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近代的日本文化

　　16至19世紀的日本歷史，是經歷了從開放到封鎖，又從封鎖到更大規模開放這一過程，並從封建社會走向近代社會的變革劇烈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日本文化無疑起了順應、關照和推波助瀾的作用。突出表現在：西學的產生，使日本在保留傳統的民族文化的同時，「在逐漸轉向西方尋求新的文化模式方面，提供了從早先的文化權威中解放出來的真正的證明」；佛教、復古神道、儒學、國學等宗教教理和世俗倫理的近代變革，為作為日本民族意識重要基礎的國家主義和近代國家的產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營養；文學藝術新內容和新形式的成長，則為近代社會的市民社會，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強大動力。
　　總之，16到19世紀的日本文化史，在整個日本文化史中起了極其重要的承先啟後的作用，它那縱向發展和橫向交流齊頭並進的方式，是日本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生動縮影。
　　德國的世界文化史家斯賓格勒曾經提出：「歷史觀有雙重任務，一是比較地研究各個文化的生活進程，一是探討各文化之間一些偶發的和不規則的相互關係而鑽研其意義。」按照這個觀點來考察近代日本文化，我們不難發現，它的一個非常重要和基本的動向，就是同西方文化的接觸，並由此而形成了一門新的學問，使日本文化「多元」的性格進一步強化。
　　16~19世紀日本西學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期加以考察：第一期是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的一個世紀，即「南蠻學時代」；第二期是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兩個世紀，即「蘭學時代」；第三期是19世紀最後30年，即「洋學時代」。日本的西學發展史，是歷經上述三個時代的連續，而非斷續的歷史。
　　1543年9月23日，3名乘坐中國船隻的葡萄牙人因颱風的影響而漂流到了日本九州鹿兒島南端的種子島。之後，葡萄牙商人也接踵而至。1549年8月15日，天主教耶酥會教士聖·弗朗西斯·沙勿略等人從印度的果阿搭乘一艘中國船隻到達日本的鹿兒島，開始將天主教傳入日本。自此，日本開始形成西學的南蠻學時代。
　　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當時進入日本，有以下幾個重要因素：
　　首先，日本在中世紀以後頻繁的內亂，使西方人得以趁機而入。因為，這種內亂一方面使中央集權體制趨於瓦解，使日本「直至16世紀最後二三十年，一直沒有一個有效的權威去阻止外國人進入這個國家」，另一方面倭寇猖獗，從而破壞了中日之間正常的「勘合貿易」，使葡萄牙人充分起了以中國絲綢交換日本的白銀這一有利可圖的買賣的中間商的作用，進而是西方傳教士如影隨形地在商人之後進入了日本。
　　其次，內亂除了在政治、經濟方面為西方人進入日本提供了機會以外，在文化方面也為「南蠻學」的形成營造了一個空間。因為，當民眾在內亂中惶惶度日，在原來的佛寺中無法獲得靈魂的撫慰時，他們必然企盼新的精神食糧。「基督的傳道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空白。」
　　第三，不僅是世界布道的先驅者，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耶酥會本身的特性，也使他們能較為成功地完成這一使命。簡而言之，耶酥會具有以下特性：一、獻身精神和絕對的服從；二、承認和允許因時、因地、因人作適當的妥協；三、對學問和教育的高度尊重。這些特性不僅使耶酥會能順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當地的皈依者能避免因「文化衝擊」而引起的強烈的心理震動，而且使日本人通過耶酥會瞭解了西方的科學文化，使日本成為耶酥會「在16世紀海外布教史上得到最充分發揮的地區。」
　　最後，在日本的傳統文化中，存在著能夠接受西方信仰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例如，對日本民眾來說，「基督十字架的傳說之所以一點都不難理解，是因為在民眾中有『苦難之神』、『死後復活之神』的信仰」。正如宮崎道生所指出的：「不管是武士還是庶民，在心理上依靠原有信仰無法獲得滿足的對現實利益的追求，是傾心於基督教的根本原因，而原來的信仰作為媒介，則使接受新來的異質的基督教信仰成為可能。」
　　總之，上述內外因素的契合，使南蠻學時代得以形成。
由耶酥會教士等傳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識形式構成的南蠻文化，在其他許多領域上也受到了「南蠻文化」以及包含在南蠻文化內廣義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僅使日本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感覺到，他們並非處在閉塞的海島上，而且構成了日本西學歷程的始基。
　　1633到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連續頒布了5個以禁教和貿易統制為主要內容的所謂《鎖國令》，使日本開始進入「鎖國時代」。但是，在鎖國時代，日本並沒有完全堵塞西方文化的流入，並沒有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事實上，由於南蠻學時代的沉澱，以及這兩條渠道的存在，使日本的西學進入一個新的蘭學時代。
　　在鎖國時代，由於荷蘭是日本唯一直接交往的西方國家，因此早在17世紀前半期，日本就出現了以傳譯荷蘭文和日文為職業的所謂「阿蘭陀通詞」。他們在吸收荷蘭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初創性的工作。之後，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蘭學不斷得以深化和擴展，儘管真正的蘭學在當時並未形成。
　　進入19世紀以後，蘭學開始進入以吉岡長淑、足立長攜、宇田川玄真、坪井信道等人為中心的時代。雖然他們在蘭學史上的地位，與作出開拓性貢獻的前人似乎難以相提並論，但蘭學本身，自此卻呈現出令人矚目的進步和變化，並作為「蘭學」而開始正式成為幕府的御用學問。其具體標誌，就是1881年幕府設立了「藩書和解御用掛」這一專門從事蘭學翻譯、研究的機構。「這一機構的設立，意味著原先僅作為自身愛好而產生的私學，開始作為服務於權利的知識而得到承認。」以後，這一機構又演變成「藩書調所」、「開成所」，成為幕府移植西方文化的中心。
　　回顧蘭學的歷史，特別是享保年代(開始於18世紀初)以後的蘭學史，我們不難發現，隨著西方科學文化的逐步滲透，日本人對它的吸收也日趨活躍，並不斷變化和深化，這種變化和深化，可概括為三個階段：
　　開國以後，1862年，幕府派遣西周和津田真道赴荷蘭留學。「西周、津田真道的留學荷蘭，是幕末洋學史上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壯舉。必須指出，在作為日本人首次正式學習西洋近代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他們的業績邁出了明治新文化建設的第一步。」西周和津田真道在萊頓大學教授畢灑林的指導下，學習了自然法、國際公法、國家法、經濟、統計等「五科」以及哲學，並將這些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日本最需要瞭解和掌握的理論、知識介紹到了人本，使西學具有了涵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廣泛內容。
　　在室町時代和江戶時代，通過西班牙、葡萄牙及荷蘭而吸收的西方文化，被稱為南蠻學和蘭學。以後，人們沿襲這種遺風，將從英國、法國、德國傳入日本的文化，分別稱作為「英學」、「法學」、「德學」。如果說蘭學的興盛是出於「厚生利用」的目的，那麼英、法、德學的繁榮，則是以尋求建國理論和強國模式為目的的。
　　具有英學史前試性質的萌芽，在長崎早已出現。但是，促成英學發達的根本轉機，則是中英鴉片戰爭。「以鴉片戰爭為契機，對英國的關心日益增強。因為，它擊敗了自古以來被日本奉為楷模的中國。和日本一樣，同樣是島國，且面積、人口也無大的差別，為何能以占壓倒優勢的海軍力量和經濟實力稱霸世界？這一問題，自此被正式提了出來。認為英國富強之根本在於君民共治的立憲制的見解，開始出現。」，政府和國民的關係，是彼此約束的契約關係。國民既是主人，也是客人，並從中引申出權利和義務的雙重結構。但是，由於日本的文明程度不高，上下差別依舊存在，尤其是以往的日本國民僅有「客人」的資格而沒有「主人」的資格，因此「日本唯有政府而沒有國民」，只能實行「君民同治」的君主立憲政體，不能實行「萬民共治」的民主共和政體。
　　另一方面，在外國，「皇家視人民為敵手，人民視皇家如寇仇」。但在日本，「謀皇室之尊榮和人民之幸福」是一致的。明治維新後的一系列主要的政治改革，就是「立憲的一種肥料」。因此，「世界萬邦有帝王之國，如須一併保全其帝室之尊榮和人民之幸福，則應效仿英國，維護兩者利益」。也就是說，實行君主立憲制。
　　同英學一樣，法學的起源也具有漫長的歷史，同樣具有尋求強國理論和模式的背景。然而，和英學不同的是，法學的發展，具有日本幕府和法國政府進行政治、軍事合作的特殊背景。總之，法學首先是作為「體制構築之學」發展起來的。可另一方面，日本兒女對《人權宣言》的祖國提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對「自由民權」的追求，正是以法國啟蒙學者的思想理論，特別是盧梭的思想理論為基礎的。所以，法學同時又具有「體制變革之學」的性質。按照山室信一的意見：「所謂的法蘭西學，就是在幕藩體制的母體內孕育，然後卻咬破其母體的鬼胎。日本的法蘭西學，天生就具有這種兩面性。」
　　德學在日本同樣源遠流長。例如，在蘭學時代，「所謂的荷蘭醫學，實際上幾乎就是德國醫學」。但是，德學的興盛，則是在1881年政變(明治14年政變)以後。「在日耳曼，50年來布侖奇利、舒而策等大儒輩出，其學說不僅和盧梭、孟德斯鳩全然相反，而且在現行於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英國等國的王政黨之說以外，更倡導一種正義。如一般政學家主張主權由君民共掌，而日耳曼學者主張主權專存於君主。晚近的政學者將三權分立一變而為立法、行政兩權分立，而日耳曼學者則更進一步主張主權歸一論。」這種「主權歸一論」，正符合完成「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治改革的日本最高統治者的需求，因而頗受歡迎。
　　導致德學興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奉行「強權即公理」的德國，在弱肉強食的近代國際環境中的迅速崛起，給了日本有力的啟示。總之，隨著德學優勢地位的確立，日本基本上結束了關於政體、主權、人權的論爭，開始了所謂的「德國麻疹」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