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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宦官、外戚的危害

古代的宦官、外戚的危害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敗,王朝面臨全面崩潰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專機之時。翻開二十四史,呂氏奪權,武則天篡位,慈禧臨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屢見不鮮。再以宦官專權而言,從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東漢十常侍亂政,唐代高力士弄權,到宋代童貫統轄禁軍,明朝魏忠賢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蓮英飛揚跋扈,宦官亂政問題一直很嚴重。歷史上,宦官對封建王朝破壞大多起加速作用。為什麼外戚宦官干政意味著封建王朝的自發破壞呢?從官僚政治結構來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異物。他們的來源與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經過一定的仕途選拔出來的儒臣。他們有相當的封建文化素養,又經過國家機構的統一選拔,方能入仕參政。而外戚與宦官則憑著自己是皇帝寵愛信任的人,便參與朝政,從最高層干預國家政治生活,這本身就意味著封建王朝的破壞。它使得儒臣與外戚、宦官在維護封建王朝還是破壞封建王朝的立場中,處於天然對立狀態。這一點,外戚和宦官心裡也很清楚。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力,追求與其相應的經濟利益,他們總是要包圍皇帝,設法使皇帝遠離儒臣。
  唐代有個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還鄉時就對其他宦官傳授了盜用皇權的策略。他說,侍候皇帝的要點就是不能讓皇帝有閒暇。皇帝一有空必讀書,接近儒臣,這樣「否屬恩且薄而權輕矣」。應該用聲色犬馬、寶物財貨「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於享受,那麼使「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慾焉往哉?」
  正因為外戚和宦官是一體化內部的異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權勢膨脹到相當程度以後,他們就勢必和依照宗法一體化結構組成的儒臣不相容。這時,他們便會越發利用權勢提拔親信,進一步破壞封建王朝。這樣做的結果是,加劇矛盾,加速吏治腐敗,最終釀成內亂。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漢章帝死後,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便總攬大權。竇姓親屬及其黨徒紛紛出任朝官與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了竇憲。結果宦官集團又借翦滅外戚勢力之機,掌握了朝政大權。宦官當權後,大事鎮壓殺害儒生,製造黨錮之禍。以後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利的鬥爭持續不斷。繼外威竇憲——宦官鄭眾之後,還有外戚鄧騭——宦官江京、李國——外戚閻顯——宦官孫程——外戚梁冀——宦官單超,一直折騰到東漢滅亡。
  唐代自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憲宗、敬宗兩個皇帝為宦官所殺。自唐憲宗82O年被殺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個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繼位外,其餘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據自己的需要擁立的。這表明唐代後期,一體化結構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壞了。明代司禮太監劉瑾專權,於1508年將三百多名國家在職官員投入獄中,1509年又剝奪了六百七十五個官員的誥敕身份。劉瑾破壞一體化結構可謂肆無忌憚。他誇口說:「滿朝公卿,皆出我門」。明末天啟年間,魏忠賢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為「九千五百歲」,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閹官僚們,也以鎮壓東林黨人為能事,把東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將編入名冊,加以殺戮或免職。
  這些情況表明,外戚與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勢力。他們在得勢時便要挾制皇帝,打擊儒臣,破壞封建王朝。這時,就會出現政治不穩,危機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顯破壞封建王朝的力量,那麼,這種力量為什麼會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並且必然膨脹呢?關鍵在於,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權的放大而帶入封建王朝的。皇權儘管在封建王朝中擔負著不可取消的調節使命,但皇帝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並與其所擔負的調節任務不相稱。朱元璋總攬大權後,每天要批閱奏章一百四十餘件,此外還要處理幾百件政務。控制論專家艾什比曾經說過,一個人的調節能力,最大不能超過他所能堵塞的系統變異度。也就是說,不能超過他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選擇能力。皇帝為了放大自身的調節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種力量。
  外戚雖然不是皇統正宗。但他們是皇帝最親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權利用外戚、宦官來監督控制官僚機構也就是一種不可避兔的選擇。從短期看來,它可能是有效的,這兩種勢力也還可以處於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長期使用的結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壞,甚至皇帝本人也成為傀儡並身受其害。這是一種歷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絕對皇權的調節作用,那麼不管皇帝多麼英明、多麼警覺,宦官或外戚專權總是要出現的。
  宦官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對宦官干政防範也最嚴。朱元璋鑒於歷史教訓,曾經制定了嚴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規,以絕後患。洪武5年在宮中懸掛刻有訓戒后妃條例的紅牌,明文禁止后妃問政,洪武17年又頒布了「祖訓」,在宮內置高三尺的鐵碑,上鑄有「內目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並規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請官也不得與宦官有文件往來,宦官官位不能超過四品,並不准其讀書識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絕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說是費盡心機了。但後果又如何呢?由於無限君權和皇帝有限調節能力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總有一個成為皇權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來越猖撅。
  朱元璋死後不久,這些祖訓禁令對子孫就沒有什麼約束力了。明成祖因奪取皇位得力於以宦官充當耳目,對宦官便「久乃稱肺腑矣」。英宗是太監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後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處理朝政。永樂以後,宦官的地位也起了變化。他們由受吏部領導,變為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權了。憲宗時增設新的特務機構「兩廠」一事,很可以說明皇權放大與宦官干政的內在聯繫。當時,已有特務機構東廠、錦農衛了。但憲宗仍疑心重重,懷疑身邊的人和外間有勾結,便另設西廠,專門刺探外臣與民間活動,委心腹大眾監汪直任頭目,鬧到天下知有兩廠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務頭子沒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東、西廠之間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這些矛盾,監察控制官僚機構。宦官勢力趁勢發展。到明代末年,一體化調節能力完全喪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綜上所訴,只要有皇帝就會有宦官,只要有宦官就算有一兩個好皇帝,最終宦官也會幹政,加速王朝的腐敗和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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