢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島和台灣島都曾生活過多年，台灣的一草一木幾乎都爛熟於心。後來跟著陳友定打水戰，歷經數戰練出了卓越的海戰本領。他的故主陳友定是被朱元璋殺掉的，對明王朝自然是切齒仇恨，後來逃亡到日本，搖身一變當了“二鬼子”，不但積極的領著“鬼子進村”，更幫倭寇訓練水師研發火器，特別是他對於福建，澎湖，台灣島的地貌情況非常熟悉，經常領著倭寇來此襲擾，每遭遇明軍攻擊，他更是壞招迭出，數次牽著明軍的鼻子走，幫助倭寇全身而退。在倭寇內部，他成了身兼嚮導，軍事科技顧問，狗頭軍師的“複合型人才”，根據《明史》和《明實錄》記載，朱元璋在位的頭二十年間，倭寇對明王朝沿海的大規模襲擾共有七次，其中五次皆發生在福建，廣東地帶，全是拜此人所賜。而台灣，則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轉站”，根據當時明朝“閔浙巡撫”湯和的奏報，倭寇每次侵擾福建，廣東地區，中間必然會去台灣，澎湖列島補充淡水糧食，而這些地方兵少勢孤，又兼移民眾多，著實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這個金子隆後來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為小山，可他當“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當地倭寇內部的爭權事件，在內耗中被一刀宰了，“漢奸”當到如此地步，實在是比較“敬業”。
　　“漢奸”玩完了，但倭寇的侵擾沒有停，台灣還是“中轉站”兼“重災區”，廣東，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頗深。對倭寇，朱元璋自然深惡痛絕，福建，廣東，浙江，蘇南等屢遭倭寇侵擾的地區，更是大明王朝賦稅糧米的主要來源，是當時中國的“錢袋子”。“錢袋子”成天被倭寇動不動搶一把，顏面無光不說，國計民生更是大問題。為解決問題，朱元璋是軟硬辦法用盡，朱元璋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戰，陳友諒，張士誠，元王朝，一個個強大的對手統統幹掉。區區倭寇豈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六年(1373)，八年(1375)，十五年(1382)朱元璋曾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討征伐日本倭寇的問題，有些老將軍非常積極，比如大將周德興就建議“集水師於澎湖，乘北風而進，旦夕可滅倭奴也。”但開國名將李文忠等人擔心勝敗未知，且貿然開戰，更可能造成國家混亂。文臣韓宜可則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敗的“前車之鑒”。武將的反對朱元璋並不太理會，可他最重視“歷史的教訓”，對照權衡再三，朱元璋終於還是把這口氣硬生生的憋回去。
　　憋著氣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決”，這時候日本內戰暫停，國家分裂成了南北兩個政權，即日本的“南北朝”時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朱元璋兩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見日本“南朝”的“掌權人”懷良親王，斥責他縱容倭寇，此時日本“南朝”正遭“北朝”進犯，不願多樹敵人的懷良立刻認慫，對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誠懺悔”，不但送還了被擄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綁了多名“戰犯”送到南京交朱元璋治罪，“南朝”剛認栽，次年七月倭寇又經台灣竄犯福建，軍民死傷數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議”，懷良卻推卸說這些倭寇是“北朝”來的。後來日本“北朝”也與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擾並沒有停，洪武八年(1375)明王朝與日本“北朝”建交後，之後十二年，相繼發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擾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擾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擾廣東廣西的三次大規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轉站”，又全是台灣島。每逢明朝派使節“最強烈抗議”，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責任給南朝，南朝推卸責任給北朝，直把明王朝當了“冤大頭”。
　　要打，有元王朝的“歷史的教訓”，打不得，要外交解決，有日本南北朝“唱雙簧”，耍你個團團轉，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辦？朱元璋這幾十年的“憋氣”也不是沒成果，二十年來明王朝休養生息，國力大大富強，早已飛建國初期可同日而語。但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還是“農民思維”：農民家老鬧賊，那就扎籬笆鑄墻養家丁護院，至於鬧倭寇嘛……當然還是扎籬笆了，在整個中國東部沿海扎一個大大的籬笆，養一群精裝的兵，看你小鬼子進的來不？
　　從朱元璋登基開始，“扎籬笆”工作就在有條不紊的進行，到洪武二十年(1387)，明王朝在北至遼東半島，南至廣西北部灣的漫長海岸線上，一共設置了五十八個衛，八十九個所，安置戰艦兩千多艘，精銳部隊三十萬人，在整個的中國東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條當時世界上最堅固的海上防線，從明朝洪武五年開始，沿海明軍就陸續有了殲滅倭寇的戰報，明朝洪武十年以後，倭寇對浙江，山東，遼東地區的入寇，也多以失敗居多。打遊擊戰的倭寇，真碰上正規軍的明軍，硬碰硬打當然不是對手，像過去那樣“打一槍換個地方”，這條防線修的面面俱到，換個地方照樣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籬笆”，貌似是無懈可擊了。
　　不對，還是有一個漏洞的----台灣。因為朱元璋的籬笆是沿著海岸線修的，但台灣卻是一個島，朱元璋的籬笆扎的再緊，也不能跨過大海，把台灣島也“包”進去。這下就讓倭寇找到漏洞了，再來中國開工的時候，別的地方不去，先去台灣島和澎湖列島，明朝要是防備的嚴實，就先窩在島上看看情況，明朝稍有鬆懈，就趁機進兵撈一票，反正台灣島上有居民有糧食，倭寇千把人，給養補充能供得上，耗個十天半月沒問題，退一步說，就算是進不了中國沿海，臨走在台灣撈一票也值了。
　　這就麻煩大了，澎湖雖有明朝的“巡檢司”，但兵少勢孤，用以自保都難，哪有能力攻擊倭寇？請求戰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調虎離山”，你沿海的船隊剛出動，說不定人家就乘虛而入了，往台灣調兵？台灣當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糧食給養供應都困難，不說島上百姓要勒緊褲腰帶，單是來來回回的運糧食，這成本核算可就虧大了。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倭寇連續兩年竄犯福建，都是用的這招，先紮在台灣，然後找機會在福建“叼一口就跑”，來來回回的在福建與台灣島之間搞起了折返跑，直把當地明軍折騰得疲憊不堪，特別是洪武十九年(1386)七月，倭寇以台灣島為基地，在福建沿海連續轉悠了一個月，數次聲東擊西，相繼搶掠了漳州，泉州，福州，興化，廈門等地，賺得盆滿缽滿後方才揚長而去。戰報傳到明朝都城南京後，氣的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罵當時的閔浙巡撫湯和：“開國功臣，竟奈何不得區區倭奴”。
　　可罵完了還是要解決問題，說湯和無能這是氣話，仗打成這個慫樣，一是倭寇太狡猾，二也是台灣這個“漏洞”太難補。所以，朱元璋再次“農民思維”：難補，那就不補了。不就是籬笆扎不著嗎，那你別在籬笆外面，搬到籬笆裏面來不就行了？當然，不止朱元璋這麼想，此時明王朝內部許多“名臣”也這麼想，比如後來當過“皇太孫”朱允炆老師，又當過大明王朝兵部尚書(國防部長)的黃子澄，此時雖只是個翰林院編修，卻是位卑未敢忘憂國，此時也大膽上書言事，認為“小琉球漢夷雜居，孤懸海外，守之徒耗錢糧，不如遷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正中朱元璋“農民思維”下懷。
　　說中了就辦事，洪武二十年(1387)下旨：澎湖巡檢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強制拆遷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讓鬼子搶走一粒糧。幾代台灣移民的財產，房屋，糧食全毀了，台灣“一夜回到解放前了。”當然，身為苦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們的難處，遷至福建安置的台灣移民，家家給地給房子，“拆遷費”也發的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肅貪，敢貪污民脂民膏的貪官污吏也稀少，總之還算是日子過得去了。
　　當然，台灣“被搬家”，在當時只是朱元璋抗倭戰略裏的一環，這個整個的“戰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為了防備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絕了一切民間的海外貿易往來，嚴禁沿海邊民出海，以防與倭寇勾結。同時強化官方貿易，特別是與日本之間的“朝貢貿易”，把兩國的經濟往來，作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台灣移民們紛紛“被搬家”，但明朝此舉，並非是今天某些學者論證的那樣“放棄台灣”，台灣當地的“原住民”高山族，諸多部落紛紛接受了明王朝的冊封，《明實錄》紀錄過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貢，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禮待之”。明朝永樂時期，日本“北朝”大將軍足利義滿就曾遣使招撫台灣基隆原住民首領，非但未能成功，當地原住民更是向明王朝彙報此事，永樂皇帝朱棣也曾為此遣使申斥日本，雖是孤懸海外，但台灣“原住民”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可謂赤心不改。
　　“被搬家”初期貌似很有效，台灣島“被搬家”的次年，明朝福建“備倭軍”就打了一個打勝仗，在福州殲滅倭寇數百人。之後，隨著明朝國力的日益強大，以及“朝貢貿易”的巨大利潤，日本方面開始主動禁絕本國倭寇侵擾中國沿海，甚至數次主動派兵抓捕倭寇送給明朝治罪，倭寇之禍，暫且收斂。台灣“被搬家”的效果，看似立竿見影。
　　 確實是立竿見影，只不過，是反著的... ...有關台灣“被搬家”的惡果，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看的非常清楚，他在《天下郡國利弊書》裏就曾感嘆：台灣被搬家的結果，就是白白讓出了這塊倭寇往來必經的戰略要地。這道理很簡單：台灣地理位置特殊，是倭寇入侵廣東，福建地區的必經之說，島上有人在他要來，沒人在他照樣也要來。你駐兵他會來，你撤了他更來。不止如此，明朝沿海的海盜，逃犯，也紛紛把“禁區”的台灣島當成了避難所，犯了事就只管朝這跑，明朝海軍來回巡邏跑斷腿，卻一樣是防不勝防。戎馬一生的朱元璋，在“台灣問題”上，卻幹了一件恁傻的事。當然，“恁傻”的還有那位跟著瞎出主意的黃子澄，他後來輔佐朱元璋的孫子朱允炆，面對燕王朱棣的叛亂，身為兵部尚書的他卻傻主意不斷，雖然盡心竭力卻總是幫倒忙，害得朱允炆最後活活丟了江山。傻人，放到哪總逃不過一個“傻”字。
　　而在台灣方面，明王朝的“傻主意”也很快遭報應了... ...在朱元璋過世僅一年後。明朝建文二年，即西元1401年，正忙於和四叔朱棣爭皇位的明惠帝朱允炆，背後卻遭了日本人的刀子... ...是年八月，大批倭寇以台灣島為基地，對明朝福建，浙江，廣東三省再次展開大規模侵擾，此時明王朝東南地區大批軍隊正調往北方參加對朱棣的作戰，沿海防務空虛，倭寇背靠台灣島，來來回回牽著明軍的鼻子走，“兵至倭退，兵退倭兵復又來”，整整兩個月，倭寇連續襲擾明朝東南沿海寧波，溫州，泉州，惠州，海口五大城市，在中國東南沿海輕輕鬆鬆的搞起了“自駕遊”，日本歷史學家田中芳樹在記錄倭寇入侵時承認，當時日本侵擾中國東南沿海，有兩個重要的落腳點，一個是今天毗鄰南韓的對馬島，倭寇以此為基地，竄犯北韓半島以及中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地區，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台灣島。
　　靖難之役以朱棣的勝利而告終，這位皇帝在位時勵精圖治，明王朝的綜合國力較朱元璋時代又大大增強，對倭寇問題，朱棣也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對日本展開“外交攻勢”，用“朝貢貿易”繼續籠絡日本上層，一方面也採取強硬措施，全力絞殺竄犯中國沿海的倭寇，特別是永樂十七年(1419)，明軍在遼東望海窩全殲了入侵的兩千倭寇，導致日本倭寇元氣大傷，因此他在位時，日本方面極少有倭寇竄犯，只能夾起尾巴與明朝做生意。
　　對台灣島，朱棣也沒忘了惦記著，永樂時代震驚世界的“鄭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五次都曾在台灣島停留，鄭和艦隊不但在島上補充淡水食物，更接見當地部落首領，宣示明王朝主權。朱棣更通過日本使者轉告當時日本的實際統治者足利義滿，聲稱“澎湖，小流求(台灣島)之民，皆朕子民，不可欺也。”總之這段時間，懾于明王朝強大的國家實力，外加日本此時“北朝”平滅“南朝”，國家短暫統一政治暫時穩定，一時未敢造次，多是老老實實與明王朝做生意。
　　老老實實了沒幾年，日本人做生意也不老實了。強硬的永樂皇帝朱棣過世後，繼位的明仁宗朱高熾是個守成之君，不到一年即過世，之後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個不願多生事的人，加上此時明朝海疆承平日久，所謂的倭寇入侵，也就不像早年那般感冒了。明朝人好了傷疤忘了疼，日本人卻漸漸開始得寸進尺，早在宣德四年(1429)，日本朝貢使團就在南京發生了打死中國商人的事件，朱瞻基“襟懷寬廣”，下詔從寬處理，僅讓日本兇手賠償了一百兩白銀了事。兩年以後，日本貿易使團竟然公然在山東劫掠商隊，殺死商隊成員搶劫貨物，朱瞻基也一樣赦免不辦。明朝“寬容”，日本人卻越發蹬鼻子上臉，本來明朝與日本的“朝貢貿易”，對日本商隊的規模，人數，攜帶武器，都有嚴格的限定，朱棣在世時，日本人老老實實守規矩，半個“不”字都沒有，朱棣過世後，日本人就開始“違禁”，經常是大批船隊攜帶武器來中國“做買賣”，開了價不許你還價，價格談不攏就直接犯搶，明朝官員稍有抗議，日本人隨即就把臉一板，揚言要帶大批倭寇來華搶掠。連霸道帶嚇唬，每次都能逼的明朝方面忍氣吞聲，當年制約日本的“朝貢貿易”，搞到明朝中期的成化，弘治時期，反成了明朝人自己的作繭自縛。當然，強買強賣的日本人同樣不老實，明朝正統四年(1439)，就有一支日本商隊打著“朝貢貿易”的名義，突襲浙江沿海。攻破台州，寧波，定海三城。一路殺掠無數。而原本就是倭寇侵華“中轉站”的台灣島，更成了日本人這一時期的工具。
　　朝貢貿易時期，地理位置特殊的台灣島對於日本人著實重要，日本本國各類史料都記錄，日本大批武裝船隊來華“貿易”時，其大部隊多停靠在台灣，澎湖列島觀望，先派小股船隊至南京“貿易”，若發現明軍防備不嚴，則大部分隨後跟進，對中國沿海伺機進行劫掠。而一旦倭寇遭到明軍沉重打擊，甚至面臨遭圍殲的滅頂之災時，一樣還是在澎湖，台灣“望風”的倭寇船隊前來增援，幫助同夥突出重圍。台灣島上雖有忠心耿耿的“原住民”，但島上地廣人稀，原住民多是原始部落，實在不是倭寇的對手，對於倭寇的竄犯，也多只好堅守自保了。倭寇在明朝成化十三年，弘治十二年兩次對浙江，蘇南發動的兩次大規模襲擾，都是在明軍即將殲滅敵人的情況下，遭到來自台灣島的倭寇艦隊襲擊，最終功虧一簣。對此，明朝弘治元年(1487)的福建巡撫林俊就曾在給明孝宗的奏折裏痛陳：澎湖週遭，今海賊倭寇聚集，來去進退多憑依也，故倭寇屢剿屢不平，實因此也。”
　　明朝立國早期對台灣的政策，以及台灣早期遭到倭寇侵擾的歷史，無論在當時人的觀念裏，還是在後代史家的各種記錄中，都沒有被當成一件大事。倭寇侵擾？不過是幾個毛賊作亂而已。被搬家？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明朝歷史上不算稀罕事。比如台灣“被搬家”的同時，明王朝還曾遷移江南，湖廣地區的大批人口到北方屯墾，南宋時期人丁繁茂的湖北，湖南地區，一度竟成了“無人區”。明朝建國後的歷史風雲變幻，大明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台灣貌似只是芝麻粒大小的一個點，倭寇侵擾，對於大明朝的國土來說也不過是撓癢癢，對比看來，確實小的很。
　　如果說歷史也是一部電影，那麼這時期的台灣，確實只是一個龍套，波瀾壯闊的風雲變幻中，連個特寫鏡頭都撈不到幾個。但歷史卻同樣是一個高超的編劇，前面故事情節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沒準什麼時候，就會成為影響劇情的大人物，甚至是一段故事情節的主角。跑了上千年龍套的台灣，在中國歷史的這部大戲中，伴著零零星星的戰火，輕描淡寫的故事情節，卻最終成為了一個主角。因為與他相關的，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東南海防問題，更不止是幾個打家劫捨得倭寇，而是牽連著一個中國從未經歷的新時代，它是一個細細的線頭，在未來的歷史中，牽起這個時代，牽動整個中華的變局。
　　這個新時代的名字，就是大航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