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得以偏安的主因

　　自紹興和議後，南宋雖未能規復中原失土，但金國亦無法大舉南下，雙方形成類似東晉和苻秦、南朝和北魏相對峙的格局。南宋王朝之所以得以偏安江左，苟且偷安於一時，大致有如下之原因：
      (一)宋將義軍抗金：北宋滅亡後，金雖進佔北方大片土地，但各地義軍此起彼落，對金兵南侵之勢多所牽制。尤其是南宋抗金名將迭出，屢屢挫敗金人南侵之意圖，如韓世忠的黃天蕩大捷使金人不敢輕言過江，岳飛的郾城大捷使金兵聞風丟膽，虞允文的采石磯大捷阻止了金兵進一步南下。
      (二)金國統治未固：金人以偏處東北之小族，輾轉數年間而滅亡遼與北宋，一時未能完全鞏固其對北方中原廣大地區之統治。故先立偽楚、後立偽齊作傀儡政權，使其經營河南，而自己則專營河北。偽齊緩衝國之設置，使南宋得獲喘息之機。北方義軍的抗金鬥爭，也使金國統治不穩，對南宋有所顧忌。同時、金國後來又內亂迭生，大大削弱了它自己的力量。
      (三)蒙古威脅北方：金國後期，蒙古勢力已崛起北方，屢敗金兵。金國既有後顧之憂，忙於自保，更加無力向南進侵。
　　在論及歷史上的南北對峙時，人們對東晉、南朝以及南宋的實力往往估計過高，故為其北伐的「功敗垂成」深感惋惜，對其君臣的「苟且偷安」大加貶抑。誠然，南宋等偏安王朝君臣之醉生夢死、苟且偷安固值否定，宋高宗為了「戀位」而不願「還我兩宮」尤值批判，唯歷史上南渡諸王朝還不是完全不願收復失土、擴大權力的，故有屢屢北伐之舉。不過當時北方異族的勢力正方興未艾，一時難以阻擋。正如中外一定歷史時期內，野蠻民族常會戰勝文明民族，要待前者被後者所同化，文明民族方得重新大顯身手。
　　以中國而論，中原及江南地區漢族政權的主要敵人，一向來自北方。自古以來，北方末開化的戎狄、胡族在一定時期，常常會造成對中國本土的嚴重威脅，甚至滅亡了漢族中央王朝。例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的突厥，兩宋時的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明代的滿洲(即女真)。匈奴族之滅西晉，女真族之滅北宋，蒙古人之滅南宋，滿洲人之滅明朝，均為歷史上有名之事件。中國北方之戎狄，不僅在中華歷史上稱雄於一時，就在世界歷史上也曾居於顯赫之地位，北匈奴西遷後曾迫使西羅馬帝國乞和納貢，滅亡東羅馬帝國的是西突厥的後裔，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使歐洲各國驚呼為「黃禍」。
　　及至近現代，雖然歷史條件已有變化，但中國的主要敵人往往仍來自北方(如日、俄)，鴉片戰爭時英國等之來自海外僅屬一時的現象。因此，中國歷代對於首都的選擇，同防禦外患的成敗，關係至大。一般來說，凡盛朝多將首都定於北方，即使遷都也不會太過偏南，只有定都於北方才可把京城衛戍同北邊防禦的雙重部署結合起來，既免分散兵力，又可保持對外敵的高度警惕。西周、西漢、唐朝均以長安為都，一旦形勢有變才退而求其次，遷至洛陽，元、明、清則均定都於北京。有趣的是，凡非以長安、北京為首都的，都遇到或大或小的麻煩，例如晉朝由定都洛陽而南渡及建康，北宋由定都開封而南遷至臨安，亦即均以貧弱的王朝而無力抵禦外患，終於演成偏安之格局。至於後來的中華民國，也將主力部署於首都南京一帶，造成日本從東北、華北乘虛長驅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