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杜月笙的凄涼晚年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1951年8月16日),原名月生,後因國學大師章太炎建議,改名鏞,號月笙,典故出自“周禮太司樂疏”: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近代中國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也是20世紀上半葉上海灘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以前我們看到的大多是被醜化了的杜月笙,筆者通過大量文史資料,試對杜月笙的凄涼晚年作一真實的披露,把他的是非功過,留給讀者評說。
蔣介石軟硬兼施
杜月笙避難香港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是“風吹新綠草芽青,雨濕輕黃柳條潤”的景致。可是四周隱約傳來的隆隆炮聲,打破了尋春人的悠閑心境。國民黨軍隊行色匆匆,一路擾民而去,明顯暴露出兵敗如山倒的恐慌氣氛,這座遠東最大工業城市,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這天夜裡,上海灘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傷的獨包一艘荷蘭輪船“寶樹號”,攜妻妾、子女、朋友和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去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堅尼地台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復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後,他整日蝸居於此,幾乎是足不出戶,直至他病死為止,未曾挪過窩,就住在這三房一廳的狹小空間裡。
當初,蔣介石去台灣前,曾在上海復興島召見過他,再三拉他去台灣。杜月笙知道老蔣的用意何在,讓他留在上海,蔣介石決不放心。但如果他說個“不”字,則後果不堪設想,甚至會遭來殺身之禍。於是搪塞道:“總裁的美意,月笙心領了。不過台灣的氣候潮濕,天氣又太熱,近來我的氣喘病又復發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療一下,再到台灣執鞭馬前,不知總裁肯否應允?”說完,故作氣喘吁吁。
杜月笙知道老蔣不會重用他了,現在如孑然一身隨蔣赴台,結局無非寄人籬下,勢如軟禁。但不去台灣,共產黨能容忍他嗎?黃炎培、章士釗等人都來做過他的工作,中共中央發自西柏坡的廣播,也天天傳到上海,說希望他能留下,協助維持上海的社會秩序,可以不計前嫌。可是,杜月笙仍心有余悸。
老蔣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計,於是丟下一句話:“哎,我只是不忍看著朋友都成為共產黨的刀下鬼,也決不允許任何人變節投敵!”
這句話份量很重,但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決心。
不速之客突來訪
青山飯店定妙計
這天,杜宅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來客姓陳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經營的上海銀行,首創一元起存,為中國最早的商業儲蓄銀行,因經營有方,資金從最初的七萬元,滾雪球般累積到上千萬元,後來這個金融奇才被美國人發現,再推薦給蔣介石,蔣就派他做與美國大財閥的聯絡工作,在國民黨內經濟界的地位僅次於宋子文等人。杜月笙雖是黑道頭子,卻最佩服這等人物,故在上海時就結為密友。
陳無事不登三寶殿,賓主落座。陳告訴杜月笙一個消息:昨天接北京來電,北京中國銀行已派人來港,要與杜月笙、陳光甫、張公權、宋漢章等金融界頭面人物見面。
“是否關於我們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聰明,一猜即中。
原來,杜月笙、陳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幾個金融界巨子,如張公權、宋漢章、李銘等,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這幾位金融界的巨頭,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大股東,至解放前夕,仍在該行內各有數目不等的股權。1949年他們逃離大陸時,也顧不上這筆股份了。此番中國銀行改組,要開股東大會,中共考慮到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邀請他們回北京參加改組會議。這批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問計於杜。
陳光甫說:“北京代表自然要我們回去開會,如何應付,請杜先生作主,總宜立場一致方好。”
於是,他重新摜出大亨的派頭,說:“公權,漢章、李銘都在香港吧?我叫墨林通知,大家晚上去青山大飯店聚一聚,議一議,怎麼樣?”
陳光甫自然稱是。
青山大飯店,酒過三巡後,對回北京參加中行改組會議一事,眾人仍無決斷,各人有各人的說法,有說不能去的,亦有人說去又何妨的。杜月笙還是老樣子,不先表態,也不插嘴,等大家議論得差不多了,才緩緩站起來說:“大家都是老朋友,應該采取一致立場,決不能鬧內訌、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話。”
眾人都說:“杜先生說得對。”
杜月笙稍沉思一會兒,接著說:“今天,我們都算是無家可歸之人,今後到底是去台灣,還是回大陸,還很難說,既然北京來人叫我們回去開會,這是給我們面子,順水人情不能不做,禮尚往來嘛。”
眾人琢磨著杜月笙的話,有些吃他不准:“你是說要回去?”
“不,尚未到回去的時候。”杜月笙擺擺手,眼睛往各人臉上掃過,胸有成竹地說,“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書,派代表去北京開會,如何?”
杜月笙這一兩全其美的妙計,確有高人一籌之處,為今後的進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彈丸之地,絕非長久居留之所,塵埃落定,葉落歸根,最大的可能還是回大陸。
國共力爭杜月笙
“中行事件”震中外
在這期間,老友章士釗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復向他宣講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舊顧慮重重。其實,中共對杜月笙的統戰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共高級干部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系,都於此際與杜有所接觸,並派金山、章士釗等人赴港,勸說他返回上海。早在抗戰時,杜已結識的潘漢年動員他返回大陸,說人民政府會妥善安排他的生活和工作。還托人轉告他說:“我們知道杜先生處境困難,但望勿再為蔣效力,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多多為人民服務!”
杜月笙表示,“向往有心,追隨乏力”,因身體原因暫不能回大陸,但在香港決不從事反共活動,也決不去台灣,並帶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門生服從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報效國家。從以後的歷史事實看,杜月笙確實說到做到,出口守信,言行一致。杜在上海的兒子杜約翰,也專程赴香港勸父親回來。杜的一個兒子,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時常往返滬港兩地,傳遞信息。
台灣當局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絕;無奈之下,他們擬讓杜月笙在港為台灣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請他為“救國公債節約儲蓄券港澳勸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想以杜氏之威望,幫蔣氏政權搜刮港澳同胞錢財,杜亦未答應。
後來,陸京士、吳開先等人也來看過杜月笙,車輪大戰一般,勸說他去台灣,結果也未能說動他。
平地起風波,已經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參加中行開會之事,因錢新之的出現,又差點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擺平。
錢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與蔣介石是密友,為蔣等籌錢款甚多。後來與杜月笙在上海、重慶等地合開銀行、公司,關系密切,幾乎無話不談,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間搞運輸業務,他也是“中國銀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外出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聽說老友杜月笙他們在商議赴京開會之事,便亦趕來加入,但一問明情況,竟又猶豫起來,不肯簽委托書。他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他說:“這一簽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種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諸人,也差點打退堂鼓。誰沒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著急,忙叫手下人去說服錢新之,結果未說動。他請錢新之出面,再召集眾人議一議,錢怕負“策動”罪名,亦不肯照辦。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瀾。
由於這段時間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復發,不得不聽從醫囑,臥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願此事半途而廢,更不願說過的話作廢。他叫萬墨林打電話,約錢新之等人來家中協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對大家說:“我輩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壽,彼此相處數十年,目前行動難道不能一致嗎?做人以義氣為重,我主張大家一起簽名,任何危險,共負之。”
語所極其沉郁,為眾人多年所未聞。
錢新之沉默之後,揮淚說:“我豁出去了,大家就聽杜先生一句話吧。”
杜月笙關照,為了諸老的安全,此事暫時保密。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過了不幾天,這個消息已傳得紛紛揚揚。本來,實際情況是無所謂的事,不料卻震驚了海峽對岸的中樞神經,蔣介石對杜月笙極為不滿,更是震怒,引發出一場轟動一時的大風波,史稱“中行事件”。
蔣介石惱羞成怒
杜月笙口述遺囑
“中行事件”以後,蔣介石氣急敗壞,惱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對杜月笙不斷進行“神經戰”(造謠誣蔑),並派遣特務赴港直接予以威脅恐嚇,這些手段
1951年4月12日,對杜月笙來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24年前,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中,杜月笙充當了劊子手屠殺了許多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隨著這一天的臨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陸方面有何舉動。
一天,台灣方面忽然派人來到香港,給杜月笙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上海人民將於四·一二政變紀念日,舉行清算大會,屆時將公審黃金榮、杜月笙、楊虎等凶犯,黃楊兩人自然槍決,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執行,不如趕快動身去台灣,否則悔之晚矣。
言之鑿鑿,聞者驚心。
杜月笙忙問:“此說可靠否?”
“絕對可靠,系大陸上層人士絕密傳遞之情報。”來人又稱,大陸已派暗殺團來港,若無法押解其回上海,則就地予以處決。
杜月笙雖然與中共有秘密接觸,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對他的態度,料想不至於此,但來人如此言之鑿鑿,杜月笙心裡不由得發毛。若翻老賬,他杜月笙的確是血債累累的,一連幾天,杜月笙輾轉床榻無法入睡,思慮著最終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經衰弱到了極點。
病魔纏身,沉痾難愈使杜月笙身體日益衰弱,每況愈下。幾位醫生先後前來論斷,結果大體相同:杜先生精氣神俱缺,恐非藥物能奏效耳。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昏迷過去,醒後即叫家人請來秘書胡敘五,說是要口述遺囑。胡來到後,勸他不要胡思亂想,但心裡也明白了老杜的確不行了。
杜月笙腦子十分清醒,他用嘶啞的嗓音,對眾人說:“你們看我這個樣子,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去了。趁現在尚有力氣說話,及早錄下遺囑,不要到時悔之無及。”
遺囑並未涉及政治,全是遺產繼承等家庭瑣事。杜月笙口述一陣後,叫胡敘五重讀一遍,然後掙扎著簽上自己的名字:杜鏞。老友錢新之、陸京土、顧嘉棠、吳開先、徐采丞五人,應杜之邀請,於遺囑上副署,監督以後遺囑的執行。
杜月笙立遺囑後,病情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體溫驟升,大口喘著粗氣,時而昏迷,時而蘇醒,開始進入彌留狀態。醫生說:“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腎、肝均發病,已呈總崩潰,回生乏術,只不過拖延時間罷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來,嘴巴嚅動了一下,想要說什麼,竟發不出聲音來,淚水倒先流了下來。
當天晚上,台灣內政部長洪蘭友奉蔣介石之命,專程從台灣飛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龍機場,洪蘭友馬不停蹄,驅車直奔杜府,進入病室,時已深夜。
洪蘭友此番來港,還帶有一個神秘任務,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遺囑”。他帶來了一份台灣方面擬定的所謂“杜月笙遺囑”,一再關照:“杜先生百年後,此份遺囑一定要立即見報。”這份所謂“政治遺囑”,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經過杜的同意,當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遺囑。該“遺囑”開首第一句,便是“匪禍中國……”接下去全是胡言亂語,無非是杜月笙追隨蔣介石數十年,一貫效忠“黨國”,與共產黨“不共戴天”,為未能親見台灣復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深為遺憾,死不瞑目雲雲。
杜月笙死後,刊載於大小報刊的“政治遺囑”,卻與洪蘭友帶來的這份東西有很大出入,語氣委婉了許多,雖然也同樣未經杜月笙過目。
1951年8月16日下午,眾人正在杜府爭爭吵吵,哭哭啼啼,內室有人大呼:“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
大家一擁而進,見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著粗氣,眼見得就要上氣不接下氣了。護士急忙注射強心針,仍無效。正在手忙腳亂之際,有個無意中摸到杜月笙腳的人,突然叫起來:“哎!腳冰涼了!”
有人一看表,是4時50分。一代梟雄杜月笙,就此西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