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順帝論述

元順帝值得我們在這裡特別提出討論，不是因為他之個性和作為，有特長之處，倒是由於他處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11個皇帝，第一個皇帝世祖忽必烈從他稱帝之日算起，在位34年（之先的12年不稱元朝）。茲後的9個皇帝一共只經歷了38年。而最後的一個順帝卻又在位35年。這35年內，元帝國由一個無可奈何的局面終至土崩瓦解。最後明軍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與其他幾個朝代類似。只是通常我們看到異族入主，北方的遊牧民族以強悍的騎兵南侵，所向無敵。這次卻以多數民族為主，以長江以南為根據地席捲華北。元將或死或降。最後順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開大都（北京）的建德門北奔，時為1368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兩年後順帝因痢疾死在內蒙古之應昌（多倫北），他的后妃皇孫全部被明軍俘虜，只有太子率十餘騎遁去。明朝認為妥歡貼睦爾在國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戰，而決心逃竄漠北，是為“順天命”，所以稱他為元順帝。 傳統歷史家以“朝代歷史”為著眼，順帝御宇的35年元朝的統治力量與威望都已江河日下，總不外“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必然後果，那麼也就沒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處了。我們不以為每一朝歷史盡是他朝之殷鑒。在前述特殊情形這下，倒也有機會看出中國傳統政治的真髓。而且失敗也不一定是由於錯誤，有時某種人文因素在某種環境之下注定的無法順利的展開。我們看到一個少數民族雖獲得政治領導權而不願遷就於多數民族政治體系之需要，其統治不能長久。我們雖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評這種體制（因為這是今日讀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一方面卻也領悟到當時限於組織上技術的能力，選擇的機會至少（不然我們就不能了解何以歷史不能縮短，何以中國不能超次越級立即進入現代）。 接著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設施，今日看來是極不合時宜的，而當日他偏要那樣做。也只有將隋唐宋元的歷史一口氣的看下去，才能體會到他的處境和我們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順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從順帝的本紀我們不容易看出他的個人性格。傳統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寫作一個典型的亡國之君的情勢。比如說：他喜歡田獵，有一次獵於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運氣之術”或稱“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筆記說他和喇嘛僧有公眾的淫行，甚至牽涉官員妻女。他也在國事蜩螗之際，於內苑造龍船，“帝自制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又造宮漏，“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宮女使用各種樂器，在贊佛前舞蹈，都是他“怠於政事，荒於遊宴”的証據。這種說法，與記載其他很多亡國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轍，其真假不論，只是要將元代之覆亡，歸咎於最後一個皇帝之缺乏道德責任感，就有歪曲事實的嫌疑了。 妥歡貼睦爾原來是元朝宮廷政治的犧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長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鮮北部的一個島上，次安置於今日之廣西桂林，他曾讀少量的漢文書，但根柢不深。1333年他13歲突交好運，被幾個權臣迎接出來做皇帝。但是起先7年他完全受制於立他的伯顏（很多蒙古人用這名字，此非滅宋之伯顏）以及當時的太后嬸母不答失里的勢焰之下。1340年他才利用伯顏之侄脫脫（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這名字，詳下）策動政變，將伯顏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從他的形跡看來，順帝是有權能的政客，適於生存，富於彈性，願意將就妥協，擅長利用一個人物或一種機構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種儀節，卻又經常出席經筵聽儒臣講解詩書。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佔上風，他卻援引一個漢人賀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賀說這些職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則賜賀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職位，並且詔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紀裡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辭。他對臣下的諫勸接納與否，也不追究進諫人，我們想像以當時宮廷處境之艱難，妥歡貼睦爾只能將就現實。他固然沒有領導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機警圓滑，也決難在位如是之久。 順帝的處境，簡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時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統與語言的完整，這在中國以小自耕農為社會主體，實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為行政工具的條件下，就已經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沒有種族主義的心腸，他的政策已經有了種族主義的後果。並且在無形之中，已經將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帶入大都的政治裡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選舉方式產生大可汗，也給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種不良的影響。忽必烈自己的稱帝，已經違法，以後皇位的繼承人也預先立為太子（甚至弟兄互為皇帝與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諸王具在，並且每年春夏要駐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堅決反對，即僥倖在位亦難長久。這也和專制時代天子出諸天命是人間最高的權威觀念相衝突。況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戶口錢糧，有下屬的職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門系之利益。這些條件都促成宮廷政治的不穩。順帝以前的9個皇帝之內，英宗和明宗被弒，順帝只9歲，在兵變時不知所終，寧宗只6歲，在位兩月逝世，至今歷史家還懷疑他死於非命。以上還沒有算到成宗與武宗間的安西王阿難答。他也和順帝一樣被簇擁到大都，只是剛稱攝政，還沒有做皇帝，就被執押解到上都見殺。 自從世祖忽必烈之後，元朝只有一個皇帝，有帶兵作戰的經驗，此即是順帝的祖父後來稱武宗的海山，他在1299年率領元軍到中亞細亞與窩闊台的孫子海都作戰。後者始終不承認忽必烈的元朝為合法，甚至元帝縱是中國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詳本書“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糾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後裔，一度將兩方之間70萬的人口驅逐到中國境內。海山鎮漠北之後兩年海都去世，他的聯盟瓦解，海山又繼續執行五年的掃蕩工作，永遠解除了元帝國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脅，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戰功者，產生了三位權臣。一是燕貼木兒，一是康里脫脫，而最後一位則是上述的伯顏，燕貼木兒和康里脫脫都是色目人，屬於中亞的突厥語系，而伯顏屬於蔑兒吉角氏，雖是蒙古人，不屬於元朝皇室的正統。在1333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經過很多的周折，可是這時康里脫脫已經早死，燕貼木兒雖然也參與擁戴順帝，而且將女兒立為順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卻在順帝正式登極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後，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顏的力量為多，因此伯顏成為順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權臣。 順帝登極不久，伯顏以太師為右丞相，封秦王（據說那天秦州地震），以後更廢左丞相，自此獨攬相權。德國漢學家Herbert Franke說：“他確定的是反對中國人的，因此他就與年輕的皇帝衝突，而皇帝倒傾向於臣下對中國傳統多少有些關心的蒙古官員。” 可是妥歡貼睦爾13歲做皇帝，15歲親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顏牽去處死，他的同情和傾向，在他登極首七年之內，也不會發生任何實質上的作用了。 在伯顏的主持之下，元朝廢科舉。這種公開的考試制度在元朝本來發軔已遲，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舉行，去開國已55年，並且其條制將蒙古色目人分為一科，漢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國3﹪，其分配名額倒有總數50﹪。並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數例外，一向都是蒙古與色目人包辦。至此連這種考試剛行20年，也一並停止，以後入仕祿除了少數由學校生員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勛績蔭官，或以吏員補官、或以衛士久侍近闥升官了。 伯顏又以漢人造反，重申漢人高麗人及南人不得執兵器之禁。《元史》說他曾提議殺張、王、劉、李、趙五姓人，讀來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確曾以順帝名義下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皆系漢人。漢人有官於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拘捕之法以聞。”而更不合情理的，則是他又禁漢人學習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規定：凡五品官以上所進表章都要以蒙古文為正本，漢文為副本。 伯顏於1340年敗後，他好多措施都被放棄，譬如科舉又已恢復。只是有些原有種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又如“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漢人死者，斷罰出征，並全征燒埋銀”。這類條文與元朝及順帝全始終。我們今日提出這些文件，也不專在替漢人鳴不平。（因為鳴不平沒有濃厚的歷史意義），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國官僚組織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們自己所作所為的真實意義。從長遠看來，要是蒙古人決定了他們自己統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應長久的保持，有如世襲的階級，則他們的政治體系也應當構成“封建”形態。這也就是說，自始就以地方分權的辦法，聽任宗室王子主持他們采邑內部各種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們供應軍事上的人員馬匹，並且按時進貢，然後各采邑才能徹底的舉行次層的封建，這樣才能將全社會構成一個金字塔的模樣，全民都有尊卑長幼的序次，而且通過遺傳，永不更動。更之地產也要與政權不相劃分，經理人員則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會的流動性搖撼全部體制。同是享有特權者，也各有他們在社會裡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紀以前征服西歐時，就用這種體制，產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維持好幾百年。可是事實上忽必烈的組織系統，又採取中央集權制，不僅地方政府分為路、府、州、縣，官員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裡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階武散官三十四階，依原則各官按品級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貴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設官分職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貴族出納款項的銀行。於是食祿的貴族全無責任，反因他們利藪之所在，開傾軋爭奪之門。 蒙古人傾向實際，不耐 心於中國傳統政治的道德觀念和抽象原則。殊不知官僚政治雖有無數矯揉偽飾的地方，其提倡對自身的約束和對人的揖讓卻並不是全部做作。並且這種道德觀念確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壓力沒有實際的區別。在當日無法將億萬軍民個別的管理得全無差錯的時候，這些抽象原則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視。最低限度它們維持官僚體制上邏輯的完整，間接培植著民間對朝代的信心。一般說來，蒙古人不能體會到這種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種行政工具﹔語言上的隔閡，無疑的有決定性的影響。即算對儒家思想最為崇重的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朝也不過由皇帝的命令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和《資治通鑒》譯為蒙古文。以雙方心理上和社會習慣上的距離之大，其隔閡不能因此彌補，當時漢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們不屑與之為伍的紀錄。其實官僚不能朗誦詩書，皇帝的聖旨以俚語抄傳，本身不一定成為行政上的差錯，但是集體的講則是這些因素在中國特殊的環境裡，構成統治者不能贏得被統治者自動合作的關鍵之所在，伯顏不過將這鴻溝更加顯明的公諸眾覽而已。 中國的好幾個朝代，都有“中興”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軍制和財政稅收，到中期已失時效，中興需要一番掙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過社會的中層（中國作家強調“士大夫”，外國作家則指名為“紳士階級”）才能透入到基層機構的民間裡去，這時候不是朝廷的一紙通令可以達到目的，也不是全靠軍事行動所能生效，民間對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這裡我們也可以斷言蒙古人的元朝沒有通信一辭。要不是過去的紀錄太壞，人心離散的話，順帝這一朝，有脫脫（此是伯顏之侄非康里脫脫）的領導力量，修遼金宋三史，修賈魯河，使黃河入故道，又有擴廓貼木兒的軍事領導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國珍降伏，恢復海運，看樣子並不是全無中興的希望。 順帝朝覆亡的近因，由於財政破產，政府所發的紙幣貶值，災荒時無法適時救濟。1351年農民叛變，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處，將南北的交通截斷，於是鹽徒張士誠乘機佔領東南產米的地區，海盜方國珍則阻止了向北的海運。元軍能作戰的只有孛羅貼木兒和擴廓貼木兒。後者原名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貼木兒作義子才取蒙古姓名。這時候元軍也就是就地招羅人馬、餉饋士卒、收納叛軍。孛羅和察罕又因爭山西的地盤內訌而動干戈。那原來以強悍稱的蒙古騎兵和探馬赤軍（蒙古以外的人種所組織）這時何在？一個最簡捷的答覆，則是幾十年來，他們只有特權，沒有經常的功用，大部人員脫籍改行，所存在隊伍也多虛籍，而且餉項也沒有經常的供應，不僅中國的腹地如此，內外蒙古的根據地也一時動員不起來。一個顯著的例子，則是農民軍有一支其領導人稱為“關先生”者，以遊擊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佔領上都，“焚官闕，留七日”，後來更入東北，至遼陽涉高麗，再折回又威脅上都，最後才給孛羅貼木爾南擊降，可是如入無人之境已6年。 元朝的最後十年內，宮廷多陰謀，能作戰的將領則被處死，也和多數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轍，最後只剩了一個擴廓貼木兒（他的名字意為青鐵），朱元境也稱他為“奇男子”，可是為時已晚，只能隨著“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於塞外。 中國的“第二帝國”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和隋的經營，有了唐朝的發揚光大，又經過五代十國的地方分權，和宋之再統一。元朝的試驗，又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性的結果。等到朱元境組織明朝時，他一方面好像行動自由，全帝國由他擺佈﹔一方面他的視界也仍受近千年來歷史衍進的限制，因之他的作為，也仍無法超時代的發展