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疇與張魯的「烏托邦」實驗

　　人一生都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不管大家對「美好」有多少種定義。所以政治上有「理想國」、「烏托邦」，宗教裡有「天堂」、「真空家鄉」。本來，這些都是「美麗的想像」，但卻有人想將它實際化，田疇、張魯便是一例。
　　西元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英國大法官托馬斯‧莫爾在倫敦塔被推上了斷頭台。他自己從容地用頭巾蒙住眼睛；那一瞬間，不是死神出現，而是他二十年前就夢想到的那個新月形島國浮現了。在那裡，沒有剝削壓迫，沒有私人財產，人們像一個大家庭那樣愉快幸福地生活著。
　　他把那個夢中的島國叫做「烏托邦」。
　　這其實是個很古老、很古老的夢，人類已做了幾千年。
　　二十世紀初，出身日本貴族的自然主義作家、武者小路篤實又提出一套所謂「新村主義」的理想。其出發點是：不滿意現有的不合人道的社會制度，幻想脫離這個社會，另行開闢一塊小天地，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個個幸福、互助友愛的理想新社會，從而在日本發起所謂的「新村運動」。
　　其實，這場二十世紀初的烏托邦運動，倒並非純粹「舶來」，考之中國史籍，將發現古已有之。
　　《三國志‧魏書‧田疇傳》記載了田疇的一場烏托邦式的「新村運動」。田疇是幽州右北平無終(今河北省東北部)人，曾受聘做幽州牧劉虞的使者，赴京城長安。等他回來，劉虞已被公孫瓚所殺，田疇不顧公孫瓚的迫害，到劉虞墓前痛哭祭奠一番後，率宗族及其他附從者數百人入徐無山(在今河北玉田縣)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不久，漸有百姓來歸，數年間增加到五千餘戶。田疇與他們相約制訂了殺傷、犯盜、諍訟之法二十餘條，同時又制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當時，山外是群雄紛爭，列強割據，而徐無山中卻是道不拾遺，一派世外桃源的味道，連烏丸、鮮卑等北地少數民族都派代表團前去參觀取經，並遣使貢物。袁紹、袁尚父子幾次派人來招，授田疇將軍印，但田疇終不肯出山。後來，曹操北征烏丸，田疇卻馬上投到曹營，給曹操做嚮導去了，「新村運動」於是宣告結束。
　　《三國志》是官修正史，晉臣陳壽自然要為曹魏說話，所以只道田疇投曹不投袁是他有知人之明，然而我總覺得不太合情合理。田疇出山投曹，未必如書上講的係「出於自願」，恐怕一是在曹操的高壓之下，二是他的「新村」實際也「運動」不下去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無獨有偶，三國時的張魯在漢中推行的也是這麼一套「烏托邦」政治，只不過他還加入一些宗教成分而已。
　　張魯是沛國豐人(今江蘇省豐縣)，張家從他的祖父張陵(後世往往作張道陵，又叫張天師，並視之為道教的教祖)這一代起，就一直客居四川，學道於鵠鳴山中。後來，他們自己創立了一種宗教，凡百姓願受道者，須出五斗米入會，故稱「五斗米教」。這個「五斗米教」其實與早年黃巾軍張角兄弟用的「太平道」是一脈相承的。張魯之「五斗米教」也無非教人以誠信不欺詐立世，但他開創的「群眾性醫療運動」卻頗有些意思︰凡有人生病，張魯遂將病人引入靜室，令其思過，發誓改悔，然後要他們寫署上自己姓名的「悔過自新書」，一式三份，稱為「三官手書」，一份置於山上，獻給天神；一份埋於地下，獻給地神；一份沉於水中，獻給水神。之後，給他們喝符水，祈禱治病。張魯自號「師君」，在教團中設祭酒、奸令、鬼卒等役職，初來學道者均名之曰「鬼卒」；「祭酒」有點兒像宗教團體裡的「指導員」，專管信徒學習《道德經《；「奸令」則類似「巫醫」，專司用咒術治病。
　　張魯還讓他的祭酒們在交通要道設立一種稱之為「義捨」的免費旅店，店中備有米、肉等食物，供過往客人免費享用。這種「上飯鋪吃飯不要錢」的做法，更開了文革時期大陸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不過張魯對他的「人民公社」容易出的漏洞還是有所認識的，所以他在開「公共食堂」的時候，為了怕人多吃多佔，特地在教規上加了一條，說「人若食用過量，鬼能使其生病」。總算沒碰上像薛仁貴那樣一天吃一斗米的朋友，「公共食堂」幸喜沒有倒灶。
　　張魯還通過其母與益州牧劉焉(劉璋之父)過從甚密的關係，從而登上政治舞臺，後來甚至在漢中(今四川南鄭縣)自立為王，建立一個宗教王國。
　　就像田疇的「新村」最後發展不下去一樣，張魯的「公社」終於也破產了。因為教外人士對他這種「烏托邦」的試驗都不能理解——比方像馬超這樣的勇將投過去，你讓他做個「祭酒」，他還搞不清楚這是個什麼官，能樂意嗎？這樣自然就不利於人才的羅致，只能單純地依靠教眾，從而使他的政權越來越成為一種純宗教的愚昧組織。建安二十年(215)，張魯遭到曹操的討伐，最終因實力不如人而投降。他自己逃跑時，還將許多裝有金銀財寶的倉庫封存起來，說這是國家的財產，個人不能侵吞——「烏托邦思想」還是很濃。
　　一切絞盡腦汁的設計和試驗最終都化成了泡影，政治其實並不能依靠個人道德的自覺性；一切溫和的改良終究抵不住革命的疾風暴雨，曹操對烏托邦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