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恥的“天朝”：兩萬余華人海外被殺竟然默認

　西班牙人開發南洋，主要利用中國勞動力。徐繼在《瀛寰志略》中說，呂宋“地近閩疆，漳、泉兩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數萬”。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輸丁票銀五六兩”，交了人頭稅，才有居住權。

晚明時期，荷蘭人的船往來如“海上馬車”，頻繁出入于馬六甲海峽和台灣海峽，時人稱他們爲“紅毛”，是一群來自西洋的國家主義海盜。徐繼對他們的評價，比對西班牙人要高，他批評西班牙人“富而無政”，但對荷蘭人表示欽佩。他說：“荷蘭爲歐羅巴澤國，與魚鼈錯處，受水患最甚，享水利亦最優。”
　荷蘭人因“受水患”，而開辟國土，以共和制治理國土;因“享水利”，而開發市場，以股份制公司運作市場。他們既善于開辟國土，亦善于開發市場，因此，他們的國家主義，沒有被國土狹小所限，而以市場來放大，他們懂得市場大于國家。現代化的股份公司，就是由那時的荷蘭人發明的。

　　談荷蘭不能不談東印度公司，公司成立于1602年，代表荷蘭開展海外貿易，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會組成，各商會又含有若幹個人股東，初始資本爲 640余萬荷蘭盾，是世界上首家股份制公司。公司由董事會治理，可實際權力，則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組成的委員會手裏。委員會人員，其構成由股份來決定，沒有一個商會可以壟斷，每個商會派出的商船，其數量和規模，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

　　16世紀，英國人雖然打敗了西班牙，邁開了向全球擴張的步伐，但英國的資本主義還不夠發達，在17世紀英國革命以前，其發展還要受制于王權。而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共和國的兒子，資本主義的嫡長子，國會是它監護人，國家利益與股東利益一致，是國家主義而非王權主義引導了它的貿易。

　　起初，荷蘭東印度公司沒有分紅，而是按贏利情況，分配貨物給股東。有人要變現股權，這很自然，便將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發的交易方式。到了1608 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確認，在阿姆斯特丹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人們將資本主義理想，寄托在東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時，也將人性的貪婪押在了這支股票上，理想與貪婪一起推動股價上漲。從世紀初到世紀末，炒股成了荷蘭人的日常生活，錢多者買股票，錢少者買股票期貨，機會像太陽一樣，在交易所裏，每天升起又降落。

　　行走在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你會發現，17世紀的荷蘭人，不光是共和國的公民，還是東印度公司的股民，他們以對股票的無限希望，推動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海外擴張。

　　當時，唯一能制約荷蘭人在東方的海上霸權的，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中國，但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興起的中國民間海上力量——海商鄭氏集團。但是，對于民間海權，清朝視爲大患，康熙年間，三次遷界，從山東到廣東，沿海居住民都被遷走，寸板不許下水，片物不許越界，違者殺無赦。海禁，將中國民間海權連根拔掉，將海權拱手西班牙或荷蘭，是清王朝的一貫國策。

　　中國，從來就是由王朝和民間兩部分組成的，王朝有時能代表中國，有時不能代表中國。我中華曆數千年而不亡，就是因爲有著深厚的民間力量。

　　天朝棄民

　　馬尼拉是金銀集散地，華人不知金銀來路，以爲呂宋産金，便紛紛湧來采金，朝廷也派人來勘察，引起了一場大紛爭。對于這場紛爭的起因，《薄海番域錄》記載道：

　　萬曆三十年，有男子張嶷，稱呂宋機易山生金豆。朝廷聽說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時和與張嶷一道前往勘察。王時和等人到了呂宋，被西班牙人責問：“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樹?”王時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因此懷疑華人，以兵圍而坑之，死者二萬余，只剩了三百人。

　　出了這麽大的事，當然要有說法，結果，張嶷被處死，王時和被嚇死。這樣的大屠殺，如果發生在今天，就是反人類罪，要受到制裁，可那是強權時代，王權之刀殺向全世界，西班牙人從美洲一路殺來，本想把美洲據爲己有，結果把美洲殺丟了，本想把南洋據爲己有，結果把南洋也殺丟了!重商主義只要金銀，不要人心，更不在乎人命，這就是徐繼說的西班牙王國“富而無政”!

　　更爲可恥的是“天朝”，眼睜睜地看著兩萬多名華人被殺竟然會默認。明朝不出兵有三點理由，一是與呂宋曆來修好，不敢出兵;二是勝負難定，不敢出兵;三是斥責被殺華人多爲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

　　徐繼畲在《瀛寰志略》中提到一本書，名《海島逸志》，幹隆五十六年撰成，作者是王大海。王大海，漳州府龍溪縣人，應試不第，泛海至爪哇，徐繼說他“居噶羅巴十年，贅于甲必丹某之家”。“噶羅巴”泛指爪窪島;“甲必丹”，爲Kapitan之音譯，荷語爲Kapitein，漢語之意是上尉，普希金著名小說《上尉的女兒》，起初就譯作《甲必丹的女兒》，但它在這裏卻非軍職，而是荷蘭人以華治華，賦予華人的自治權力，類似地方總督。

　　王大海說，華人多“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而納賄和(荷)蘭”，求爲甲必丹。接著他描述了甲必丹的就職典禮：

　　“至期，和蘭一人捧字而來，甲必丹及諸人出門迎接。和蘭之人入門，止于庭中，露立開字捧讀。上指天、下指地雲：‘此人俊秀聰明，事理通曉，推爲甲必丹，汝等鄉音以爲何如?’諸人齊應曰：‘甚美甚善。’和蘭俱與諸人握手爲禮畢，諸人退，方與甲必丹攜手升階至堂中。”

　　這樣的場景，可謂其樂融融，中華禮儀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王氏身臨其境，因而有了“西洋荒服之國，競化爲鄒魯之鄉者”的美好感覺。這樣的感覺，自然要影響作爲讀者的徐繼了。

　　徐繼畲在《海島逸志》中還知道了另外一篇《噶羅巴紀略》。這篇紀略，在王大海往噶羅巴前就問世了，是在一種悲慘的氣氛中問世的，那時，這位作者“程君”，從噶羅巴回國已經四年了，噶羅巴發生了荷蘭屠殺華人的“紅溪慘案”，幹隆朝正在調查此事，作者來到京城，拜見了在翰林院做編修的同鄉蔡新，是蔡新要他寫了這篇紀略。在紀略裏，他認爲，慘案的發生，是由于“一二環狹之徒，不忍荷蘭之酷，倡爲首禍，激而成變”。因而他筆下，極言其慘，這與後來王大海的所見所聞差距很大，王大海婉言其“人情未盡”，大概徐繼有相似觀感，也就不再提及其人其文了。

　　對于荷蘭人，徐繼關注的是南洋海權，沒有提過慘案。慘案發生後，清朝的態度同明朝差不多，據說，幹隆皇帝以一句“天朝棄民”，就將那些慘死的華人打發了。徐繼對此不置一評，也許因爲是本朝之事，涉及到本朝皇帝，所以，他不能像對待明朝那樣，將本朝喪權辱國的形象晾出來。

　　他比那位“程君”看得更遠，知道慘案的根源，並非“荷蘭之酷”，而是中國喪失了南洋海權。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懂這一點，便戴了朝貢面具，讓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覺不到海權喪失。而荷蘭人卻扔了面具，使天朝特沒面子，所以，明朝對荷蘭格外警惕。

　　對于海權淪喪的指責，徐繼也只是針對明朝，沒有針對本朝。可他說的是明朝，心裏裝著本朝，他以明朝爲鏡，看的還是本朝。明朝外患是荷蘭，本朝外患是英格蘭，他寫晚明有一杆秤：明朝不行中國行!這杆秤，是否也可以用來稱一稱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