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是曹操主動撤退

　　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國時期“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但赤壁之戰卻也是一場爭議頗多的戰爭，甚至有人根本否認這一戰事存在 。反駁這一說法的文章僅僅滿足於證明這一戰爭的進程符合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的描述 。其實，尹文中有一條重要的論據：在參加赤壁之戰的曹方將領的傳記中，找不到他們在這場戰爭中英勇作戰的記述。反駁的意見是：這是中國的著史傳統，凡傳記主人翁打了敗仗，一概不記。反駁意見是難以服人的。傳記主人翁打了敗仗固然不應記載，但在主人翁在逆境下頑強奮戰的經歷卻是必須記載的。當陽長阪劉備慘敗，但張飛“將二十餘騎拒後” 、趙雲“身抱弱子，... ...保護甘夫人... ...，皆得免難。” 卻都赫然在記。難道曹軍將領中就沒有一位做出過與此相當，甚至更大的貢獻嗎？
是的，赤壁之戰中，曹軍將領沒有一位曾經英勇作戰過，因為他們所領受的任務不是作戰，而是撤退。
　　先說一條史實：“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並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兵至新野，劉琮派人持漢節向曹操投降。曹操“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見劉備已經南撤，於是親自與曹純、文聘共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於當陽縣長阪將劉備擊敗，隨即進駐江陵 。這時，曹操的主力位於襄陽，橫野將軍徐晃部“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後勤輜重則還在新野到襄陽的道路上。襄陽是當時荊州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如果單從“兵貴神速”的角度考慮，以襄陽為基地，讓部隊沿漢水直下夏口，既方便又省時。但曹操卻沒有這麼辦，而是把部隊先集中到江陵，“自江陵征備” 。也許曹操是這樣考慮的：首先，江陵位於長江邊，把主力集結於盡可能靠南的江陵，有利於對荊州南部各郡形成威懾，可以配合劉巴的招降工作。其次，從江陵出發可以形成夾江而進的勢態，使長江天塹的防禦功能不復存在。如果從襄陽向夏口進軍，雖然對於奪取夏口有利，但卻使自己的軍隊偏處長江北岸，如果孫、劉讓出夏口而退到江南，據長江與之對抗，戰事一時難以解決。但奇怪的是，曹操花了大量精力把部隊從襄陽集結到江陵，目的之一就在於取得夾江而進的有利勢態，他理應為保持這種勢態而竭盡全力。但事實卻是，“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為了一個不大的前哨戰失利而主動放棄了他曾竭力爭取的優勢態勢。這是為什麼？
　　有人解釋說，這是因為荊州新附，曹操立足未穩，故不敢在江南決戰 。熟悉軍事的人都知道，“夾江而進”與“在江南決戰”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戰役層面，後者是戰略層面。對於夾江而進的大軍來說，長江不是天塹，而是一條便利的運輸線。即便為了回避在江南決戰，也沒有必要放棄夾江而進的戰役態勢。
　　那是為了集中兵力，形成拳頭？按周瑜保守的估計，“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 ...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 ，總計也有二十三四萬。如果兩岸兵力平均分配，以一側的兵力，已經對周瑜三萬人形成了絕對優勢；更何況，水上作戰，軍隊分處兩岸，就如同陸上作戰，部隊分為左右兩翼，只會起到相互呼應的作用，斷不至於有分散兵力之弊。更何況，從戰場容量的角度考慮，曹操此時的兵力已經超飽和。
　　或者曹操膽寒了，他要撤回北岸，借天塹阻止周瑜進攻？首先，在這次前哨戰失利中，曹操的損失微不足道，雙方力量對比根本沒有發生變化，曹操不至於因為這次失利而膽寒。其次，如果打算防禦，當然是在江陵周圍進行更為有利，在敵人的勢力範圍內遂行戰略防禦是說不過去的，而從史書中找不到曹操有考慮過撤回江陵的任何跡象；如果他真的想撤回江陵，兩岸交替掩護也比偏處一岸對撤退更有利。第三，即便曹操突然發現情況不對，想就地進行防禦作戰，有一支部隊在南岸，至少也可以起到壓縮敵軍的進攻空間，牽制敵軍行動的作用，對完成防禦更有利；沒有理由認為北岸的兵力連遂行防禦作戰也不夠。
　　我認為，有一種解釋是合理的：曹操準備撤退，而且不是撤到江陵。他把部隊集中起來不是為了投入戰鬥，而是為了帶著他們悄悄地、遠遠地離開！多數研究者都認為，曹操赤壁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因驕傲而輕信黃蓋的詐降，因麻痺而疏於防備吳軍縱火 。
　　讓我們回顧一下這段歷史記載：“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
　　“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敕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
　　黃蓋是孫堅起兵時的舊將，時官居丹陽都尉(丹陽郡軍事主官)，是東吳集團的重要將領。這樣一員大將的投降理應作為一件重大的軍國機密來處理；曹操“見行人，密問之”，還是很謹慎的。但到了黃蓋偽降至曹軍水寨時，“曹公軍吏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顯然，這一消息已經為軍營上下所周知，而且官兵們像看熱鬧似地圍觀起來(這本身也很奇怪。士兵怎麼能離開自己的執勤位置，到處亂跑呢？難道一向嚴於治軍的曹操連軍紀也鬆弛了？)。
　　其次，眾所周知，陣前受降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必須做出周密的安排。但曹操對於黃蓋的來降，既不派出接應部隊以應付可能的追兵，又不派出聯繫官員以指示降軍的集結地點和行軍路線，聽任黃蓋直沖向自己的大營——即使是真降，這麼做也是不允許的。無疑，曹操，連同他的參謀們一起發瘋了。
　　但如果曹軍撤到江北是曹操準備撤軍的一個步驟，那麼曹操有意散佈黃蓋來降的消息則是一步妙著：由於時間緊迫，曹操沒有時間去判斷事件的真偽，把這一消息擴散出去，必然會傳到東吳的耳朵裏。如果黃蓋沒有因此而被殺，那麼證明所謂投降不過是一個陷阱；如果黃蓋是真的投降，由於曹操已沒有時間接受他的投降，讓東吳殺掉他，也是替曹操解決了一個有力的對手。
　　誠然，沒有任何一個統帥在戰爭一開始就急於撤退的。但曹操似乎不同。讓我們再重新讀一遍魏國官方對此事的記載：“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司馬光受《後漢書》的影響，在《資治通鑒》中假定曹操在十月出兵赤壁，按《武帝記》，這並不準確。《武帝記》的記載十分明確：“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曹操從江陵出發是在十二月，原因是“孫權... ...攻合肥”。
　　曹操進至江陵後，做了三件事：安民、獎功、與劉璋談判。這三件事，哪件也不輕鬆。這麼些事，只用一個月的時間是絕辦不完的。尤其是劉璋遠隔千里，使臣往來一次耗時不少，曹操竟然能迫其“受徵役，遣兵給軍”，絕非易事，一個月內斷不能完成 。而戰事一但開始，這些事大概不可能分心去考慮了。還有，黃蓋判斷說：“寇眾我寡，難與持久。”雙方在赤壁對峙兩個月以上也是不可能的。赤壁之戰必定是速決戰。
　　《武帝記》中記載曹操出兵的原因是“孫權... ...攻合肥”，值得重視。曹操本來是想在江陵停留一段時間，把荊州安頓好；但孫權一攻合肥，就把曹操的步驟給打亂了。
　　揚州在豫州南面，揚州北部曾是袁術地盤。袁術失敗後，曹操的政治影響也從未到過那裏。和司隸、雍、涼等州一樣，那是一個“草頭王”當家的地方，幾乎是一個政治真空。早在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之際，孫策任命的廬江太守李述殺了揚州刺史嚴象。當時任“司徒掾”的劉馥被認為“可任以東南之事”，當上了揚州刺史。劉馥上任後，改以合肥作為自己的州治(原州治在壽春)，並“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油數千斛，為戰守備。” 合肥是當時東南方面唯一的戰略屏障，合肥一旦失守，曹操的大本營豫州就直接暴露在打擊之下，而他的主要軍事力量則還遠在荊州。所以，當曹操得知孫權有進攻合肥的模樣時，他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通過孫吳方面的記載，我們現在知道，所謂孫權準備進攻合肥的消息並不準確。孫權集結十萬大軍的直接目的是作為二線力量抵禦曹操而不是進攻合肥。後來孫權進攻合肥是看到周瑜在赤壁已經取勝，曹操沿江東進的威脅解除後才採取的軍事行動，帶有很強的投機性質 。但曹操當時所掌握的情報，他所處的地位和所肩負的責任卻不容許他在合肥的問題上冒險；單單是合肥附近集結著一支十萬人的敵軍就足以使他為他空虛的後方擔憂了。我想，他的第一反應是：必須馬上做些什麼!
　　據史書記載，曹操採取了兩個措施：一、立即從江陵東進，威脅以沖入江東，借此牽制孫權的行動；二、派將軍張憙率騎兵一千馳援合肥。
　　後世對曹操派出張憙增援合肥一事重視不夠，也沒有把它與赤壁之戰的全局聯繫起來。這一是因為張憙本人是一個無名小卒，他的動向沒有人關心；二是因為從一支二三十萬人的大軍中抽出一千人似乎是一件無關全局痛癢的事。要知道，曹操抽出這一千人不是別的，而是一千名未生病，有戰鬥力的騎兵。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是帶有戰略打擊性質的重要陸上突擊力量。曹操五千騎兵能在長驅三百里後，迅速擊敗劉備的主力，其戰鬥力可見一斑。在遭受疾病困擾的情況下，讓張憙帶走總共五千名騎兵中有作戰能力的一千名，不能不說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其次，曹操從江陵東進是為了應付合肥方面的威脅，而不是攻佔江東。這是一個重要的假設。我認為，只有把赤壁之戰放在“合肥受到威脅，而這一威脅對曹操集團是致命的，必須立即加以解決”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曹操在赤壁之戰中的諸多行為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換句話說，赤壁之戰不應認作是孫、曹兩家的一場主力決戰(事實上，參加戰鬥的周瑜部隊三萬人也不是主力，孫權主力十萬人由孫權控制著，位於周瑜的後方——可能就在柴桑。這支部隊後來被拉到了合肥)，而是曹操為了將主力退出荊州而採取的一個預備戰役。
　　第三，曹操在赤壁之戰後，於“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這也很說明問題。曹操既沒有在江陵進行防禦(曹仁一支分隊就能在江陵堅守一年，如果曹操將主力留下，荊州完全應該能夠守住)，也沒有如敵人所猜測的“引軍歸鄴” ，而是轉向譙，明顯帶有加強東南方面防禦力量的考慮。
　　那麼，曹操為什麼不直接從江陵回撤，而要先打一仗再撤呢？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的荊州的政治形勢是促使曹操這麼做的原因。如果曹操直接從江陵回撤，甚至哪怕把危急的情況洩露出去，被武力壓制的荊州反曹力量將得到鼓勵，立即出現反彈，荊州將得而復失；甚至連撤軍行動本身都可能難以完成。如何能順利地、最大限度地調出深陷荊州泥潭的主力呢？我認為，曹操的策略是可取的：立即向江東進攻，並以荊州軍打頭陣。一則吸引各方注意，既牽制孫權在合肥方面的動作，又有利於自己調動軍隊；二則讓荊州軍與孫權軍互相削弱，最大限度地保證荊州的安全。
　　有一條史實歷來未被歷史學家所重視，甚至在探究曹操失敗的教訓時也未提及。“劉表治水軍，蒙沖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 。要知道，蒙沖鬥艦是一種大型軍艦，孫權攻打黃祖時，“祖橫兩蒙沖挾守沔口，... ...上有千人” 兩艘蒙沖就可以容納千人，千艘能裝載多少人？50萬！
　　應該指出，黃祖使用蒙沖不是用於水戰，而是以其為火力點進行防禦，他在兩隻蒙沖上配署千人的前提是船被錨住，一旦砍斷纜繩，“蒙沖乃橫流”，船就翻了。 但即便按額定兵員只有此數的一半計算，一艘蒙沖鬥艦也可以載兵250名，千艘就要25萬。荊州軍不過“帶甲十餘萬” ，攤到每艘船上也就100來人，還要有人劃槳、掌舵，這種大型戰艦的作戰威力最多發揮出1/3。
　　尤其應該說明的是，以長江水域的“戰場容量”而言，根本容不下千艘大型戰艦作戰。周瑜敢拍胸脯保證“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 ，也是考慮到了戰場容量這一問題。曹操的這一做法，相當於把千軍萬馬塞進了一個小胡同。事實上，周瑜只派出了“蒙沖鬥艦數十艘” 就打敗了曹操。對於這樣大型戰艦正確的部署應該是將它們分成若干戰役集團，每個集團配屬以數十艘大型艦隻和必要的輔助艦，前後間隔幾天的路程，次第前進。但曹操計不出此，讓所有主力戰艦首尾相連，在江面魚貫排開，結果黃蓋一把火就把它們完全燒光了。赤壁這把火取得如此輝煌的戰績，曹操犯下的這個極其低級的錯誤，功不可沒。
　　戰場容量基本上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不需要什麼軍事天賦或雄才偉略，飽有戰爭經驗的曹操卻犯了這麼一個低級的錯誤，實在令人不解。戰場兵力本來就已經超飽和，曹操卻還把南岸的部隊撤到北岸，如果單從“作戰”考慮，這根本不是“集中兵力”，而是架屋疊床。如果不把曹操的行為解釋為“發瘋”，他之所以要把千軍萬馬塞進一個小胡同，而且塞了又塞，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借刀殺人，而且唯恐殺不絕。
　　曹操難道不擔心自己的部隊也同樣遭受損失嗎？不擔心，因為曹軍基本上沒有與荊州軍混編而出現在赤壁，他們當時主要位於巴丘附近。我們知道，曹操是在巴丘派出張憙的騎兵的。魏國方面的史書還記載，“於巴丘遇疾疫，燒船” ，而不是在赤壁。這表明，當赤壁發生戰事時，在巴丘也還駐有曹軍。曹操把千餘隻大型戰艦全部派上前線，加上必要的輔助船隻，它們所需的泊位就長達數十公里 (不是每一處水域都適合停泊這種大型戰艦)，以荊州軍突前，曹軍拖後數十公里，甚至一兩天的(水)路程，不至於引起太多的猜測。前面提到的黃蓋詐降時，曹軍中出現圍觀的反常舉動也有瞭解釋：他們根本就不是曹操的軍隊，而是荊州士兵。
　　讓我們看一下《三國志》所記曹魏方面參加荊州行動的官吏、將領在這期間都做了些什麼。
　　《曹仁傳》：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
　　《曹純傳》：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阪，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
　　《賈詡傳》：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田疇傳》：從征荊州還... ...
　　《樂進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郡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 ...
　　《徐晃傳》：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滿寵傳》：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
　　《文聘傳》：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趙儼傳》：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硃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
　　《趙儼傳》所列七將，馮楷、路招無傳，其餘五將這時期前後所記事如下：
　　《于禁傳》：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 ...
　　《張遼傳》：時荊州未定，複遣遼屯長社。... ...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牛蓋等討蘭。
　　《張郃傳》：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
　　《朱靈傳》注引《魏書》：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 ...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
　　《李典傳》：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 ...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
　　所列14名高級官員、將領，無一例外都沒有提到哪怕一句參加了赤壁之戰。這似乎表明他們並未出現於赤壁，位於赤壁的主要只是荊州水軍(可能有部分曹軍低級人員在其中)。令荊州軍突前，曹軍殿後，這種安排是別有深意的。首先，它使曹軍的調動不易為荊州軍察覺，不致引起荊州軍軍心動搖；其次，曹軍集中配置在荊州軍的後方，便於震懾荊州軍，使其不敢輕舉妄動，而一旦荊州軍發生異動，也便於彈壓；第三，武力督戰，逼荊州軍與孫權軍死拼；第四，使曹軍可以避開孫權軍的突然打擊。更何況，在孫權實施打擊前，曹操還有時間把分散在荊州軍中的曹軍集中起來。他把南岸的部隊撤到北岸，也有這一層意思。
　　趙儼所護七軍的動向值得注意。這七軍中有五軍的將軍是曹操集團的重要將領，外姓“五虎將”于禁、張遼、樂進、張郃、徐晃，有三人在這支隊伍中，朱靈、李典也是曹操集團的名將，這支部隊當是曹軍精銳，他們的動向直接反映著曹軍的主要戰略方向。他們參加的討管承、梅成、陳蘭的戰役，傳記多所記述，甚至于禁被梅成詐降這樣不光彩的事也在《于禁傳》中詳細記述；相反，傳記中卻沒有他們參加赤壁之戰，甚至沒有到過荊州的任何記載。這是耐人尋味的。“五虎將”中另二人樂進、徐晃我們知道後來留守荊州 。我懷疑，所謂趙儼所護七軍，當是率先撤出荊州，轉進合肥的部隊——他們隨後也的確出現在那裏，並執行了主要作戰任務。為了不引起政治上的混亂，他們所執行的任務是秘密下達的，官方檔案中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故傳記中沒有記載。對於趙儼，官方檔案也只有有關人事任命的指示存檔，而沒有記載他所承擔的任務；而如果不是離開曹操去執行特別任務，曹操斷無必要作出這一任命；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在赤壁之戰後跟著曹操到揚州的，而是一支獨立的軍隊。曹純是跟著曹操撤退的，故在他的傳記中記道：“從還譙。”曹操對他的行動保密到滴水不漏的程度，連賈詡都不懂曹操的意圖，對他東下說三道四。
　　最後，還得說說“華容道”：“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把這段記載作為曹操慘敗證據的人都忘記了，一支數十萬人的大軍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用這種方式通過華容的。大軍有組織的撤退至少必須分成前鋒、後衛、中軍主力和後勤部隊等幾個分隊次第而行，否則就形成了潰散。以這樣的方式行軍而又不出現潰散只能出現在一支小股部隊中。我認為，這只部隊當是曹操率領的後衛部隊 (可能就是分散在荊州軍中的部分部隊)，他的主力已經在這以前順利撤走了。
　　曹操把荊州十萬大軍全部裝船，順江東下；讓自己的精銳以作戰的名義集結起來，由趙儼率領悄悄離開；又把自己的精銳騎兵一部交張憙率領，兼程趕往合肥。到了巴丘-赤壁一線後，曹操再次把剩下的部隊集中起來，秘密撤回江陵；待孫權全殲荊州軍後，即領著後衛部隊破壞掉剩餘的戰艦，從華容撤到江陵。略作停頓，即率領全軍主力退往譙縣。這就是曹操在赤壁的所作所為。至於周瑜的一把火，只不過幫助曹操順利地完成了殲滅荊州軍的任務罷了!
　　曹操後來說：“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後人認為這是曹操遮羞自解之辭 。但曹操這封信是寫給孫權的，而當時距赤壁之戰不遠，三方當事人俱都健在，如果曹操是完全不顧事實睜眼說瞎話，那豈能遮羞，簡直是自取其辱。事實上，連敵方也承認，當時“公燒其餘船引退” 。
　　聯繫到前面所提到的種種跡象，“赤壁之役”曹操的確是“燒船自退”，原因是他要迅速撤出部隊拱衛首都；所謂“值有疾病”那不過是曹操的一個藉口罷了。士兵有病，放在後方江陵養病即可，犯不上把他們帶到前線作戰；即使帶到前線，也完全可以安排他們承擔後勤雜務，而不必出征作戰，對戰鬥力的影響並不大。疾病流行，最多只是撤軍的一個不太重要的原因而已。
　　但曹操也沒有完全說實話，赤壁之役還斷送了荊州部隊。此戰之後，“帶甲十餘萬”，“蒙沖鬥艦，乃以千數”的強大軍隊蕩然無存，荊州元氣大傷。直到建安二十年，鎮守荊州的關羽所轄部隊也只不過“號有三萬人” 。
　　翦伯贊先生曾說：“對於曹操來說，戰爭就是他的詩歌，他不會在強度長江的號角聲中，失掉節奏的。” 但此前，我們在赤壁之戰所看到的曹操，卻是一個舉止失措，蠢笨不堪的愚夫形象。而一旦把赤壁之戰放到合肥受到威脅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我們馬上重新看到了一個精明、狡詐，以致心狠手毒的形象，這正是我們熟悉的那個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